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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5-5-18 18: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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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头说:是,我觉得很意外。
这件事,我对何秋远都没说,我怕她告诉我妈妈。
应该告诉你妈妈啊,这么大的事,让她替你拿拿主意。说不定,她……
嗯,陈艺偏着脑袋,问我,她怎么样?
她……我语塞,我也不知道她会怎么样啊。
她会让我不要这个孩子,对不对?她会的。你们也会。所有的人都会。
陈艺看着我,似乎有些激动。但很快就平静了。她转脸去看远处那片乌云似的山。山上有几盏灯,闪闪烁烁,像星星。毕竟是冬夜,寒意袭人,我裹紧了身上的棉袄。
所以,陈艺说,你们都回去了,我就是不回去,我怀了这个孩子,我就要把他生下来!
陈艺昂起头,显出骄傲的样子。她说话的语气也透着从未有过的坚决。“可怕”,这样一个极其恶劣的绰号,我们是怎么扣到她头上去的呢?这时候的陈艺,与“可怕”二字毫无关系,她的脸浴在月光下,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她不漂亮。但并不丑陋。怀孕让她具有了从容的姿态。从容的女人,总会让人感觉到母亲般的温柔。
我无言。这时候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我想我可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帮她分担一些繁重的劳动,替她弄点吃的,为她和孩子增加一点营养。
麻烦你帮我一个忙,陈艺终于对我说出了她的请求,你把那个家伙找来,我有话对他说!
我也只能像陈艺那样,称孩子的父亲为“那个家伙”。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他叫水拐子。去问滑板,说他并不姓水,也不叫拐子。水拐子只是滑板给他取的诨名。滑板只知道他来自源湖农场,是文革以前的老知青,他的真名,他确切的身份,他具体的工作单位,在滑板也是个谜。自从那次被四喜捉奸,水拐子就蒸发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急切想找他,还真像大海捞针,很难。
但,再难我也要替陈艺和她的孩子找到“那个家伙”!
我要小麻子与我同去,小麻子竟敢推辞;再去找滑板,滑板一笑说:对不起,我不能陪你,要招工了,得抓紧出工捞回一点影响,不然贫下中农不肯推荐。我的那些割头换卵子的好兄弟们,都说在这个关口不能到处乱跑,必须老老实实蹲在队里干活,也都劝我不要管闲事。这样一来,我只好独自出门。
源湖农场曾经是源湖的一部分,后来围湖造田,才形成了一大片农场。从我们这里出发,渡过桃花港,再沿着一条大路走上十多里,就上了源湖大堤。但这堤是废堤,堤的一边是农村,另一边是农场。农场和农村的景象不一样。农村一畦畦的稻田,田埂弯弯,种着紫云英;农场却是旱地,绿茸茸的麦苗,一眼望不到边。爬上堤,看到连天嫩嫩的绿色,心中可真是为之一爽。大堤现在起着公路的作用,农场的各种车辆,主要是拖拉机,来来回回的在堤上跑,扬起黄色的灰尘。农场的场部也挨着大堤,大约是为了交通的便利。很多年以前,靠农场这边的堤脚下,曾经是汪洋一片,现在这一片汪洋已经退去很远了。我从县地图上看到源湖农场是狭长的,宽约十五公里。十五公里之外,便是一个比我们县份的面积只大不小的湖。那么大的湖,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想这次也许能到湖边去看看。
到总场的时候,正是大中午。尽管冬天的太阳是苍白的,我在城里蓄得白嫩了的皮肤还是被它晒红了。早上出门,天冷得很,我拦腰杀了一根草袎子;一路走热了,草袎子却忘了解,脸上走出了油汗,满头满脑的灰尘。一眼看到场长办公室的门牌,我摇摇晃晃走过去,推开门就闯进去了。办公室里坐着几个人,纷纷站起来拦我,我奋力拨开他们,说:你们给我让开,我要找场长!
后来我才知道,那场长的级别和县里的革委会主任相当,平时门禁是很森严的。除了我,大概再没有人敢闯他的办公室。
办公桌后站起一个人,大约就是场长了。
喂,我冲他说,我找水拐子!
