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四十年（1978-2018）

茗上行舟

      山村四十年（1978-2018）
      作者：茗上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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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78年，山村在哀乐声中度过

1979年，老光棍终于迎来春天

1980年，山村出现外乡人身影

1981年，山村田野种田忙

1982年，西太公收徒授艺

1983年，电视时代的到来

1984年，计划生育力度在加大

1985年，农民企业家省府授奖

1986年，朱奶镶牙、文华戴表

1987年，不生男孩不罢休

1988年，西太公结扎添孕

1989年，安明叔怒斥大夫

1990年，鞭炮业出户进厂

1991年，柏武出走股份公司

1992年，鞭炮产业实现升级

1993年，将儿当牛的安明叔

1994年，琪春娃只身闯深圳

1995年，富爷与酒的不解之缘

1999年，鞭炮全盛时代的来临

2002年，最后一个儒生走了

2002年，父亲一辈子的遗憾

2005年，老村长三爷的担忧

2007年，全国性禁鞭的冲击

2009年，山村最后一个光棍

2010年，生错时代的六爷

2012年，成功逆袭的兄弟

2014年，山村的高光时刻

2015年，赌风蔓延小山村

2016年，鞭炮产业停产整顿

2018年，一代人的谢幕时刻

（二）

1990年，鞭炮业出户进厂。
鞭炮产业引进来最初的几年，除村办鞭炮厂外，家家户户都是生产作坊。用两条板凳板对板，一头用铰链连接，就做成一个简易的炮筒生产工具。搓炮筒时，一手用铁签粘上鞭炮纸，一手拉动上面的板凳就搓成一根炮筒条，农闲时节满村都是搓炮筒的声音。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掌握，村民们也经历了从最初对鞭炮生产危险性的畏惧，到渐渐得心应手起来，感觉不到有多危险。
鞭炮生产最危险的工段是配药，其他环节只要没有明火，一般都相对安全。同时，那时除村办鞭炮厂有配药工段外，家庭作坊基本上都是为村办鞭炮厂配套加工，从厂里领出配好药、紧好口的炮饼，回家插上引线、编成串、包装好就行了。
那些年，鞭炮生产还是发生过一些安全事故。乡鞭炮厂一次爆炸事故死伤六人；村鞭炮厂配药车间因高温自燃引爆，所幸无人员伤亡；家庭作坊生产中，有人把摊在地上的火药当做蜂窝煤用火钳夹，结果造成烧伤的；有人在床底放引线，坐在床上抽烟聊天，抽完后将烟头扔到床底下引燃引线，人被引线气浪掀出几米高的事故。
一起起安全事故的发生，敲响了警钟。山村人意识到这种生活与生产混杂的作坊式生产的危险性。也就是这一年，村里组建了股份公司，鞭炮生产出户进厂，远离生活区，掀开了新的篇章。

1991年，柏武出走股份公司。
柏武是鞭炮厂最早的一批员工，算作鞭炮产业的元老。那一年村里组建股份公司时，因为其兄柏文已经算入股东之一，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一家不得有两个股东，他自然就落选了。为这事，他很是忿忿不平了一阵子，想不通，老婆也骂他没用被人欺。
后来见大局已定，又不甘心作为工人去股份公司上班，就一气之下离开山村，夫妻俩一起进城卖水果去了。后来生意逐渐稳定，就盘了一间门面，儿女都接去城里生活，成为山村最早一批进城农民。
后面陆续进城学艺、谋生的就多了起来，有在青岛开汽车修理店、并在青岛买房安家的；有落户广州办厂，业务拓展到香港的，更多的是在武汉、黄石、大冶定居，或打工、或办厂、或做生意。
现在算来，山村进城安家的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平时住城里，过年过节回乡下住一阵子。当然也有大起大落的，一个堂弟早先在鄂州经商，一度生意很是兴旺。由于起步早，90年代初就已经在外购房落户了，偶尔回来时一口鄂州口音；后来由于心太贪，欠下巨债。

1992年，鞭炮产业实现升级。
鞭炮生产自湖南引入山村差不多十年，已发展成为村级、乡级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村村办厂、户户作坊，妇孺老幼齐上阵，引得方圆十里的外村人前来打工。
老人小孩负责穿引线，约800只鞭炮捆成直径15厘米左右的圆盘，手工插入引线，7分钱一盘（后来涨到1角多）。小孩手眼灵活，手指一捻一次插4-5根引线，学费和零花钱都有了。小伙子负责配药、上药、扎筒、搬运等体力强、危险性工作；女孩则负责编串、包装等。
90年代起，机械逐渐取代了手工作业，板凳搓炮筒效率太低，后来引进了专业生产炮筒的机器，效率提高了不少，质量也好。产业分工也逐渐出现，有专门生产炮筒的、有专门生产引线的；同时村办工厂也从单一生产鞭炮向利润更高的烟花生产转型。

