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拜求助】武汉假药致人重残事件——一纸再审哭诉书

流浪天涯1997520

【哭拜求助】武汉假药致人重残事件——一纸再审哭诉书

哭诉人袁杰清，系2004年2月7日《长江日报》记者卢水平、通讯员安权撰写的《武汉市药监局揭不法专科“猫腻”》、2000年8月10日的《健康时报》记者撰写的《武汉假药致人瘫痪》的“假药致残人”。根据“有错必纠”、“严格错案责任追究”之规定，特暨父母哭诉、再哭诉，伏望人民法院提起再审，让“呼格案”不再重演！
一、《9.7病历》姓假
哭诉人（以下简称我）1999年9月7日，在广告误导下，乘长途汽车到达武汉。步行400米许，乘70路公交在“鄂城墩”下。再往北走200米，到台北路140号“方明山风湿、骨病诊所”就诊。该日，是其迁往香港路的庆典日，优惠30％，人多，发号100张，由周碧英（以下简称周）一人打理。我是82号，下午3时许就诊。周把脉、看舌苔、记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电话号码后，给我“类风灵丹”42粒，“百节疼痛膏”一瓶、“解脱神酒”两瓶，计币416元。该过程，人人一个样，都是“三味药”，只不过“解脱神酒”的多少有别（最少不低于两瓶）。孝感市三汊镇程水新、孝昌县白沙镇池小桥、孝感市付家冲程汉平……可以作证（证言提交江岸法院）。由此可见，周是“一方治百病”的专家教授。她的“特色”（一方治百病），决定了周不可能有病历（药用相同，病情定然一样，病历非雷同不可）。这点，周在江岸区人民法院庭审中供认不讳。当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周向“鉴委会”提交了袁杰清9月7日病历（以下简称《9.7病历》）。病历云：
检查：神清、面色恍白，一般情况欠佳，由他人搀扶诊所就诊，腰部活动受限，局部压痛，双髋关节局部压痛，双手指活动受限，双膝关节变形，以右侧为甚。
脉象：细涩。舌苔：簿白、质淡。
诊断： 痹（肝肾亏虚型）。
治则：滋肝补肾，通经活络。
方1、身痛逐瘀汤加减（自定类风灵丹）42粒，1－2粒／次，空腹2次／日。
方2、乌头汤加减（自定百节疼痛膏）一瓶，15－20ml／次，2次／日。
方3、解脱神酒（配合药物疗法）两瓶，40ml／次，2次／日。
该病历，是仿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湖中附院”）2000年4月12日的出院记录（以下简称《4.12记录》雇人（周是一近文盲人，不会写病历）如法泡制的。故其“病情”、“诊断”、“治则”一模一样。然：“假的总是假的”；
我在《大骂天公不公！大骂为“铜臭”而泯灭人性的人们》（以下简称《主诉材料》）一文中写道：“从两份病历（《9.7病历》、《4.12记录》）看，我的病从99年9月7日始，到2000年4月12日止，一直在原地踏步走。然我9月7日，是走去就诊的。2000年3月24日，是周依《临时协议》的约定花人民币500元雇救护车把我拖到‘湖中附院’检查的。此时，我吃、喝、拉、撒都在‘湖中附院的二楼一室一床’上，只能俯卧，惨绝人寰……，这作何解释”？其“怪”一也；
病历，医患都有，这是常规，形成了无须证明的公理。我的代理人代必胜在《代理词》中：“原告方没有病历。原告从来没有看过病历。它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与习惯不符；（2）病历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怪”二也；
《服用知识》、《服药须知》是不能掺假的。它们，是周对患者服药的“告白”。《服用知识》：“一号药（类风灵丹）；二号药（百节疼痛膏）；三号药（解脱神酒）；一号药：每次服1－2粒……服药时，会产生腹泻，有个别病员腹部隐隐作痛属正常药物反应”；《服药须知》：4、“部分患者头晕、低热、虚汗或全身轻度痒感，属正常药理反映”；《巧妙泻下法》，（《解脱神酒》报上刊载）：“气滞血瘀，不通则痛；久病沉疴，一汗而解，一泻了之”。周愚蠢至极！无顾“告白”的存在，无顾电波在耳，把“告白”中的一号药（类风灵丹）变成：方1、身痛逐瘀汤加减（自定类风灵丹））；二号药（百节疼痛膏）变成：方2、乌头汤加减（自定百节疼痛膏）；三号药（解脱神酒）变成：方3、解脱神酒（配合药物疗法）——把“药”变成了“汤”；把“药”化成了“非药”。其“怪”三也；
