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的宜昌大撤退2008-10-31 08:43 刘思华字号:
核心提示: 民生公司的第一只轮船——“民生”轮。 □刘思华 秋风送爽的2008年10月22日,在宜昌滨江和平公园西侧,举行了隆重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开园仪式。纪念园主题雕塑由铁锚和“1938.10.11”数字组成,殷红色花岗岩上浮雕再现了70年前宜昌大撤退气势恢弘的历史场面。雕塑设计...


民生公司的第一只轮船——“民生”轮。
□刘思华
秋风送爽的2008年10月22日,在宜昌滨江和平公园西侧,举行了隆重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开园仪式。纪念园主题雕塑由铁锚和“1938.10.11”数字组成,殷红色花岗岩上浮雕再现了70年前宜昌大撤退气势恢弘的历史场面。雕塑设计制作者史兆明先生是我多年来的朋友,在美术创作上有过多次合作,这次作为我们晚年的又一次合作。我是《建议修建“宜昌大撤退”雕塑和纪念园》提案起草人及雕塑上铭文起草人之一,当提案建议变成留着永恒纪念的现实时,我和史先生感到无比的欣慰。
在反法西斯战场上
宜昌大撤退铭文写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战场中国宜昌大撤退与西线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齐名,气壮山河,彪炳史册”。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1940年5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向法国进犯,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国军队33万人溃退到法国北部海港城市敦刻尔克,于5月底至6月初通过英吉利海峡向英国撤退,尽管英法军队及军械有较大损失,但为日后反攻德军保存了实力。无独有偶,在中国战场上,几乎是同一时间里,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宜昌作战”,即枣(阳)宜(昌)会战。此前,中国将大批军工物资和人员撤到宜昌,在硝烟弥漫的战线上,通过长江三峡抢运入川。力挽狂澜的宜昌大撤退,谱写了宜昌近代历史壮丽的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行全面抗战,抵御向中国疯狂进攻的日本侵略军。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上海工厂拆迁内地问题。上海“八一三”淞沪开战以来,时局变得更为紧迫,广大的工商业者和职工在战火硝烟中,日夜奋战,将大批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向内地撤迁。随后,南京及沿海、沿江的许多工厂企业也加入内迁的行列。内迁首选地是武汉,这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大量的企业设备和内迁人员云集在这里。华中最大城市武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
1938年4月,日军动用绝大部分侵华兵力沿长江和平汉线夹击武汉。武汉会战开始,中日双方动用百万军队,战争打得异常惨烈。迫不得已,国民政府经济部与在武汉的内迁厂方代表和单位商定,将所有已撤至武汉的工厂设备及机关、学校再次迁往长沙、宜昌、重庆等地。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内迁任务。首先是要疏通水陆两线至宜昌的交通。从是年7月起湖北省公路处率领员工并组织10万民工昼夜抢修汉宜公路。据统计,仅武汉沦陷前的当年10月20余天里,除军用辎重不计外,经这条公路撤退到宜昌的汽车有3000余辆,人力车和马车4000余辆,难民10多万人。除陆路抢运外,撤退任务还有赖于水运。
卢作孚承担起重任
长江水运的后起之秀为民生实业公司。该公司由四川省合川县人卢作孚创办,总公司设在重庆,在宜昌、武汉、上海设有分公司,到1938年已拥有轮船46艘,其实力成为执长江水运之牛耳的地位。水运大撤退的重任,自然落在卢作孚的肩上。抗战一开始就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运输联合办公处主任,随后又委任他为交通部次长。
长江航运除民生公司外,还另有两支船队。据我的同学秦砚顺撰文说,其父任子卿在任三北轮埠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期间的1938年,蒋介石莅临宜昌,部署将积压在宜昌的大量战略物资抢运入川工作。蒋向任子卿面谕抢运的重要性,要其听从交通部次长卢作孚的统一指挥,配合民生公司的船队参与大抢运。同时,参加大抢运的还有老牌的国营招商局的船只及租用盟国在长江中上游的外轮。共有24艘轮船和850余只木船投入紧急大抢运。