1993年，将儿当牛的安明叔。
安明叔军人出身，身形魁梧，身手敏捷，小时候听人说他是在特务连当兵，因为与驻地南京的一名女孩谈恋爱，把女孩带回家，也没有办退伍手续，算是逃兵吧。
安明叔年轻时是帅小伙，阳刚气十足，女孩是大城市人，帅哥靓女组合自然是村里最靓丽的风景。后来有一次他跟他爸吵架，趁大家在田里劳动时，在自家木楼上堆满稻草，淋上汽油，在楼下用火把点着扔到楼上，把房子差不多烧光了。
折腾几年后，日子逐渐平静下来。
分田到户时他家没有分到耕牛，他就给几个儿子每人发一顶军用头盔，在水田中站成一排用锄头挖，还把缰绳套在几个儿子身上，让儿子们拉犁耕田。别人是以梦为马，安明叔这分明是将儿当牛啊！
南京女孩叫玉芳，常常被村里的一群光棍汉当作意淫对象。一个光棍汉撩她儿子说“操你妈”，她儿子马上回骂“操你妈！”光棍汉心里有数了，又说“操你玉芳”，儿子回骂“操你玉芳”！阴谋得逞，光棍汉淫邪的笑了，心理得到极大满足。
玉芳蹉跎半生，终于耐不住回南京去了。几个儿女也随她去南京谋生，据说混得还不错。只可惜了安明叔，又成了光棍一个。

1994年，琪春娃只身闯深圳。
西太公好酒，酒量又不大，喝高了耍酒疯，常常拿儿女婆娘开刀，闹得鸡犬不宁。琪春是西太公的长子，他让琪春跪搓衣板，手上举10多斤重的青砖，把娃儿举得冷汗直冒，旁人还不能说情。
十四岁那年，琪春因为不堪家暴离家出走，一路爬火车来到深圳。举目无亲，无处容身，白天到处瞎逛找事做，夜里就和一群流浪少年在高架桥底下露宿。一天夜间一个温州小老板把他们几个都收了。温州老板做棉絮加工，也就是黑心棉。此时的深圳正处于高速起步阶段，外来打工者很多，棉絮供不应求。琪春人不大，遗传了西太公的机灵基因，很快就得到温州老板的信任，让他负责送货，每天骑三轮车将加工好的棉絮送到各个销售点，顺便收款。他渐渐得到温州老板器重，工资也提高了不少。
因不堪西太公折磨，太婆便和两个女儿一起投奔琪春，太婆在家接一些手工活兼卖菜，两个女儿都就近进厂工作，日子逐渐稳定下来。后来琪春因为嫌打工挣钱慢，离开温州老板去赌场看场子，此后走上邪路，被判十年。还有一个小弟，小小年纪闯汉正街，身穿女士衣服推销女士服装，也因为走上邪路，进号子去了。
之前几十年，小山村从来没有一个坐牢的人。

1995年，富爷与酒的不解之缘。
富爷名字叫柏富，我们都叫他富爷，其实穷得一塌糊涂，一家五口住一间半土坯房。那个年代都穷，取名叫富也许是留一点期盼吧。
富爷好酒，一顿酒要喝一上午，喝高了就东扯西拉，舌头打勾，最后溜到桌子底下，一村的妇女围着看热闹。也没有什么好菜，酒也就是那种劣质酒，纯粹是穷开心吧。
富爷苦孩子一个，父母双亡，族人帮着拉扯大成了家，日子过的紧巴得很。一年冬天，他上后山林场想砍一些杉树枝当柴火烧，正砍着被看林人发现，抢他的柴刀，回抢过程中看林人的手划破了，大喊杀人。结果被民兵押送公社关监狱（那时各乡镇都有监狱）。后来挂牌游行，纸牌上写着杀人放火犯汪柏富，名字打上×，戴上纸壳做的尖帽子，两个民兵持枪押着，全乡几十个村庄轮流游行，自己还得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杀人放火犯汪柏富，大家要学好千万莫学我”。
我们一帮小孩不懂其中的心酸，只觉得好玩，跟着游行队伍屁股转，还有样学样把富爷的儿子剑疤也押着戴高帽、挂纸牌全村游行。
亲戚家办婚事，富爷赴宴，亲戚知道他好酒，就安排人陪他多喝了几盅；然后放电影，大家都去看，他早早睡下。富爷有气喘病，结果窒息而去，富爷一辈子好酒，最终也没逃脱跟酒的缘分。

1999年，鞭炮全盛时代的来临。
通过20年发展，鞭炮在家乡得到迅猛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最盛时期全乡规模以上鞭炮及烟花厂四十多余家，从业工人8000余人，产品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年产值3-5亿元，已经成为全国四大鞭炮生产地之一（湖南浏阳、江西万载、广西北海），被誉为湖北的小浏阳。
规模起来后，市县乡三级政府加强了监管。对鞭炮生产许可证实行限额办法，不再新发生产许可证，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伤即予以吊销。这一招逼得鞭炮厂严抓安全生产管理，对每道工序实施定员管理，每间工作房规定人员数量，防止群死群伤事故，生产管理逐步规范化，安全事故明显降低了。
从仿冒浏阳鞭炮起步，先是使用浏阳或者江西万载鞭炮商标进行贴牌生产；小打小闹倒也无妨，现在规模大了，再这样贴牌不是出路。后来就注册自有商标，组建乡级烟花管理办公室，实行生产与销售分离，统购统销、统一市场等模式。小小鞭炮成功撬动了大市场。

