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山原型”专论发表30年的回顾
口江 苏 李洪甫
2009年初，连云港市档案局的同志专程来寒舍征集资料，向我索要第一篇“花果山原型”专论发表时的原件；近日，文化部全国《西游记》研究会正式通知我：经过评审，30年前发表的这篇论文入选《20世纪西游记研究》；淮海工学院学术期刊社的徐习军先生向有关方面建议，借第一篇“花果山原型”专论发表，30年之机安排一次活动，在各行各业回顾改革开放成果的大背景下，检阅一下连云港市《西游记》的研究成果以及研
究阵容的壮大和发展。
是的，没有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花果山原型”专论这棵学术小草难以破土、萌芽。
花果山专论的缘起
1924年，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对花果山的原型只字未提，发表以后，董作宾写了《读<西游记>考证》一文，在谈到许多问题的同时，推介了相关海州云台山水帘洞的诗文，认为“不无研究的价值”。
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应该看到过这项材料。30年后，这位新中国的主席在批阅新海连（即连云港）市委上报的云台山下朝阳乡前进农业社的材料后，多次向属下提起新海连的孙猴子老家。
1958年，他嘱告即将外出调查的胡耀邦，让他“路过江苏”时到新海连看看“孙猴子老家”花果山。耀邦同志到连后住在市招待所（即后来的连云港市一招）的两层小楼上，转告了毛主席的话之后，又翻检了新海连市文教局夏兴仁同志送去的《嘉庆海州志》，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所以，他也没有去登云台山。
新海连人还是相信毛主席的话，在山上镌刻了榜书大字“花果山”以及“水帘洞”。耀邦同志是否向毛主席报告了他了解的结果？人们不得而知。
1962年，我在海州师范读书，常到设在大寺的“海州地志文物陈列室”去玩，帮助张正铎、李成章两位前辈抄抄写写。知道旧方志里只有陈光蕊，没有“唐玄奘”；只有三元官，没有“花果山”。
毕业后，我在云台山中教书，常常独自去凭吊“邱真人”的“长春庵”以及吴家园林“吴庵”的遗迹，登山觅碑，寻访与吴承恩相关的《淮海吴氏
族谱》的蛛丝马迹……
1974年，我调入筹备中的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的同时，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归集资料，比勘辨证。1975年，我开始写作《花果山的名胜古迹》，由于不是“组织布置”，是个人行为，被视为“馆中有馆”，“另搞一套”，“轻看党支部”……我以为，在那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里，这些指斥属于可想而知、甚至可以理解的事。我只能避人耳目她写，但却义无反顾。好在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周锦屏同志没有告密，略有同情：“您这不是在偷着干活吗？”
不久，《花果山名胜古迹》的手抄本、晒图纸本受到社会热情的欢迎，市委农水办的打印本、市园林管理处的铅印本，相继“出笼”，我虽然感到欣慰，处境却因此而愈加艰窘。
花果山原型专论的发表
1977年，我开始写作考证“云台山是花果山原型”的专论，分《云台山的地理位置》、《云台山与吴承恩的行迹》、《云台山的几个名胜》3个专题，罗列材料，一一考证。终于1978年夏完成。当时，连云港没有任何理论刊物，享誉全国的江苏省社科出版物《江海学刊》已停刊12年，还没有恢复的迹象。环顾四面，仅有《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刚刚开始内部印行。恰好徐师有一位教生物的邹老师，到连云港调查海生动物，我托他带给学报编辑部，2个月后，在当年的第3期刊出，至今，我仍旧不知道责编是谁。
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首先作出反映的是吉林师范大学教授苏兴，1979年5月，我收到苏先生寄来1979年第一期的《吉林师大学报》，该期刊载了他的《追踪<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行迹南行考察报告》，并附有先生用清新峻逸的毛笔字书写的一份短简：
“请指出拙稿的错误，您写的关于云台山的文章（《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已拜读过。”
苏先生的信虽短，却让我明白：我的专论不止是自圆其说，她已成为学界不容忽视的证力。
苏兴是一位体貌瘦削、高挑的东北大汉，却满腹经纶。迄今为止，他是“西学”研究界著述最为宏富、立论讲证最为精辟的学者，实际意义上的“西学”权威。
苏兴的文笔诙谐迤逦，他能用轻松幽默的调侃准确地评判《西游记》人物。前些年过世了，他那讲述《西游记》时的醇厚的东北乡音尤其使人怀念……后来知道他是连云港市文联主席周维先同志的老师，这或许是周先生曾经鼓荡我写吴承恩传记故事片（1985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1986年春节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淮海浪士》）的原因之一吧。
不久，江苏最权威的理论刊物《江海学刊》复刊，首期就转载了我的“花果山原型”专论，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刊登了简介或目录。徐师学报的稿酬是40元，《江海学刊》转载给了42元，二者相加，约当我2个月的工资。我因此而购得了一大批《西游记》的研究资料，包括1924年商务印书馆版的胡适之《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以及一套晚清石印本《西游原旨》。我在洋桥巷酌菜市场上买了5毛钱的从黑陶盆里斜切出来的一片狗肉冻、1毛5分钱的带壳花生以及1块5角钱一斤的简装洋河大曲，在“花果山专论”里陶醉了一个夜晚。
