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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楼外面的地面很杂乱，估计很多年没有清理打扫，楼外杂树斜伸，遮盖门窗，壁灯锈迹斑斑，废弃不用。乒乓球台已经铁锈斑驳，无人问津。当年这里没有球台，也没有杂树，每天操场打扫干净整洁，球场上时有人来，是学生做操打篮球和放露天电影的场所。谁料到会有今日的破败荒凉呢？真是繁华若烟，人生如梦啊！ 当年的高中操场，除了做操打球，有时也放露天电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影片《朝阳沟》，父亲的学生还排演了话剧《朝阳沟》。影片表现的是城市知识青年破除城乡差别不平等的观念，到农村去扎根劳动的故事。那姑娘不仅落户，还嫁给了一个农民。嫌弃农村的妈妈自然拼命反对，跟亲家母和女儿产生激烈的矛盾。最后以妈妈思想转变，赞成女儿的婚事结局。当时我也很厌恶那妈妈的守旧思想，经过文革的知青下放和回城，目睹了知青到农村的情景和后来的各种后遗症，现在的看法也许有颠覆性的改变…… 沿大三楼西面操场一直向下走，下台阶就是大礼堂。再向左转，到大礼堂后面再向右走一二十米尽头是教师食堂，食堂西面是学校图书馆。当年学校要求老师们不搞特殊化，要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父亲有时几个星期去学生食堂吃饭，便把教师食堂的餐票给了我，让我自己去吃。教师食堂有鱼有肉，伙食还真不错，但是我更喜欢吃那里的小白菜。那时小白菜青绿软滑，油而不腻，而且只要2分钱，是最便宜的小菜。花5分钱，就能喝到排骨汤，一毛钱就能有鱼有肉了，但是想到家里生活艰辛，我舍不得吃。 因为从小三楼走道进不去大三楼，而南面的楼门又被堵死，改作窗户，我只好找到东面的楼门。东面楼门的南面是当年学校医务室。现在丛生的杂树已经挡住去路，不能过去。那时我只得过一次病，父亲带我去那里看了。记得就是没有胃口，连油炸的酥鱼我也反胃。不过很快就好了。给我看病的大概就是校医了。不知后来那个房子做什么了。 从东面楼梯口进去向左转，便是大三楼南面的一楼楼梯。楼梯踏步已换成预制板，但是扶手还是当年的木制的。那时我放学回来手摸着红油漆扶手。楼梯扶手因为摸的人多，变得很光滑。如果是下楼，我就骑在木扶手上滑下，觉得很有趣。有时边唱歌边上楼。记得那时最美好动听的歌曲就是影片《红珊瑚》中的《珊瑚颂》以及影片《夺印》中的插曲《知心的话儿对党说》，那歌词至今不忘：大河流水波连波，滩头芦苇棵连棵。竹篙点水知深浅哟，知心的话儿对党说…… 上楼梯右转第一间便是化学老师黄道杰的家，他和女儿黄健生黄炎生住在这间屋内。黄健生是我的同学，班长。我们成立了学习小组，我的家就是我们经常学习讨论的地方。她那时蓄短发，圆脸，一笑就显出两个酒窝。学习成绩优秀，乒乓球全校第一。她很文静善良，喜爱读书。1965年我转学回家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很多时候都想到她。五十多年了，不知她现在怎样？后来听说黄道杰老师1965年患病就去世了，让人伤感不已。 黄老师宿舍右边斜对面，是当年高中的广播室，去时已改成了卫生间。管器材的朱老师也负责每天广播室里的事情。他很喜欢我，就叫我每天早上去广播室帮他开广播，让高中学生起来做早操，有时也有一些学生去念广播稿，表革命决心，那时还不时兴演说这个词。我也很喜欢那些播音设备，也想学习那方面的知识。于是每天早上我在五点左右就起床，再去叫醒朱老师，然后一起到广播室。朱老师教我开机的步骤，怎样放留声机。那时没有现在的磁带或碟片，更没有视频播放，要打开留声机，再把唱针放在唱片上，唱片转动就播放乐曲。没有闹钟，早上起床很不轻松……听说朱老师文革一开始就自杀了，真不敢让人相信。这么一个与人为善的老师，怎么会这样？有时觉得没有人文精神缺乏人性关怀的意识形态就像一部绞肉机…… 三楼楼梯口对面是董老师的宿舍。是不是姓董？记不清了。有一篇文章介绍过，但是电脑里找不到了。拍他的宿舍，是因为学校当年第一个挨斗争，并且被开除回原籍的就是他，所以印象深刻。据说他是投诚的国民党军队副司令，因为有文化，就让他当了教师。他对小孩很和善，大概是高官经历，对生活很讲究。黎悔初拿他开刀，说他跟共产党打仗时，欠下了血债，再加上他生活比较讲究，连掏耳器具也像是工艺品，这些都成了罪证。斗争会上成百上千的师生一起声讨，众矢之的，平时的好友同事或者划清界限，或者反戈一击，或者落井下石，世态炎凉，人心难测，可见一斑。 三楼右边的一间，是杨景亨老师的宿舍。杨是父亲的好友，语文老师，跟父亲往来较多，对我也很和气，所以至今记得。杨老师很儒雅，穿着得体，喜欢围一条浅色长围巾，是那时知识分子的典型打扮。杨老师隔壁是王路老师的宿舍。王路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流传全国的儿童歌曲《小燕子》的歌词就是他写的。听母亲说过，有一次他去修自行车，不懂价钱被修车的敲了一笔。他很气愤，便在报上发了一篇，结果稿费比修车费更多。