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元辰 于 2016-4-15 22:45 编辑
一 父亲的城堡（上） 传承意义上的城堡学 父亲的城堡轰然坍塌了。 2004年5月26日我接到弟弟的电话立即赶回去，父亲倒床已经四天，大便不通，肚腹作胀。见到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是，一接到电话就往回赶。你咋病成这样了？ 弟弟是医生，在旁边介绍说，是受热得了高位肠梗阻，用尽办法并无好转，才打电话。 屋里人很多，都是来看父亲的。一一寒暄过，大家都借故走了。这时候留下，会干扰招呼病人。义姐夫邹国龙临走悄悄告诉我，要看明后两天有无起色。远方表侄婿说得更明白，大概只有两三天时间，他父亲就是高位肠梗阻走的。 我的头脑轰炸开，非常不情愿这是真的。但也毫无办法。当时交通条件很差，如果送夷陵医院，还有一百多里，上干线公路要经十几里坑洼不平上的山路；而且父亲已83岁，得过肺结核，支气管哮喘、肺心病很严重，肌肉脏器已经萎缩，80岁时因腹沟疝开过刀，经得起颠簸，也经不起再开刀，医院也不会为垂老的病人开刀。唯一的希望是输液保住体能，灌肠、全腹按摩和气功助通打通结肠。好在弟弟就是医生，而我又会气功按摩，施救很方便。 但我们彻底失望了，头一天开塞露灌肠与全腹按摩、气功助通，还打通了直肠。第二天我继续按摩和贯气助通时，已感到分别在即，不得不改颂安魂曲，希望减轻疼痛，为终时刻增添一些祥和气氛。第二天晚上，弟弟为输液时，父亲的血管已无回血，挤进的液体在血管里向两边渗透，血管已经完全老化、死亡了。29日子时以后就一直昏睡，没有呻吟，没有抽搐，没有扭动，双目紧闭，眼袋潮红。清晨８点１０分，呼吸略为急骤，心跳加快，不到两分钟便减缓。８点２０分，父亲再后睁开双眼，眼角滚下两颗泪珠，呼吸渐缓，终至决绝，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临终前还种着两亩开荒地的包谷和一亩多园地，几百块钱菌种的香菌木耳，喂着两头猪。这是一个壮劳力才能担当的劳动量，可父亲是80多岁的人，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和肺心病，全靠一天到黑不住脚手慢慢把活路摸出来。春节时还对我说，还想做两年，为母亲攒点粮食和钱。其实不做，我们兄妹六个给的也足够生活，不会缺吃少穿。父亲要做完全是出于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他一辈子勤扒苦挣，为的就是要家像个家，儿孙归来，有吃有喝。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停。 父亲一走，老城堡轰然倒塌。母亲腿脚不便，稍重一点的活干不了，提水、抱柴、打吊锅、洗菜、洗衣服都有问题，自然无法撑起一个家。父亲可以休息了，但我们心理意义上的那个家、养育我们的老家，从此也没了。 母亲悲痛难忍。但我交待过，在父亲去世的两个时辰以内，不要哭泣，以免影响老堡主安心上路。母亲瘫倒在座椅上，我们六个小城堡的正副堡主跪在灵前，谁不是满腹泪水心里流。也只能强忍悲痛，默默地烧纸、磕头，愿老堡主一路走好，天国安歇。 安埋父亲以后，母亲投奔我和弟弟的新城堡，半年一轮过日子。我和弟妹们通过拜见母亲，回想父亲的城堡。 五年后，母亲也因癌症离我们而去。老屋里又一次停着灵柩，挤满送葬的人。六个小城堡的正副堡主再一次跪在灵前，满腹泪水心里流。 而后，父母的两座坟茔像两把锁锁死故乡的大门，父母在里面，儿孙在外面。父亲的城堡，只剩下石墙老屋在风中颤抖，摇摇欲坠。再回故乡，我们就是陌生的外乡人。 人类自打进入文明社会，城堡就是人生根基所在，教育与成长，承恩与回报，义务与责任，无不与城堡相关。老堡主呵护培养小堡主，小堡主再培育又一代堡主，如此延续，生生不已。男人都要成为堡主，女人都要成为堡主夫人。父亲的义务是传递责任，母亲的义务是传递爱心。男女主人有责任感和爱心，夫妻同心，家庭兴旺，父慈母贤子孝，社会才会兴旺安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城堡学。 然而，父亲存世83年，为这个简单朴素的真理坚持得多么辛苦。尽管在我们看来，他已经不愧为英勇无比的中国农村老一代堡主，但他自己一定对没能更好地兴建城堡和维持兴旺发达抱有诸多遗憾。进而言之，我们这一代有没有遗憾？我们的下一代年轻堡主有没有遗憾？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是汉子就得砌座城堡 父亲是条汉子。