关于花果山原型专论的争论
不久，《光明日报·史学》以及《文汇报·学术》先后摘载我的花果山专论，由于期望家乡能受益于我的研究，我踌躇满志地四处奔走，吁请全国《西游记》研讨会在连云港召开。
大会召开前夕，连云港各界对花果山的认识却分歧很大，赞同的人不多，有人摇头怀疑，有人沉默冷淡，有人断然否定，有人横加指责……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此等情状十分正常——既然花果山与连云港关系如此密切，《西游记》问世400年来，何以地方志只字不提？历代文人沉默不语？海州还是乾嘉学派主要的活动阵地，何以不见相关的考据？你一个33岁“小青年”写的文章能算定论？
还有人私下里与“红学”界关于大观园的考证相提并论，指责我的论文类于胡适、俞平伯的“索隐派”和“繁琐考证”。
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有几个晚上不能睡觉——50年代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那场批判，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皆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而我，甚至害怕自己为了“舞文弄墨”而连累孩子。
好在大多数人的质疑是善意的。比如，连云港教育学院的刘世谭教授公开发言，认为“在云台山里生活了70多年的老人，也没听说过有座花果山。”这是事实，花果山所在地叫“云台乡”，曾经是“大村乡”，连花果山的村名也没有。刘老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教于徐州师范学院，他是懂得《西游记》酌；我师从徐师院中文系的蒋庭曜教授，就是他介绍的。
又如，《江海学刊》转载我的论文之后，《新华日报》副刊要我改写成散文，我的题目很直白：《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旗帜鲜明地刊于1979年12月5日《新华日报》副刊版的头条，而当我将该报的剪报寄给《连云港报》时，好心的副刊编辑将它压缩后，又将题目审慎地改作：《古海州山水对<西游记>的影响》……
从连云港的发展和繁荣着想，连云港市的主要负责人希望我的“花果山专论”能被广泛宣传，曾经让文化局的罗长洲副局长做工作，统一思想。市委宣传部还在政协小礼堂（今少儿图书馆）召开研讨会，让我在大会上宣讲我的花果山专论。
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当时，以连云港的兴旺和发展为己任的一位市长在大会上批评了对花果山专论的责难，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直到20年后，才听到花果山乡的老乡长朱开亮的转述。于是，我理解了许多人对我的不理解；不再为受到许多的磨难而愤愤然……其实，我从未向任何一位市长谈过自己的考证，也从未向市里的任何一位负责人讲述自己在《西游记》的研究过程中遭遇到无理和荒诞。
我始终认为，学术问题应该鼓励百家争鸣。我曾经多次宣称：我在等着反驳我的花果山专论的文章公开发表，即便是文革式的大帽子，我也愿意忍耐。因为，我胸有成竹，我的考证依据是白纸黑字式的铁证，争论愈多，愈能使结论更加清晰而坚实，连云港花果山的知名度只会越来越大。30年来，我没有等到任何一篇能够动摇我的论证的文章，原来怀疑、质疑的人，如今都在积极地宣传、讲述连云港花果山的西游文化。不同意见的只有两种——
一是空泛地说我的考证是“索隐”、“附会”，但仅仅是几句话，没有形成研究性的文章，我也无法与之讨论。如果有附会，我将继续努力去证明；而检索、发隐、探微，我非但不能放弃，还必须坚持不懈。
二是山东学者认为泰山有傲来国的原型；河南学者认为淮河源头也有花果山的影子；中国社科院说山西运城也有名副其实的花果山；河南宜阳的花果山在宋朝《太平寰宇记》的记录里……但都不完全排除连云港花果山一说。
于是，我继续走我的路：深入专论的考证；更大批量地占有第一手的资料，宁可节衣缩食，也要获得最可靠的《西游记》古本；我要在论坛上横刀立马，维护连云港花果山的原型品位……
全国首届《西游记》学术研讨会连云港会场的第一天就是看云台山。第二天上午，我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然后，大会分3个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每个组推选1位权威学者在大会上发言。刊于《研究》第15期“全国首届《西游记》研讨会专辑”上的由王时中、吕从亮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稿，为我们今天的回忆提供了准确的资料——
辽宁大学中文系高明阁教授说：“关于《西游记》的背景，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西游记》的读者，叫他们来看看，不看云台山，好像没到中国。能够像陕西对兵马俑那么宣传，那我们没有夸大。要不这样的话，那可实在是辜负了我们美好的河山……吴承恩家世方面的研究以及《西游记》写作背景的研究，确实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广西师院中文系胡光舟教授说：“比较权威的苏兴先生写的年谱和小传，好像还没有把吴承恩和海州的关系记录得比较清楚，现在根据李洪甫同志的资料，大家认为，吴承恩和海州的关系应当说是很密切的。《射阳山人存稿》是在海州发现的，而不是在淮安发现的。”
发表于 湖北省黄冈市 2015-12-20 19: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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