本帖最后由 山夫子 于 2014-9-26 15:44 编辑
友高,一路走好!
刘继智
我和友高相识于1982年秋天,那时,他刚刚从吕王区下派到熊畈管理区当农技员,当时管理区的书记张孝忠,是个爱惜人才的人,又因为他俩都姓张,张书记对张友高也特别关照,每一次下乡,张书记总要带张友高一起去,有一次,他俩来到我们学校,我和张友高的闲谈之中,得知他也喜爱文学,于是我们的交往就从此开始。
张友高个头不高,稍胖,浓眉大眼,唇厚,话语之中明显带有很浓厚的桥店口音,拖音长,语速较慢,他说话的时候喜欢瞪眼睛,性格孤傲,话语幽默,但待人很诚恳,绝非圆滑世故那一类人。那个时候,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假,我回老家刘家河,路过熊畈管理区的时候,总要到他的寝室里坐一会儿,他住在管理区东北角一间较宽敞的屋子里,印象之中,屋子里除摆放着一堆堆的书报外,最显眼的是墙壁之上还挂着几幅柳长忠的书法作品,柳长忠那时在刘集管理区工作,和张友高的关系较好。
张友高的文笔洒脱大气,豪放自如,抒情笔调较浓。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在县市报刊发表几篇小说和诗歌,但读了他的文章,对他是钦佩的。记得他写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梁子湖之恋》,那篇小说我是第一个读者,这篇小说虽然缺乏一定的细节描写,但里面的爱情故事很感人,我问他:“你到过梁子湖没有?”他笑了笑说:“没有,瞎编的!”故事编得扣人心弦,语言也流畅,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张友高擅谈吐,不拘小节,大胆心细,为人较张扬,少谦虚,因为年轻气盛,又喜欢舞文弄墨,在别人眼中,自然有些不入流,有些倨傲不逊,那个时候,业余喜欢文学,常常会遭人非议,落得个“不务正业”之嫌,张友高从区委机关下到管理区,也是缘于这种性格。
那年春节,我去彭店看望好友肖鹏,路过桥店,顺便去了擂鼓冲他的家中,擂鼓冲没有几户人家,一问便到了,友高的父亲身体羸弱,言语短浅,他的母亲倒是很能干,不一会儿工夫,便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我和友高一边喝酒,一边闲聊,一直聊到下午两点,这才匆匆往回赶。
后来,因为他和我开了一场小小的玩笑,这玩笑虽然小,但让我郁闷了许久,我便和他来往少了,但对他一直都在关注之中。
那个时候,在张友高自己眼里,他可能有太多的不幸,但是在别人眼中,他却有太多的幸运,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他在熊畈管理区仅仅只呆了两年时间,友高便又一次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他就是当时任区委书记的但尔恕,但书记爱惜人才,他来到吕王不久,便把张友高调到区委办公室,后来,但尔恕当了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又把张友高调到县委组织部,再后来,张友高便主动要求到党史办上班。
这一切,可谓一路顺风,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但张友高做到了,可见他绝非是书呆子类型的作者。
1985年夏天,我去县里参加文学创作笔会,住在县一招,有一天中午,张友高拿着一大摞打印纸,是搜集有关徐海东童年故事的召集信,他还是那么健谈,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硬的给我们分派任务,我只好表面答应,但因为对徐大将军的童年生活并不熟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至今依然觉得过意不去。
我和友高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的秋天,那时我在孝感教育学院读书,友高和徐润来访,友高背着一个大旅行包,满头大汗,他是有事路过孝感的,我们吃了饭之后,一起到城站路溜达,一路谈笑,打趣语,友高还是那样语不饶人,他虽然比我小几个月,但俨然一个老大哥似的,我几乎只有听的份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友高便开始创作《徐海东大将》和《中原突围》,当时,电视剧仅仅只是初创阶段,但在我们县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山区里的文学青年,即使能够写出像样的电视剧,拍摄也无门,但友高做到了,为了创作《中原突围》,他住进宣化店招待所,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宣化店党委书记黄国英是吕王肖岗人,给予了他大力的帮助。这两部电视剧直到本世纪初开拍,张友高本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够有如此的胆识和雄心、如此的活动能力、如此豪情,是值得钦佩的,也是我所不及的。
友高创作颇丰,长篇小说《深圳大道》在南京签售的时候,书店门前曾经出现过门庭若市、购者排成长龙阵的空前境况。他为文学而玩命,为生存而奔波,英年早逝,我听到消息,很是震惊,也为之惋惜,大悟籍搞文学创作的人本来就不多,友高一去,损失巨矣!友高老弟,你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