尽管他体质生得并不强壮，小时候肚脐闭合不全，年青的时候还流黄水；还有腹沟疝，肠子卡住要用手慢慢捏回去，80岁挨一刀，才缝合腹沟；文化也不高，上过四个月私塾，几十年扫盲、开会学习，80岁竟然能读懂枝江文友、宜都人大主任刘仁新送我的散文集；一辈子当农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并且只有四五年时间，没有优势，没有丰功伟绩，但无论从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党员、为基层干部哪个角度看，他都尽了一个男子汉的最大努力，无愧于心，无愧于行，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父亲的意识里，是汉子就得垒一座城堡经营城堡；是基层干部就得帮助群众垒好城堡守卫城堡。除此而外，他的词典里没有更高的原则；所有原则落实到这两条之上才不至虚飘。作为儿子，他无愧于养育他的那个家；作为父亲，他一生都在尽力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作为党员，他一直尽力帮别人维持好一个家。 父亲的父亲36岁就走了，祖母接任堡主，承担起起七个子女的抚养任务。父亲的哥哥走得比祖父还早，年仅19岁，大娘带着唯一的女儿改嫁。父亲成为家中唯一成年的男丁，十八九岁就担起耕田耙地、播种收割的全部重活。三爹四爹为躲壮丁，名誉上过继了，实际上还生活在家里。三爹十六七岁，四爹跟母亲同年，比父亲小五岁。母亲13岁进门当童养媳，五妈进门11岁。两个幺姑只几岁，最小的小爹一岁多，还在吃奶。十几张口，一大家人，只有十来亩山地，且多是旱田。种过旱田的知道，旱田活路一季赶一季，没有轻松的日子。赶不上趟就影响收获。一家人等着，父亲丝毫不敢马虎。他曾亲口对我说，左耕右耕，望着一坡田耕不完，人累得精疲力竭，常常坐在田头伤心落泪。哭完了，还得继续耕。为了赶季节，白天耕，晚上打火把还得耕。 农忙季节，一家人吃水、烧柴靠小脚母亲、未成年的弟弟、童养媳去抬去捡。上坡下坎，桶高柴长，一不小心摔跤，跌得鼻青脸肿，鸡喊鸭叫。一季活路忙完，父亲怎忍心老母和弟妹再抬水捡柴，就得拖起斧头，挑起水桶，把柴砍满垛，把水挑满缸。 收割完了，秋播完了，冬季也不能闲着，要砍窑柴，砍木材，有余粮还要放酒。烧了炭，砍了材料，放了酒，还得挑到宜昌买。不买材料，不买炭，不买酒，一家人穿衣吃盐、儿童上学没着落。父亲一个人干不成的事，得请工换工。父亲本来不算强劳力，人家肯换工，已经高看一眼，自己只有更卖力，人家才能实心实意为你干。 父亲就像一头牛被套上额兜，没有一天轻松日子。 父亲少不更事也犯过浑。 母亲说，有一年，父亲请人赶流桐把材料运到宜昌卖，卖完材料帮工约他赌博，把材料钱输个精光。他以为赌场跟家里牌场一样，说不打就不打了。那知不输光不准下场。周围有彪形大汉守着，翻了荷包才准离开。没精打采回到家来，跪在祖母气面前认错。祖母气得三天没吃饭，戳着他的额头说，你这个二憨，真是二到家。白砍一片山，白干一冬的活。只没拿棍子揍他。 我后来想，也许正是有了这次教训，父亲的城堡意识才那么强烈。 父亲开始筑自己的城堡，是母亲怀了头胎之后。那已经是1947年的上半年了。父亲26岁，母亲21岁，完婚刚刚一年。祖母决定把父母分出去，老城堡容不下那多人，出去筑自己的窝。一间半房别人暂住着，，还有两亩田、一把镰刀，一口锅两双筷子两只碗，三升粮食、一床棉絮，几件换洗的衣服。 孩子就要出生，父亲感到时间紧迫，先佃了袁宗喜爷爷的屋，落下脚；再和母亲一起赶工换粮，解决眼前口粮问题；又生扒死挣侍弄自己的两亩地，落实下半年的收成；然后借贷，卖棉花纺线织布为孩子准备衣物。 七八月份，姐姐出生了，父母高兴得不得了，可刚满月得了肺炎，那时农村医生没办法治，不治而亡。 城堡尚未筑起，长女先逝，父母遭遇当头一棒。 母亲说，那些日子，两个人都哭得死去活来。哭过了，还得到坡里干活，不干这个家就完了。 第二年父母搬进属于自己的一间半屋。家里依然穷得叮当响。唯一一把镰刀，干完活插在自家屋外的石墙上，晚上忘了收进屋。第二天一早拿刀干活，那还有呢？不知被谁顺手牵羊了。父亲只得借债请铁匠打了两把。 1948年农历9月27日辰时我出生，给父亲的城堡带来新的生机。祖母依然是老城堡的堡主，虽然三爹、四爹、五爹已相继成家离去，但两个姑姑正准备出嫁，小爹还在读小学，家无男劳动力，事务一样不少。同姐姐出生一样，接到报信，祖母匆匆来打了三个鸡蛋，端给母亲，又匆匆回去了。当时正挖苕、种小麦，父亲也只能抽空照护，三天之后，做饭，洗片子，母亲就得自己干。未满月，母亲抱着我到下田，把父亲挖的苕抹净泥巴，装到背笼里，由父亲背回来。 这天冬天，父亲和人合伙，买了别人山上的一片木材，请人砍了，卖给贩木材的，赚了一些，又用这些钱买了别人要出手的两亩地。我想，如果不是1949年8月宜昌解放，他接连卖力干下去，也许会成为新的地主。 尽管有了四亩地，家贫依然如洗。土改时划为贫农成分，定为土改根子。