后来大鸣大放时，由于脾气直爽，喜欢畅所欲言，被那种引蛇出洞的阴谋所骗，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苦。不过还好，没有被流放到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而是到高中当了教师，也许是当官的还有点惜才的意识吧，他也算是不幸之幸。 三楼北边尽头是张镜秋老师的宿舍，他当时任语文组长。张老师略瘦削，白净，颧骨突出，衣着朴素得体，清高不俗，待人接物不卑不亢，稳重深沉，含而不露。他很有才华，教书深得学生喜欢，学校也很器重。后来我得知张老师在鄂州大学担任教学，也许一直是顺利得志吧。几十年后我依然认得他，但是估计他不会认得我了，因为当年我只有11岁。而三江一别半个世纪，我的身材相貌变化极大，如今我已是耳顺之年，他不会认得的。不过我却依然认得他，大概是在教学活动时见过他，他还是那样高挑瘦削，岁月并没有将他磨损得苍老羸弱，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矍铄…… 大三楼北面紧挨张镜秋老师宿舍的，就是父亲和我的宿舍。面积很小，大概不到10平方。左面是床铺，临窗是书桌，右边靠墙是书架。虽说简陋，那是却是我的乐园。放学后去食堂吃饭然后回家，经常是和同学，也是高中老师的孩子一起读书学习玩耍。在朱健的建议下，我们成立了学习小组，每人把自己的图书拿出来共同阅读。我的有《中国少年报》、《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杂志和图书，黄健生和朱健，朱健的弟弟朱杰经常和我一起阅读。 父亲教学很忙。那时除了教书，上晚自习，还要辅导学生，做班主任工作，还有文艺节目排练。记得学生排练话剧《朝阳沟》就经常到我家宿舍来，几个学生拿着油印的台词表演。晚上学习小组的同学回家后，我就做作业。那时作业很少，一会就做完了。然后就是看书。在学龄前我就养成了爱书读书的习惯，读书速度比一般孩子快得多。到了二三年级，我就开始看长篇小说，甚至文白夹杂的章回体古小说。但是读书最多的，还是在三江这段时光。 那时父亲看我喜欢看书，就到学校图书馆给我办了一张借书证，图书管理员手掌有点残疾，对我很好，我只要是去借书，他就一定满足我。古代章回体小说例如《说岳》、《说唐》、《三国》、《水浒》等，都是在那里看的。现当代小说就更多，像《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晋阳秋》、《三家巷》、《烈火金刚》、《暴风骤雨》等，几乎都看了。还有苏联的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及一些神话志怪科幻小说。 走进了当年的宿舍，到窗户前向外望。大三楼第三层都向里面缩进，可以看见第二层的红瓦。窗户密封不是很好，如果下雨外面就可能打雨进来。虽然这里远比不上现在的住房条件，但在那时却是最好的住房，因为有楼梯，有地板，不漏雨。地板历经几十年，依然很牢固，比我家的那种土砖青瓦房子强多了。每逢下雨，我就担心家里漏雨，觉得这里很舒适。我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可以安心读书不用担心其他。晚上我经常是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书还捏在手上。 那时我也有些淘气，有时爬到窗外去，坐在二楼的红瓦上朝下面看，觉得自己很勇敢，洋洋自得。有一个老师看见了告诉我父亲，父亲把我狠狠训斥一顿。我却不以为然，心里拒绝接受。当年的房间虽小，却很干净。父亲偶尔兴致来了，就和杨景亨、王路及张镜秋老师在屋里玩起了麻将。不过当然不敢像现在这样赌博的。那时候哪怕是一分两分钱如果被抓到了，就可能遭批斗游街遭耻笑羞辱，丢尽脸面的，而打麻将也算是调解单调压抑生活的一种方式吧。 从三楼窗户向三江口小学眺望，可以望见高中的学生宿舍、小学教师办公室和五年级教室，也可依稀看见远处树丛后面的水塘及田地。有的同学就住在那些田地的村庄里。从宿舍到学校也许不到二百米。这样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学校的对教师的政治迫害很快也波及到父亲。五年级还没读完，我的同学大概就得到学校要把矛头指向我父亲的消息，有意识地疏远了我，让我感觉到很孤立伤感。那时流行划清界限，再好的朋友也会背叛或者形同路人。 张镜秋老师宿舍对门，是另一位记不清姓名的老师的宿舍，因为他带了一个小女孩，大概只有四五岁吧。我和同学在我的房间读书玩耍时，她常来凑热闹。我们读四五年级了，她还是学龄前，根本玩不上，所以有时就有意让她出去，但是她舍不得，大概是因为没人玩，太孤独了。不知道她的妈妈为什么不来带孩子，也不知道那位老师把她一个孩子丢在家里却能够放心。那时老师带孩子一起好像是常事，如黄道杰老师就带了黄健生和黄炎生两个孩子。 回到楼中的过道，过道尽头是洗池，洗池左面是张镜秋老师宿舍，倒数第二间是我和父亲的宿舍。后来这里鄂州师范和坤志私人学校先后使用过。