《9.7病历》的“治则”：“滋补肝肾，通经活络”。然周的“告白”，则是“服一号药期间会产生腹泻”；一汗而解，一泻了之”——可见，“治则”之语和“告白”之说，何其“南辕北辙”啊！其“怪”四也；
我走访过专家：“身痛逐瘀汤”有秦艽、当归、川芎……14味药；“乌头汤”有制川乌、麻黄、白芍……6味药。“黄芪性温，吸汗固表；茯苓味淡、渗热利窍……”；它们（“二汤”），没有一味药有“泻”的功能和“头晕”等反应。由此可见，“二汤”非“汤”，其“怪”五也；
《9.7病历》检查中：“双指关节活动受限”、“双膝关节变形”。然，我的双手指关节活动自如；双膝关节非常正常。不信，可以令三岁顽童检验。如有虚言，我愿承担法律责任。其“怪”六也；
上述“六怪”，一言以蔽之：《9.7病历》姓“假”无疑！
二、《三鉴定》荒谬绝伦
1999年9月7日，我是走去就诊的。这点，周不能否认。《三鉴定》亦犹是也——“行走困难”、“由他人搀扶就诊”。2000年9月12日上午，省鉴委会进行鉴定。此时的我，吃、喝、拉、撒都在“湖中附院”的“二楼一室一床”上，“不能仰卧，呈府卧状”（岸鉴语）。时年21岁的我，其非人惨状，铁石人见之，无不潜然落泪。然几位“专家”先生，为了“铜臭”，泯灭天理良心——凭医方提供的一纸《9.7病历》（一天的处方），无视药的真假和是“汤”非“汤”；无视“42粒”（1－2粒/次，2次/日）、“500ml”（15－20ml/次，2次/日）、“1000ml”（40ml/次，2次/日）的“类风灵丹”、“百节疼痛膏”、“解脱神酒”（以下简称“三药”），能服用几天；无视从1999年9月7日—2000年9月12日共多少天；无视它们之间“比”是什么样的阿拉伯数字，以“吃1天肉30天不吃饭”的观点，论断“三药”，“不会导致病情加重”、“不构成医疗事故”何其“天方夜谈”啊！其“谬”一也；
“依据省中医院2000年3月28日X片分析，患者目前活动受限，属该疾病的转归”。我在《申请院长提请审委会讨决书》中：“我的老天爷！该片距1999年9月7日时隔191天。以此为据，推断我的病属自然‘转归’，这难道不是以现代的眼光去评价古人”？其“谬”二也；
“根据医方提供的处方来源判断，不会导致病情加重”。我在《主诉材料》中写道：“11月24日，母亲二下武汉，哀请周到云梦来（用小车）看看我的病情。可周以要考试而拒”。是此，周整个医疗过程，只面对我一次（时约10钟）。余之，周“闭目施治”——母亲拿药回服用。故周不可能伪造“第二份病历”。这点，是鉴定人“无力回天”而又“恼火”的客观现实。基此，鉴定人只好“掩耳盗铃”地以一天的病历、以42粒“类风灵丹”和500ml“百节疼痛膏”及“解脱神酒”的“配合药物疗法”，违心地说：“根据医方提供的处方来源（是“汤”）判断，不会导致病情加重”——创造了医学界的伟大奇迹！其“谬”三也；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袁杰清医疗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尊敬的《鉴定》专家先生，你们运用法律条文，为什么“拢而统之”？不“对号入座”呢？其“谬”四也；
“西医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类’。该病属难治疾病。患者目前活动受限属该病的转归”——一派胡言。“强直性脊柱类”不是“癌症”；“难治”不等于“不治”，我在《重新申请鉴定书》中：“11月24日，周如果随母亲用小车来到云梦，见了我的惨状，肯定会令我转院。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不信不能医治‘强直性脊柱类’，何况它非不治之症”！其“谬”五也！
综上“五谬”，《三鉴定》，堪为“荒谬绝伧”矣！
三、《二判书》之错判亘古罕见
我在《申请院长提请审委会讨决书》中写道：《二判书》“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荒诞不经”。其理由有六：
其一、《二判书》的依据是《三鉴定》；《三鉴定》的支撑点是《9.7病历》，它们分别姓“假”，姓“谬”。“子随父姓”（或母姓）自古然也。故《二判书》姓“谬”还是姓“假”，由其自便！
其二、《二判书》中，搜遍所有的文字，仅有“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审理查明”、“本院认为”等字样，而无“举证、质证”之说。纵观古今中外之《判决书》，没有“举证、质证”者鲜矣。而《二判书》公然开历史先河，这使我百思难解。
