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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柴事》
记得从我知道“钻木取火”起,家里就一直是用木柴做饭、取暖的。做饭用的是柴火灶,取暖有烤火房。柴火灶里烧的柴有两种:一种是我放牛时从山脚下、路边上捡回来的干树枝;一种是父亲从田间地头、林边的自留山上砍回来的荆条、矮科灌木条等,这些枝条都是湿的。灶里经常是干柴上面添加湿柴,湿柴燃起来之后火力比干柴更旺、更持久。烤火房里的柴除了干柴、湿柴之外,还有一种柴:树根。树根在故乡被人们称为“疙瘩”。冬天里,在田边、山脚、石缝里挖树根,被称之为“打疙瘩”。疙瘩有大有小,有湿有干,取暖的时候大小搭配、干湿交替,不光取了暖,还熏了肉。
记忆里父亲的湿柴砍得很勤,常常堆满了稻场边的某个角落。如果哪天没有了我的干柴,只需要找到父亲最早砍回来的那堆湿柴,十有八九都便成了干柴。父亲的疙瘩也打得不少,往往是去年的还没有烧完,今年的又堆成了堆。夏天的暴雨过后,柴堆里的某些树根上总会长出一些木耳和不知名的菌类。偶尔遇到一两个木质比较结实的疙瘩,父亲会把它们做成剁排骨、熏肉的砧板;遇上像小板凳样轴对称的疙瘩,父亲会把它们改造成我坐着做作业的小板凳。小板凳上天然的凹凸怪样让我很是好奇,以至于完全静不下心来做作业。如今想来,那天然的板凳保存到现在的话,无疑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我们从故乡移民搬迁到平原的时候,稻场里还有一大堆柴和疙瘩。买我们房子的人看父亲望着它们依依不舍,就说:“中午就留下来,我用你留下来的柴炖熏排骨,一起喝一盅!”父亲留了下来,喝了很多酒,却没有说很多话,到伯父家倒头就睡,第二天一早醒来,对伯父的有关昨晚的问话,什么都没有说。“都忘了,忘在了酒里!”这是父亲对伯父唯一的回话。
移民到了平原,同样生活在农村。同一个地方的两千多人组成了一个移民新村。村民们保留了很多故乡的生活、风俗习惯。小范围的步调一致也倒让人心安理得,丝毫没有“无所适从”的感觉。当然,做饭用的柴火灶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电饭煲、沼气、液化气、电磁炉的不断升级,让村民们说起以前的柴火灶时,都觉得像是“历史”。哪怕我们才移民十五年。然而,用柴取暖的习惯村民们却一直沿用至今。追其原因用父亲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取暖器是前面烤糊了,后面冻木了;空调不是我们这些农民用的,房间关的死死的不透气,闷得很,只有这柴火烤着暖身。”
移民最初的那几年,家里和众多的村民一样,烤火房里一边烤火,一边熏肉。柴都是父亲平时零星点点拾回来的,有树枝也有疙瘩。由于烤火房空间大,熏得肉多,拾回来的柴和疙瘩几乎不需要锯短和劈开,直接放在固定的“火笼”里即可。后来,柴火炉出现了,需要将柴和疙瘩截短和劈开。父亲与时俱进,先是锉快了跟了他二三十年的锯子;磨快了那把刀刃和刀背已经快重叠的柴刀。接着请平原的铁匠照着故乡斧子的样子打了一把新斧子。斧子在故乡不叫斧子,叫“开山子”,连山都可以劈开,更何况柴、疙瘩。也许这是父亲打新斧子的原因吧!再接着父亲还请铁匠打了劈柴用的铁楔子,有好几个,劈的时候,一个一个地楔进树木年轮的圆心中央,把它们卸成好些块。最后,父亲甚至花钱不少买了把电锯。我看着他把一根根长的木柴夹到自制的木马上用电锯一节节截短它们,感觉先进的工具用着原始的方法,多多少少有些不伦不类。
农闲的时候,父亲不光是拾回一些柴来,还要修理那些与柴事有关的工具。传统的、典型的、电动的,父亲都把它们都拾掇得很好。有时候我用用那些工具,父亲都舍不得,但还是拿给了我。用的时候便在旁边说要怎么用,要注意些什么。也许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我会遗传点他的什么?也许父亲从来没有在我身上看到点他的影子。我把父亲的吸烟、喝酒都拒之了门外。
南水北调之后,汉江的水位升高,河里常常会有一些树枝、疙瘩之类的木柴,父亲也常常把它们拾回来。运输的工具是一辆电动三轮车,车厢不大、载重力不强,父亲只能是一点点地积攒。对于积攒他似乎很有经验,在故乡是,在平原也是。这些经验就像屋后一层层堆积起来的木柴一样,冬天以外的季节看着没有什么用,冬天的时候却又觉得再多都不够用。
今年冬天屋后的木柴再不够用,我都要尽可能地少用或者不用。因为父亲因为病魔再也没有时间去把他的柴事进行到底了。在我没有把父亲的柴事经验参透之前,屋后那一层层的木柴或多或少会让我悟到些什么。柴事或者柴事以外的,都必将是宝贵的。
仅此,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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