1938年3月以来,集中于武汉的沿海、沿江数百家工厂的器材物资和员工要内迁到大后方,以致军运、民运、货运万分紧张。民生公司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在芜湖的器材2000多吨,巩县兵工厂的器材14000多吨,随后又全力抢运汉阳兵工厂、汉阳泸河沟铁厂的全部器材。在军运倥偬的同时,还抢运了大量的民用物资。由孙越崎任总经理的河南中福煤矿公司5000多吨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也得到了及时抢运。此外,上海迁往武汉的机器制造、化工、电机、电器、造船、印刷、纺织等行业的121家厂店,除部分运往湖南、广西、云南等地外,还有77家准备迁往宜昌、万县、重庆等地,通过水陆两条线陆续运到宜昌。依据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的安排,上海内迁的工厂准备在宜昌安家的有三家:三北造船厂,迁移物资150吨;电机制造厂,迁移物资278吨;中国铅笔厂,迁移物资245吨。迁来宜昌的这三家上海工厂,由于时局紧张,后来又迁往内地,这是后话。 为了使西迁行动有序进行,1938年5月1日,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在武汉议定,汉宜线主要由招商局、宜渝线主要由民生公司分别负责装运并在宜昌交接等合作事宜。是日,第一艘装运器材的招商局大型货轮“裕平”号驶抵宜昌,揭开了西迁联合抢运的序幕。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于联合抢运议定会后的第二天,以交通部次长、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身份飞抵宜昌,当即召开了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民生实业公司等航运单位及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等货运单位参加的抢运军工物资紧急会议。
卢作孚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一,调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兼任宜昌分公司经理,组织40余名经验丰富的船长、领江到各轮领航。二,将可动用的船只22艘集中在宜昌使用,开足马力行驶宜渝间,并在这段航线征用大小木船2000余只。三,宜昌以上分三段航行,宜昌——巴东——万县——重庆,船只按吃水深度和马力大小分段使用。并在三斗坪等沿三峡江岸城镇增设了转运站。四,在沿江各港口增设码头,增加趸船,增雇工人。宜渝线上雇用搬运码头工达3000名之多。卢作孚以国家利益为重,作周密细致的安排,他认为,对日抗战是“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
中共组织鼎力相助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最好时期,中国共产党除在湖北建立各级组织发展党员外,还在长江航运战线建立了党组织,即中共长江海员委员会 (简称“中共海委”)。在建立的十余个海员工会组织中,中共党员多,其中的理事长、常委、秘书、文书等职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于是建立有轻工第二支部、舵工支部、水手支部、理货支部、中舵支部等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海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统战方针,要求海员必须以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积极投入到抢运宜昌战略物资的行动中去。
正在抢运高潮之时,有个别工会组织头目,从私利出发,煽动部分海员为增加工资进行罢工斗争。中共海委认为,若这样必然要破坏大撤退的正常进行,抗战定遭损失。中共海委立即发出通知,坚决反对罢工,要求海员坚守岗位,以抢运货物为己任,于是罢工事件得以平息。全体海员深明大义,夜以继日工作,全力支持卢作孚,将抗战的战略物资全部撤到大后方,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任务。
大量人员捅堵峡口
1938年8月中旬,到了武汉会战的紧要关头,国民政府下命撤退50万栖留武汉的民众。一时人流如潮水般地涌向宜昌。通过宜昌向大后方转移撤退的,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的高层官员,有上海和南京的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一些大专院校的师生们,还有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湖北省政府也决定移驻宜昌,由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率领公职人员撤至宜昌江南大桥边一带办公。省政府实施战时教育计划,成立由省政府主席陈诚兼任校长的湖北省联合中学,武汉及鄂东的中学师生向宜昌迁移,转辗到鄂西各地办学。同时,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谈锡恩(兴山县人)率员将173箱图书及版片撤至宜昌,开展图书借阅活动。在武汉创办由胡绳任主编的《救中国》杂志社及编辑人员迁来宜昌,继续出版周刊《救中国》。由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的 《武汉日报》社及全体办报人员迁来宜昌,出版宜昌版的《武汉日报》。在外来人员猛烈增长的宜昌,这些宣传文化部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向大后方转移的各地抗战演出团体也相继来宜昌,壮大宣传抗战的声势。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旅行剧团、中央军校话剧团、文化界抗敌剧团、山东省立剧院、江苏剧团、上海剧人协会、国际旅行话剧团、怒潮剧社、武汉学声剧社、抗敌宣传汉剧队、抗敌宣传楚剧队、七七少年剧团,以及朝鲜义勇队流动宣传队等,先后在宜昌上演了大量剧目。还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潘梓年、叶圣陶、张伯苓、徐悲鸿、吴作人、张善子、马寅初、陶行知、晏阳初、老舍、曹禺、宋之的、陈白尘、沈西苓、赵丹、白杨、谢添、陈波儿等,在途经宜昌时,作了大量的抗战宣传。
