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5年第3期,作者:汪烈九,原题:《邓葆光:误入“军统”的另类人物》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被简称为“军统”。那时,黎民百姓,一听说“军统”,便不寒而慄,因为它是一个跟踪、陷害、谋杀……的特务组织。然而,这样的组织中,也有人将秘密军事情报,通过研究比较,向英、美提出警告式的预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成为臭名昭著的“军统”中的另类人物。 英美自傲,竟将预报当儿戏 日本偷袭,刮目相看邓葆光 “军统”中唯一作情报比较学研究的人叫邓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则报道,日本正与苏联谈判,说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在寻常人的眼里,国际间的贸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中统特务机关更不会关心,人家以啥换啥,关我何事?邓葆光偏偏吃咸饭管闲事。他自我提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何以橡胶易木材?看来,日本不会空穴来风,必有可图之机,才敢于没有橡胶换东西。那么,橡胶产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岛的橡胶距日本最近!邓葆光由此而研究日本掠夺中国所采取的军事步骤。他猛然醒悟:美国驻守南太平洋的军队,重力放在珍珠岛!这儿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东距火奴鲁鲁96公里,水深15—18米,因湾内盛产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在此又建成海军基地。日本只有突击南太平洋的军队,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得到这份来自中国“军统”经济科的秘电,美、英军事情报机构发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关,竟然会让中国人来教训,岂有此理啊!英国当局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美国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礼节地回答了三个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美国海军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还赖在床上,可是日本飞机已飞临上空,一排排炸弹,或挨着或成排地降落,立即,珍珠港成为火海,血海……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失去了大批战舰、战机及众多官兵生命后,美国才深切地认识到,来自中国的情报,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的预报竟分文不值地被抛弃,谁之过呢?傲慢得像鸭公的英国军事将领这才知道,中国的情报并非不屑一顾,因为这不屑一顾的代价,付出得太惨重了。 邓葆光在“珍珠港事件”后,分别受到英国的赞扬,美国的致歉电。他并不欣喜,而只有感激,他感激他的老师——董必武老师对他的教导。 比较学,学有所成 聪明误,误入歧途 湖北的红安,原名黄安。黄安高桥,一邓姓人家,于光绪三十四年得一子,取名宝光。16岁那年,他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校长是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邓宝光改名为邓葆光,一入学校,崭露头角,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全校师生青睐。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时达1年零6个月。其间,中日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日军向中国的挑衅事件不断,留日的中国学生也有爱国行动,尽管其行动十分克制,这些留学生也受到日本的歧视。邓葆光因发表许多经济论文,其中也有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有时给邓以各种借口的刁难,邓决定暂离东京回国,以待某种有利契机。1935年夏,邓葆光来到北平,与美籍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的意图:继续深造,研究日本经济。她与丈夫双双去到东京,一同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经济。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读,日方减少了麻烦行为,邓于是与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借阅寻查经济资料,考察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从中学会了日本学者搜集外国——主要是中国经济资料,尤其是如何利用这些经济资料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比较方法,正在科研活动中的邓葆光尚不知其意义,而只求效果。这一时期,邓将这些以比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地转化为一篇篇经济论文,邮寄回国,在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的《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在日本,有位中国驻日使馆官员,自称胡姓者,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的通信地址,频频发函,与邓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经济。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视胡某为知音,在探讨日本、中国经济之比较问题方面,毫无保留,许多不便在公开文章上发表的观点,都在复函中透露出来,胡表示佩服邓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胡某鼓励邓:必须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家贡献才智。至于如何报效国家,他胡某可以力荐合适单位。后来胡某将邓荐引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邓葆光感到前途光芒万丈,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不几日,邓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是一场秋梦!什么军事委员会,原来是“军统”,是特务组织!想抽身退出么,自有“军统”严厉的行规帮矩约束。邓葆光欲哭无泪,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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