今日可以看到过道中破烂的杂物随处丢弃，宿舍里也是垃圾杂物遍地，凌乱不堪，大概是最后的坤志学校离开后丢弃的，学校废弃之后再无人接手，从厚重的尘埃和门窗的破败程度看，估计有近十年无人居住了。进来时，偌大的校区杂树拦路，电线拆除，门窗空洞，荒草丛生，空无一人，让人毛骨悚然。 过道右也是教师宿舍。我那时很想学打乒乓球，有时放学后就到大礼堂看高中学生打球。那时比赛是21分制。高中生很有规矩，谁输了谁下。我很羡慕几位高手的球技，便偷偷模仿，回到三楼，就在对面的墙壁上练球，有时也在木地板上练发球。那时条件有限，父亲也不支持我打球，只好偷偷练习。我只有一张光板拍子，后来在商店看中了一只海蓝色胶皮球拍，海绵的不敢奢望了。多次下决心后终于有一次向父亲开了口。父亲答应后再无下文。人们说少年时期有一个逆反心理的阶段。然而我不以为然，这逆反期中老年时也是有的。当年买球拍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后来到了知天命之的我，买的乒乓球拍过了两位数…… 走出大三楼，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刚开始是壮着胆子进去的，里面的阴森恐怖超出我的想象，甚至怀疑里面有死人骨头，很多地方不敢直视。因为太荒凉无人，没有想到房地产四处建楼，弄得到处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工地的，却有这样一块被人遗忘与世隔绝的飞地，我甚至把这里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被抛弃的地方联系起来。这是大三楼与小三楼的过道，对面是小三楼。墙壁红砖错落，门窗虽旧还算完整，还是当年的样式。 过道光线明亮，甚至还有几棵小树点缀，凸显生命的顽强。我背后是小三楼，当年高中生的集体宿舍，条件还算不错的，甚至比我读师范时的条件还要好。那时这里笑语喧哗，书声琅琅，给校园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这里离鄂城较远，蔬菜运输不便，学生便在北面的空地上种植蔬菜，学校也大力鼓动和提倡。每个星期学生下午下课后便拿着脸盆等去菜地浇水种菜，老师们也去，也算是脑力与智力结合吧。今日回忆，那情景恍若就在眼前。 走出三楼心情舒畅，寻梦的愿望实现过半，开始甚至担心恐怖犯罪分子加害，那么大一片校园空无一人，如果真的有犯罪分子在那里，要使一个人消失太容易了。想起来还真的有点后怕。在过道我照了两张，神情显得悠闲轻松。当时太阳出来了，颇有些热，在这里稍事休息就准备去大礼堂拍朱重尧老师宿舍和我父亲教书所在的教室，以及我玩乐游泳的小池塘，不知这些地方今安在？ 朱重尧老师的宿舍在大礼堂的西南角，三江时他与大女儿朱菲，二女儿朱健，儿子朱杰就住在这间房里。绕过那里向右转便是教师食堂。朱老师也是语文教师，爱岗敬业，对他的迫害打压1964年就开始了，文革中也难逃厄运，文革后朱老师被平反恢复名誉，他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知恩图报的意识，发誓说要死也要死在讲台上，不料一语竟成谶言。 之所以写朱老师，是因为他的经历与高中的政治风云相关，是教师们受打压被扭曲愚弄的一个缩影。朱老师是学校又一个受迫害的对象。在黎悔初看来，书记的威信不可怀疑，老师们只能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如有异议，必定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时大字报就已经很普及，但不过是领导用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当时朱老师善意地给学校工作提了几条意见，有一条是说学校卫生做得不够好。黎悔初认为是对他工作的否定，于是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朱老师，发动师生批斗。最狠毒的是鼓动朱老师的女儿朱菲首先贴大字报，然后是全校师生批斗羞辱。朱菲后来也当了老师，现已退休，回首此事不知何感受？他的妹妹朱健特别聪明能干， 听说后来是鄂州挺有名的企业家。他的弟弟朱杰，当年也跟我一起玩的，1978年跟我同时考取大学。现在他们都还好吧？ | 
发表于 湖北省鄂州市 2015-5-1 0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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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鄂州市 2015-5-1 18: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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