1938年在流入宜昌的人群中,大量的是难民。宜昌有关部门8月22日召开的难民专门会议称,截至是日已安置和转送难民13577人。又据9月统计,除已运走1.5万余人外,尚有7000余人急待疏散。此时的宜昌已是人满为患。国民政府成立有非常时期难民救济总会,宜昌有其分支机构,以及其他民间的社会救济组织也设立难民收容机构,在宜昌各地开设了多所收容所收容难民。
在抢运难民的同时,把拯救抢运难童提到保护国家未来人才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上来,国共两党及妇女界知名人士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在武汉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大后方各地成立保育院收容战区失散孤儿,交通要道设立接运站负责难童接送转运工作。由于宜昌是通往大西南的咽喉要地,宜昌接运站是最为繁忙的,承担了保育会输送到大后方近3万儿童半数以上(1.5万)的接运重任。这些难童经河南、安徽、武汉等地转来宜昌作暂时安置,再抢运到大后方。宜昌的教堂、学校、医院等许多建筑物作难童收容点,其中有哀欧拿女子中学,该校校长刘自铮率教职员工,对来宜的数批难童作了细致周到的接待,受到上级的嘉奖和社会的好评。45年后的1983年,时任宜昌市政协副主席的刘自铮女士,对我讲述那段接送难童的往事时,仍兴奋不已。
到1938年10月上旬以后,整个宜昌城区拥塞着从各地逃难来的3万多人员和难民。那些政府人员、商家老板,尚能住进旅栈和公房,伤兵和难童亦能安置到医院和校舍等处。而数以万计的难民只好露宿街头。我母亲在世时告诉我,当年难民的凄凉处境,令人目不忍睹。
最壮观的一幕
1938年10月下旬,在日军强攻夹击之下武汉失守。此时尚有3万以上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物资在宜昌拥塞着,全国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精华家产滞留在这里。一个偌大的宜昌城,大街小巷,到处是难民;沿江数公里岸边敞地上,到处是物资。严峻的形势是,一旦日军长驱直入,向宜昌进攻并陷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宜昌告急,世人关注。因为这些堆积如山的宝贵资财,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所系。
在万分紧迫之中,卢作孚由重庆飞抵宜昌,一下飞机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以迅速抢运人员物资为目的,作出以三峡中水位期间的40天内,限时运输抢运计划。
在这10月下旬至11月底40天里,无论是敌机临空扫射投弹,还是起风下雨天气,抢运不停顿地进行着。宜昌城区江岸边,一队又一队装卸工人吆喝着响亮的劳动号子,肩挑背扛,将一台又一台机器设备运上驳船,装上入川的轮船上。一艘艘轮船、一队队木船,往返穿梭于三峡激流险滩之中。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如期完成抢运任务,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
然而,宜昌的内迁工作并没有结束。到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三年间有150多万难民、100万吨以上物资运往四川及重庆。到1940年5月底,日军突破襄河防线进攻宜昌。6月12日,日军如虎似狼般占领宜昌时,这里已没有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也没有哀哀无靠的难民,侵略军占领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事后日本方面分析了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厂设备和物资通过宜昌运往重庆等内地的情况后,十分懊恼地叹道:“假若在昭和十三年(1938年)攻占武汉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意义就更大了”。日本侵略军的 “遗憾”,正体现了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的功绩。这正是,宜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热血写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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