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城区两个商贸城正在建设，国际商贸城和五金机电城

黄梅浪子

黄梅国际商贸城位于黄梅县迎宾大道西侧（九坤·新城首府对面），是市、县两级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占地约143.64亩，总建筑面积约108170平方米，占据黄梅城市门户要地，进出必经之路，未来黄梅县城市中心。主要以家居建材经营为主，办公、餐饮、酒店、娱乐等为辅的家居建材一站式采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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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滨河商创中心信息转自中至信集团公众号

楚凤鳴

“县中衰落”现象折射的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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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县域，都有一所冠以“一中”的知名高中，它们往往是反映一县基础教育实力的“窗口”。记者在福建等地一些山区县采访发现，不少县一中近年的高考成绩呈下滑趋势。教育界人士分析认为，“县中衰落”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一些山区县基础教育师资等“软件”没跟上，已成为教育区域均衡的最大“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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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成绩下滑明显

山区再难冒尖

近期记者来到位于闽西某县的第一中学。校园内挂着大红色的励志标语条幅，醒目的高考倒计时牌下，毕业班的学生下课后鱼贯而出，随处可见紧张的备考氛围。网上的一张“高考红榜”显示，2019年高考，学校一本上线率超过了40%，比去年提升了4%；本科上线率超过93%，比去年提升近3%。

“这两年经过努力，我校高考成绩明显回升，但和十年前相比，依然有差距。”这所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十年前学校曾出过全省文理科第一名，轰动一时。从此以后，高考成绩逐年下滑，最差的时候甚至连“双一流”高校都考不上几个。

记者在闽西北山区采访发现，这里多所县一中在过去十多年间，本科上线率、重点大学考取学生数等指标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质疑：“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福建某山区市教育局负责人说：“早些年，县一中不论教学质量还是高考成绩都不输沿海的福州、厦门，沿海城市中学还经常组织到山区中学取经。但这些年来，出现了‘沿海中心城市重点中学-地级市重点中学-县一中’的分化趋势，县一中在高考中很难再冒尖。”

多位县一中教师告诉记者，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高考成绩上，“上溯”到中招环节时，市重点高中与县一中就已经体现出明显的生源差距。“县一中录取的最好生源在全市中考中排名在几十名，我们的生源输在了起跑线上，考取同样的大学需要花费更多的心血。”一名校长说。

“高考差源于中考差，中考差源于小学差。”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隐忧：在义务教育阶段，沿海与山区的差距就已经拉开，高中阶段即使山区孩子再努力，也很难“挽回”局面。

“有条件去大城市的家长，有的早在小学阶段就去大城市买房落户，孩子一上中学就跟着父母去外地，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留在县里和乡镇的，往往都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离不开的。”一名家长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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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差距大

师资成最突出短板

气派的教学楼、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塑胶跑道操场……记者走访发现，经过前些年的持续投入，多数县域重点中学的办学条件都有了明显改善，硬件资源与沿海重点中学差距不断缩小。与此同时，“软实力”尤其是师资水平的差距反而在扩大。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薪酬待遇悬殊等原因，福建山区中学不少长期在教学一线耕耘、教学成绩卓著的骨干教师流失到沿海地区，某县的县一中先后有50多位教师离开。

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说：“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是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灵魂。他们一走，学科教研质量就会直接下滑，更让教师队伍军心不稳。”为了补充师资，县一中们只能“向下挖”，调入本县乡镇中学骨干教师。结果越往基层、越落后地区的学校，优秀老师流失越严重。

多所山区镇级中学校长反映，学生家长一看这种情况，更要把孩子送进城里上学，形成了“老师走-学生走-成绩下滑-加剧老师走”的恶性循环。

除了部分骨干教师流失，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更让人忧心的是近年来县域整体教师队伍的能力不如从前。十多年前，县一中的教学骨干大多毕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师专、师大。当年这些院校招考的都是最优秀的毕业生，教学能力完全不输给沿海中学。但近年来大环境改变，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择业观也发生变化，最优秀的毕业生基本都选择留在大城市。