斗地主，分果实，得到衣柜、碗柜、桌椅板凳、床等家具。 这时，他的城堡也经历一次临解体的考验。按照当时的政策，父母包办婚姻，尤其童养媳成婚的，如不满意，可以退婚。 母亲只有一个亲哥哥，年龄比她大十几岁，外祖母48岁生母亲之后，担心养不活准备用鸭子板凳压死，刚失去孩子的大舅妈救了她，并用自己的奶水养大。舅舅最疼这个小妹妹。解放初，舅舅从桃子园搬到插旗，入了党，担任插旗乡贫协主席。他担心小妹一辈子在旱田地区受苦，如果愿意离婚，他不会袖手不管，关键是看小妹自己的态度。 母亲觉得父亲是个可靠的老实人，又怕离婚后找个继父孩子受欺负，决意不离婚。舅舅就要父亲求上进，入党，一生有责任感，不要让老婆孩子受苦受欺负。朴素的农民说不出多少道理，就知道加入组织不会吃喝嫖赌，不会弃老婆孩子雨不顾。 父亲接受了考验，1953年入党，历任贫协主席、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长、高级社党支部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生产队长。 当干部总要公而忘私，牺牲家庭利益，为大伙服务。但是，如果完全不管，老婆孩子丢到水里，自生自灭，家人只有饿死。父亲不是有了大家就不顾小家，抓了革命就不要生产。大家的事他兢兢业业，不敢怠慢；小家的事他也放在心上，没有忘记。既想方设法带领群众治坡，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治窝，同时也千方百计安排好自家的生活。 当时农村一律实行以粮为纲的生产路线、大呼隆的分配体制，上面还经常瞎指挥，无论谁都只能参加集体劳动，从集体分口粮，正常年景分值也特别低。我们家劳动力就父亲母亲，姊妹六个都未成年，连人头粮也分不回，工分粮更少。父亲没有三头六臂，从集体挣得的工分只能跟大家一样多，又没有时间种园田做家务，更没可能抓业余收入。光在队里死做，一家人养不活，更没钱看病、读书。维持生计，只能在许可范围内精心安排。那个难，只有父亲体会最深刻。 父亲是怎么安排的呢？首先是让母亲为生产队放牛，多挣工分。放牛这活儿责任大，栏粪任务定得高，一般不愿干，认为队里出工不需要动脑筋，可以出工不出力，比放牛轻松得多。母亲开始也想不通。父亲说，你想，天天出工天天给你评一等工，一年挣3000。四头牛一年2400分，两万斤栏粪1600分，就4000，若超额2万斤呢，一年可挣五六千分。我一年加误工补足也只4000。你还可以带针线，挖药材、捡橡碗，只不张扬就是。不喂牛，一家人养得活？母亲说，账是这么算，牛栏那么小，能交4万斤粪？父亲又说，拿一间偏水屋喂头母猪。伢子们放学了，帮你放牛、割草。放牛母亲就照父亲的安排，从1959年起一直给生产队喂牛。我们兄弟姐妹也一直归母亲统领，抬水去，赶牛去，割草去，喂猪去，洗菜去。只要不上学，母亲指哪儿，我们得打那儿。 父亲在家的时候少得可怜。一出门开会就十天半月，带人外出做义务工不是半年也是几个月。那时的农村干部几乎都是如此。我三姨妈多年是插旗大队妇女主任，一年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开会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做义务工。父亲后来改当生产队长了，在队的时间才多起来。所以，当干部的想维持好自己的家，不让孩子没饭吃，必须会安排。 跟我父亲一起定为土改根子的先烈二爹，父亲当支部书记时他当大队长，头脑里就几乎没有家的概念。对群众只有政策，没有通融，要坡不要窝，讲生产不讲生活；对老婆孩子只有原则，没有安排。老婆病在床，上级通知开会，父亲提醒他可以请假他不肯，也不安排孩子请医生。大女儿比我小两岁，学习成绩很好，完全可以读高中，他说一个女儿家读那多书没用，初中一毕业就让她回来参加生产；大儿子摔跟头搭断腿，也因没钱耽误治疗成了残疾；没米下锅了、病人急等钱抓药，他也不肯出面借钱。上级对他这种铁杆马克思主义精神特别赞赏，但从来没给他家评一次救济。有一次父亲做主，给他继父评了一件救济的新棉袄，他硬是要继父脱下来，还说父亲这是要让他不廉洁，你就未要过救济嘛。他的确是个忠心不二的干部，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所以，1960年初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父亲因为照顾群众情绪，迁就群众要求，被调为大队长；先烈二爹受到表扬，接任党支部书记。
| 
发表于 湖北省 2016-4-15 22:40:56
提升卡
变色卡
楼主
发表于 湖北省黄石市 2016-4-16 10: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