他不回答我。不仅不回答我,还用轻蔑的目光看我。刚才拦我的人都环伺在我的身后,作势要抓我的样子。场长声色俱厉地问:这人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管了。我当仁不让地坐在一条板凳上。
我很累。我从早上一直走到现在,脚上大约打了泡子。我脱了鞋子查看我觉得打了泡子的地方。走路汗湿的衣裳现在凉凉地贴在脊背上了,很难受,我将腰间的草袎子杀杀紧,这才舒服了一些。场长和他的手下衣冠楚楚。我却将一双赤脚翘起很高,脚指甲早该修剪了,长长地嵌着一些污泥。他们也许把我当作叫花子了,并不愿意招惹我,只是横眉竖眼地虚张声势。
我说:我是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队里一个女生肚子大了,她托我替他找孩子的爸爸。据说孩子的爸爸是你们农场的人,如果是,我要带他走,让他尽到做爸爸的责任。
那帮人嘎嘎地笑。有人说:别是骑着马找马啊。
场长却没有笑,脸上忽然和气了不少。他说:怎么说的?孩子找不到爸爸了?荒唐啊荒唐。他感慨了一番,又叹惜了一番,挥手对一个人说:你去把花名册拿来。
他让人打来饭菜,也给我打了一份,一边吃着,一边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块儿查阅花名册。农场到底是国营企业,菜是猪油炒的,居然还翻出两片肉来。可我并没有胃口。查阅其实也简单,总场的老知青就那么十几个,除开女的,也就七八个了。没有一个和水拐子对得上号。我竭力将水拐子的模样描摹了一番,场长望着天花板想了好半天,摇摇头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绝对没有。
他去吃饭。吃了两口又停下筷子,说:要不你到各分场去看看?
下午我赶到二分场。我手里拿着总场场长的亲笔写的条子,分场的人自然对我十分客气。
晚上我宿在五分场。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老知青招待我吃晚饭,还给我铺了一张干净的床。老知青样子像个老农民,我碰到他时候,他正蹲在地边装锄头把,佝偻着背,一身粗布衣衫,灰头土脸,一点城市人的气味都没有。他主动和我打招呼,一开口竟是纯正的城市口音,吓了我一大跳。他说:别看你系着草袎子,一看就是城市人。又说:我们城市人再土也有城市人的味道,和乡下人不一样。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真有点不寒而栗,我在农村呆久了,也会像他那样,再也看不清自己吗?农场是有电灯的。一只积着厚厚灰尘的小灯泡,挂在老知青的床头,让我羡慕不已。吃罢晚饭,我们顶着这只黄梨般的灯泡,说话说到很晚。老知青回忆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向邢燕子学习,报名上山下乡的情形。他们那时候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上山下乡并不是必由之路,他们可以选择升学,也可以参加工作;但报名上山下乡,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比升学和做工更光荣,也是所有同学的共同理想。当时他们学校的所有毕业生都报了名,学校优中选优,挑了三十名最好的学生,走下放之路,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高高写在学校放出的大红光荣榜上,曾经召来多少羡慕的目光啊。被选中的三十个人,个个欣喜若狂,落选的则垂头丧气,觉得前途黯淡,人生渺茫。那时候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我有一个理想
一个伟大的理想
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
要把农民当
他就是唱着这首歌来到了源湖农场的。还有一首歌,《边疆处处赛江南》,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老知青中间传唱,美丽了也浪漫了这一代人激情飞迸的青春岁月。刚到源湖农场的时候,他们三十个人住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他们穿着工装裤,脖子上扎着白毛巾,开拖拉机,开康拜因,头上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色田野,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张宣传画,一个电影镜头。晚上他们几乎天天跳舞,在操场上,点着明晃晃的汽灯,吹笛子,拉胡琴,用汽油桶当鼓敲起来,男男女女手拉着手尽情地舞蹈。老知青哼起《青春圆舞曲》,说:那真是一段好日子,神仙般的日子。
神仙般的日子究竟有多长?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它不可能再长了。人会记得曾经快乐的日子,在回忆中将它无限地延长,其实快乐如同蜜月,是人生精华的浓缩,极其短暂。单调沉闷,枯躁乏味,一天接着一天简单的重复,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生活。而在农村,包括农场,还要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得难以想象的生活环境。在操场上跳舞最终成了一种麻醉自己的文化方式。农场并没有真正的文化生活,没有书,也没有电影,更没有商场和公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所谓理想,很快就成了泡影。做农民,就意味着过最原始的生活,做最卑微的人。农民的字典里,没有理想这个词。
老知青说这些的时候,面无表情,样子很麻木。他究竟有多大?按我的推算,大约二十三四岁吧。但看上去他像个老爷爷了。他有一张沧桑的脸,黑黄黑黄的,额上有一道深刻的皱纹,像被人砍过一刀。他的目光一直游移不定,似乎无法聚焦在某一个点上。他抽黄烟,不停地抽,一根点烟的麻杆足有两尺长,噗噗地吹烟屎,吹了一地。
说话说到半夜,老知青忽然抬起头说:你说的那个水拐子,不像我们老知青啊。
可他说他是啊,他也说过你们敲汽油桶,男男女女抱着跳舞的。
老知青笑了:可惜现在不让跳舞了,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说,你要是想学,我教你。
我摇摇头,表示不学。
我更加细致地向老知青描绘了水拐子的形象,包括水拐子的口头语,小动作,唱歌的声调神态,讲故事的语气表情,等等。老知青还是摇头,说想不起有这样一个人。老知青说他认识源湖农场包括总场和七个分场的所有老知青,就是没有一个知青像我所描绘的水拐子。但他说这事他记在心里了,他会替我在老知青中打听水拐子其人,如果打听到了就立刻通知我。他也鼓励我继续寻找。他说: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只要农场真有这个人,就一定能够找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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