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潮散文集《诸哲论》之孔子（13）

汪潮wc · 发表于湖北省 2017-7-19 09:56:31

49年以后，大陆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现代新儒家大多移师海外和台港，一方面他们有感于儒学发展的“花果飘零”之境，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承继传统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沐浴于西方现代文明生活之中，使之不得不思考如何去协调传统与现代、价值与知识的关系，这样便形成了６０－７０年代的新儒家（主要以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为代表）的哲学活动的共同特点：以“返本开新”为目的，一方面，通过挖掘传统儒学的终极关怀思想资源，以应对西方哲学关于中国文化缺乏形上学维度的种种偏见，重构中国文化的意义价值系统；另一方面，进一步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为思想资源，对儒家哲学做新的诠释工作，以期从儒家心性之学中转出知性主体（发展科学）和政治主体（发展民主），从内圣之学中开出新的外王。换言之，在这一代新儒家看来，孔子及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以及与现代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人们所认为的对立和不可消融的紧张，但是，如何实现孔子思想与现代化的对接？如何重新阐述儒家思想？这是新儒家需要努力的方向。

进入８０年代，以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和余英时等为代表的第四代新儒家，既有着与西方社会面对面的亲身缠斗经历，又有着其前辈所不及的西学功底，加之还有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兴起的鼓舞，使得他们能站在一种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高度，面对现代人生存的种种危机，把“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纳入到了对全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整体思考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构建起这一代新儒家理论视野的已不再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而是流行于现代西方的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潮，因而他们同西方学者之间展开的对话有着更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一场真正的平等的对话。可以说，第三代的新儒家的哲学努力，实际上已将第一代新儒家所关怀的“儒学与现代化”的命题，转换成了“儒学与后现代”的命题。也正是在这一命题的历史转换过程中，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也获得了新生命形态，即在他们看来，孔子生于中国，但他属于世界，属于未来；孔子的思想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还可以为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孔子及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有待我们去不断开拓的课题。新儒家的心路历程只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因为，从整体上说，新儒家关于“孔子与现代化”的命题实际上是传统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命题的当代延续，也是近代西方“韦伯命题”的中国版。确实，不能否认的是，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伦理精神的支撑，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到底应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否蕴含这样的伦理精神资源？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如实地理解孔子”是必要的前提之一，但是，我们知道，要“如实地理解孔子”谈何容易，因为，不仅历代以来套在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太多，它削弱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孔子思想的表达方式（即“述而不作”）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困难。一部《论语》只是一部有关夫子言行的简单记录，尽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是什么？又是怎样“贯”之的？这些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研究孔子的目的虽然有了新的意义指向，但是，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实地理解孔子，正确地评论孔子，也就是对孔子进行科学的研究，批判继承儒学的文化遗产。”（《孔子大辞典·序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

●《论语》及整个儒家文化不仅影响中国历史二千几百年，而且在汉代就流传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其后也传入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等国，十六世纪以来，还传至欧美诸国，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誉为东方的“圣经”。使孔子成为不是教主的教主，儒学不是宗教的宗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最终必将回归祖国。她过去的历史与大陆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她被殖民和分裂的历史也不短。国民党统治台湾后，在几十年间，台湾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大陆保存的好，人们的传统观念比我们浓，研究成果一度也比我们多、比我们深，产生了胡适、钱穆、南怀瑾、徐复观、傅佩荣等大师和杰出学者。在经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主导，企业管理中有很多的儒家因子。这与蒋介石等人的信仰和倡导有关。当然，反对、批判儒家的势力也很大，他们认为儒家代表保守落后，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消灭卫氏朝鲜，设乐浪四郡，归中国管辖。从此以后即开始了儒家思想文化在朝鲜的传播统治。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理学依次登临，其地位大致与中国相当，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国学，是“政治实践的理念，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术研究的对象，社会价值观的中心。”历史上，朝鲜人将汉字用新罗语音标记，汉文以新罗语判读来研究中国经典。宋元时期及以后，儒学在朝鲜的地位很高。现代韩国对孔子文化和文物保存得也很好。

越南在968年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郡县，其后是藩国，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在越南，历史上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道，儒家学校和孔庙林立，科举取仕以儒学为本。以孔子的“仁德”学说教化百姓，如果不熟读四书五经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儒家思想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十分普及。现在的越南，经过法国殖民统治和社会主义时期，当然有很大改变，但，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或学校还用孔子或历代大儒的名字命名，如孔子大道、黎贵路、阮秉路、吴士莲中学，还有一些孔子雕塑；一大批历史久远的文庙，如河内文庙、锦祥文庙、顺化文庙等保存完好。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在祭祖求福等活动中，必须用汉字写祝文。在家庭婚姻生活中，儒家文化的影子还随处可见。

大和民族是一个崇尚功利、善于向强者和先进学习的民族。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日本人就十分执著地学习中国文化和典籍制度。284年左右，应神天皇当政时，汉字及儒家文化就传到日本了。东晋时，日本开始向中国朝贡称臣，接受册封。其后，向中国派遣了一代又一代的使者和留学生。从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到近现代，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久远，绵延不绝，影响深刻。在江户时代，日本就有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儒家学说成为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象在中国一样享有至尊地位，被称做“先师”、“圣人”。儒家思想文化指导规范着各个精神领域，成为指引国家前进的根本方针。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曾作过中肯形象的评论，他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明治维新到二战以来，日本向西方学习，快速成为世界列强，但，儒家文化并未丢弃，东西文明结合的很好。

新家坡是一个独立仅50年的年轻国家，但，因为华人处于绝对多数，因而，儒家文化传统很盛。李光耀，这位小国的巨人，十分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新加坡重要的治国理念。他本人曾多年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积极致力于倡导弘扬儒家文化。新加坡是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国家状况与特征使该国领导人意识到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从东方文化中寻求现代化的文化价值依托，并汲取西方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文明成果。他们科学审视了国情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在确立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同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实现了儒家思想的本土化、社会生活化与现代化，使之成为新加坡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

新加坡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各种文化作了比较、鉴别、分析和综合，最后决定从东方文化中作出取舍，奉行保持传统文化精华，“并使之新加坡化”的政策。如新加坡经过艰难探索后倡导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突破“三纲五常”，突破“吃人”的礼教，把自由、平等、公义、法治、人权等价值吸收进来。它要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使西方现代化最核心的价值在儒家社会的土地上生根、结果。李光耀也多次强调“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会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问题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新加坡正是在保持包含儒家思想因子于其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了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力图建立独立、民主、敬业乐群、仁爱礼让、廉洁奉公、刻苦勤劳、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新加坡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东西方文化精髓的融汇。

新加坡现代化建设中对儒家思想的借鉴与创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价值。新加坡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只有在现代化成功启动之后，经历了批判、改造、转化的儒家思想才能最终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