其三、《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鉴定》没有“举证”，更没有“质证”。然《二判书》把它奉若“金科玉律”，作为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这说明了什么？“愚昧”！其制作者居心何在？不得而知！
其四、“假药无害健康”、“对假药的制造者，行政处罚2000元后，就相安无事，万事大吉”。这个观点三岁顽童把《二判书》一看，定会心领神会，而嗤之以鼻！《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禁止生产、销售假药”。然《二判书》竟敢与之唱对台戏——“假药无害健康”、“行政处罚后万事大吉”。其居心何在？不得而知。
其五、《民事诉讼法》第85、86、87、88条规定“直接”、“留置”、“邮件”、“邮寄”送达。然《二判书》中的《2016号判决书》其制作者，因我没有出庭诉讼，就免掉了“送达”之烦，实为胆大包天！居心者何？
其六、《二判书》白纸黑字：诉称：“假药是有害健康的。要求对假药进行鉴定，以及对药与疾病的关系进行鉴定”；辩称：“不同意鉴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项：“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重新鉴定”。本案诉争的焦点，是上诉人的“诉称”。然《二判书》支持被上诉人的“辩称”，而把上诉人的“诉称”打入冷宫。这难道不是对“假药”的褒奖，对造假者的怂恿？对“假药致残人”的“无情棒”吗？“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综上“六怪”、“五谬”、“六错”，我以“亘古罕见”冠之，不为过也！
四、题外语
“呼格案”的拨乱反正，（1）真凶落网后的交待；（2）媒体的曝光；（3）父母亲九年的申诉；（4）社会的关注。培根说：“一次错判，等于十次犯罪”；《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钱”、“一些司法人员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李克强：“一切违法违规行为都要追究，；一切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都必须纠正”；201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为官不为，是患了理想信念上的‘软骨症’；高压从严的‘焦虑症’；权力寻租的‘成隐症’……。
上述引摘，拨动了我的“死灰心”使我受益非浅：2014年5月8日，我从“武汉市诉讼档案馆”调取了《2016判决书》；同日，把《申请院长提交审委会讨决书》面交丁毅同志；从此，我80来岁的父母亲每逢“院长接待日”，就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其哭诉；2014年7月14日，父亲用“特快专递”向李双利院长、丁毅同志邮寄了“450克”重的有关证据材料；2014年6月－11月，父亲（包括母亲）曾走访江岸法院、省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央信访局；给总理写信三封、王岐山一封，并把《双爱图》一文寄给了俞正声；且为总理作联：“克险阻、杀二兽（民间造假，官府贪脏）一介草儒，向总理上书，不知天高地厚；强家邦，净六合，八旬老叟，到幽冥下榻，定评今是古非”寄给于总理……，可以说腿跑断了，泪哭干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务此，伏望省高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再审，帮一个残疾人圆梦，让“呼格案”不再重演，让“中国梦”更完整！


哭泣人袁杰清暨父母亲栾文明、马群珍
二O一五年三月一日
1399588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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