某县教育局负责人说：“沿海城市重点中学的教师招聘门庭若市，吸引了很多重点高校的研究生。而我们这里，报名的人很少，基本上符合教师招考最低门槛、愿意来山区的毕业生，我们都要。”

教师待遇与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也影响了教师的敬业精神和精气神。有校长痛心地说，曾经课堂上有学生不专心，老师批评他，学生站起来振振有词：“我爸爸打工的收入都比你高，你让我认真读书？”虽然学校对这名学生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但老师表示“听到这样的话，内心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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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教育优先理念

均衡县域教育资源

针对“县中衰落”现象折射的警讯，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指出，要正视这一问题背后的区域教育差距，落实教育优先理念，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所有学生赢得教育的“起点公平”。

一是地方党委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优化教育发展环境。

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任务重，在有些领导干部眼中，教育不再是最大关注点。某县干部说，几年前，该县生源减少、师资超编，县领导不是想办法重振教育，而是组织教师考试，择优“分流”，结果不少优秀教师进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教师队伍建设造成严重影响。

而另外一个县，近两年出台多项强教措施，配强校长，激励优秀教师，拿出十足诚意招才引智，短短两年，已有多名知名高校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前来就职。

“县委书记曾在一次会上公开说，严禁各部门从教育系统抽调教师、各级干部不准插手学校人事调整。教师们的主责就是教书育人，有任何干扰教学的事，校长可以随时向县委报告。”该县教育局长告诉记者，如今各级学校学风大为改善，不少去外地上学的孩子也开始回流。

二是要狠抓教师队伍这一关键，将尊师重教落到实处。要针对毕业生不愿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的现实，加大对这些地区教师队伍的激励力度。“在基础教育和教师待遇投入上一定要舍得，这是一笔大账、长远账。”福建某山区市教育局负责人说。

三是围绕教育均衡发力，涵养县域良好教育生态。某重点中学校长说：“各县都有优质高中，才能留住优秀老师，留住好生源，才能出现百花齐放、良性循环的好局面。”

楚凤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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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各类宏观数据，如果某人年岁稍长且出生在非省会城市/县城，那么他/她很容易感受到：自新世纪以来，自己家乡的本地中学正在逐渐衰败，优秀的师生不断朝着省内几个中心学校聚集，原本一两年能出一两个清华北大的本地学校，现在最高分甚至刚刚够到985……与此同时，也是从新世纪开始（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各个学校的教学强度正在不断变大，一个新世纪前后出生的学生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自己所经历的教育压力要远大于仅仅高自己几级的学长，却又远低于仅仅晚自己几年的后辈。
概言之，新世纪以来中学教育最直观的两个变化是：

1.教育资源不断向心聚集；

2.教学强度不断增大。

然而上述现象极少得到研究。就前一变化，现存研究大都是在讨论城乡教育差距（个体教育机会获得差异）时旁及学校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且绝大部分研究者将这一过程归结于「教育市场化」，即师生都会朝向资源丰富的上级城市（尤其是省城）流动。借助「市场」与「优胜劣汰」的逻辑，这一思路将县城中学的衰败理解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且赋予其充分的道德正当性。

相对的，「制度」取向的学者尽管反对「市场」作用的叙事，其核心关注却仍停留在「重点/非重点」「城/乡」的两组对立（即杨东平所谓「双重二元格局」）上，并未能真正在经验上说明快速的资源流动与制度力量有关。至于教育强度的变化，几乎所有学者都将之归因于教育市场竞争的激烈或是家长、学校、社会的教育理念不正确。

研究视角

不难发现，现有的研究对于不同问题的解释是极为分裂的，既缺乏统一的视角也缺乏可靠的结论，对于各种新生的教育现象（「超级中学」「县中模式」）更是无从下手。因此，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更整体的框架中解释上述两个问题，在我个人的研究草稿中，我将这一框架称为「地方教育生态」或「地方教育场域」，它涉及如下几个基本要点：

1.研究对象：不再直接关注「个人教育机会获得」问题，而是研究学校间的力量变化，并通过后者绕回前者。

2.研究思路：不再关注What（什么影响了什么），而是关注How（影响的机制）。

3.基本假定一「封闭性」：由于高考是以省为单位录取，以高考为绝对导向的地方中等教育便以省为最大单位进行配置，每个省便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场域。