2002年，最后一个儒生走了。
伯父一辈子以读书人自居，据说爷爷活在时，往返通山、通城、咸宁一带贩卖土布生意，家境比较富裕，伯父作为长子受宠，读了很多书，最高读的是京学，具体不可考。
伯父小名秀云，学名叫学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后来改的，认为这样才像读书人的名字。我只觉得伯父并没有什么学问，口才也不行，支支吾吾，之乎者也，讲道理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他为人懦弱迂腐，大家都不太把他当回事。
爷爷不到40岁去世，伯父刚刚20岁，顶梁柱倒了，家道中落，伯父也就不能继续读书了。后来遇上土改，因为爷爷的祖业还在，他被评为地主，一辈子被打倒在地。
伯父解放前结过一次婚，婚姻很短暂，时间不长就离婚了。解放后由于地主成分，一辈子再也没有结婚，更没有子嗣。小时候记得最多的是奶奶一直张罗着要为他续上一房，他也经常说去山里（通山）找一个回来，一辈子都没有实现愿望。后来，我考取大学，一直以读书人自居的他很开心，也算是间接圆了他的读书人梦想吧。
2002年，伯父去世，享年78岁。


2002年，父亲一辈子的遗憾。
父亲这一年的2月走了，70岁整，听说走得很安详。我当时在深圳打工，接到家里报的信，没能送上最后一程，此为人生遗憾。
父亲个子瘦小，身体羸弱，一生命运多舛。父亲十二三岁，爷爷去世，奶奶孤身一人带着父亲三兄弟，受尽苦难。他早早就走入社会谋生，不到20岁就到汉口一家粮店当杂工，后来管帐；刚解放那阵，因恢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招工机会很多，不像后来的户籍管制，后来由于奶奶牵挂就辞职回来了。50年代大冶有色公司成立，他招工到大冶有色公司龙角山铜矿当了矿工，后来升任班长，陆续把村里许多年轻人带去做工，那时做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这是父亲这一辈子最高光的时期。
58年农村公社化，吃食堂；后来由于放开肚皮吃，导致存粮很快被吃光，食品价格飞涨，有钱买不到食品。父亲做工拿的一点工资够不上买几斤鸡蛋。一些矿工们，特别是半边户矿工（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组合的家庭）纷纷辞职回农村去，反正农村好歹有大食堂吃。没想到跑回农村几个月，大食堂就办不下去了，接着是三年饥荒挨饿。矿工不做做农民，这是父亲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后来还找到矿里领导、同事甚至下属做工作，要求返回做工，但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控制，农村户口想跳出农门是何等艰难啊。这个遗憾伴随父亲一辈子。
后来我考取大学，跳出农门；再后来，父亲随我落户城市，晚年得以在城市生活了整整十年，不知道是否能够弥补上父亲的遗憾？

2005年，老村长三爷的担忧。
三爷排行第三，是毛爷爷时代的老党员，当了几十年村长，那时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都单干，村长职务也就不再有权威性，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
鞭炮产业的引进，山村人全村老少都在鞭炮厂上班，拿着工资，过起工人的生活，田间地头忙农活的人少了，将农业生产当作副业。进入新的世纪，农产品价格一直停滞，村民更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了，要么到鞭炮厂当工人，要么进城打工，土地出现大量抛荒。
面对抛荒的土地，三爷常常回想六七十年代改天换地的日子。那个年代虽然穷，物资生活贫乏，但大家都有一股劲。三爷始终记得带着生产队队员和知识青年开山造田、开荒辟路、改天换地的场景，那才叫一个爽呢。
可现在，那么肥沃的土地长满了荒草，原来开山造的田更是被填平建成车间和厂房。山村土地本来就不多，现在修路占压一部分、厂房占用一部分、抛荒一部分，能够用于农业生产的就很少了，虽然说现在工业生产赚钱可以买来粮食、蔬菜，一旦饥荒可怎么办啊？
三爷佝偻着腰，满脸都是不解。


2007年，全国性禁鞭的冲击。
随着环保意识的苏醒，全国范围内掀起禁鞭风潮。跟随其他大城市禁鞭的步伐，2006年底，市人大通过了禁鞭令，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在城区禁放烟花爆竹。
禁鞭的冲击是巨大的，本土市场是山村烟花爆竹的主销售市场，占据着山村烟花爆竹销售的绝大部分份额；曾经最红火的90年代，黄石上窑小商品街山村人卖烟花爆竹的摊铺一个接着一个，大冶墈头、东风路至观山一路都是山村人的门店。而禁鞭则意味着家门口市场没有了，只得走远销道路，成本压力、回款风险、与浏阳品牌的竞争都是一道道无形的坎。山村人也尝试研发无烟环保产品，但面对社会大势，终究是无济于事。
一部分人则在寻找出路，知道这一产业的未来有限，终究是要被淘汰的，他们转行经商、办厂，开启人生的第二次创业，尽管前路充满未知和艰难，但终究走出了山村，迈向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