3.基本假定二「传递性/同构性」：由于每一阶段学校的核心运作都是向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因此每一教育阶段的场域结构与资源配置都与下一阶段的场域结构紧密相关，这种关联性可以通过招生规模、竞争强度、教师流动等等方式体现（参考陶军明，2007）。

4.基本假定三「向心性」：资源将逐渐从地方教育场域的边缘向中心聚集。这一聚集源于如下几个因素：

（1）四重结构：地方教育场域并非双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层结构：「省会学校-地区级学校-县重点-县非重点」。教育资源的向心过程并非简单地从一元流向另一元：区域间的流动逐层发生在省会、地级市、县之间，重点、非重点间的流动则主要发生在县一级。

（2）行政主导：四层结构间的资源运作与其说是「流动」，毋宁说是单向且带有行政强制力的「汲取」，这种汲取大多发生在相邻的两层之间，较少出现跨层汲取的情况，且逐层汲取的动力看似是市场的，其根本却是政策的或制度的：「省会/地方」之间的作用是省会学校获取特殊政策的结果；「城/乡」之间的作用源于县与县级以上学校经费的不同来源；「重点/非重点」的影响则是县级财政与拔尖思路双重引导下的必然结局。（可参庞丽娟、韩小雨，2016；周钧，2015）

（3）「特权企业」：学校在教育市场中并非一个普通的「企业」，而是一个「特权企业」，这意味着学校既要在明面上比拼分数成绩经济资源，也要比拼各自所获得的政策（尤其是特殊政策）力度。后者构成了整个「向心」的核心动力。

核心结论

从新世纪至今，大部分省份的中学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一次结构转型。这一转型涉及两个过程：一、高度集中资源；二、大幅提高管理强度。在不同地区，这一转型由不同学校开启，推动这一转型的学校不一，但其典型过程如下：

1.汲取：依靠特殊政策，上层学校汲取下层学校优秀师生；

2.反应：下层学校通过：（1）向再下层汲取资源；（2）高强度管理提高成绩——以弥补被汲取资源带来的劣势；

3.冲击：上层学校同样引入高强度管理，并加大汲取力度；

4.传递：下层学校汲取强化汲取并提高管理强度；

5.溃败：最下层学校继续扩大管理强度，但学校资源已无法支撑，溃败逐渐向上传导。

在诸如衡水中学这样的典型案例中，上层学校的「汲取」与「冲击」两个过程是一并出现的，因此留给下层学校的反应空间更小（事实上衡水确实是这套模式在全国推广的关键）。不过无论如何，这一过程最终都将导致不同层级的学校间差距持续扩大，而这又带来了三个后果：

1.上层学校的优势将为后来的师生流动提供正当的基础（也即衡水校长不断强调的「靠实力吸引学生」），这将使生源流动彻底不可逆；

2.学校管理强度的普遍提高必然带来单位教育成本的提高（原来老师每天管你八小时，现在管你十二小时），这一成本必然需要以各种方式转嫁（如学校经营房地产、学校收大量高费生、分校办学、政府补贴等），除去政府补贴外，其他所有转嫁的对象仍是普通家庭，尤其是「学校所在地外的其他地区的家庭」（参考撤点并校）。

3.竞争强度的大幅度提高直接将大量低阶层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排除在系统之外。「与 Tam & Jiang （2015）的思路相似，我们认为，当重点与非重点间差距过大时，对学生而言，非重点学校就不再构成一种升学的有效『管道』，因此劣势区域希望进一步升学的学生面临着更强的竞争与系统性的排斥。这一排斥的根本原因是高中间的差距扩大，却最终体现在『初升高』阶段中。」

不难理解，上述三个后果都直接导致了县城中学的衰败，同时也导致了教育机会获得的差距不断扩大。然而通过营造一种「鲤鱼跃龙门」（勤奋学习使得贫苦孩子上大学）的叙事，同时通过强化「应试」与「素质」间的对抗，这场转型中的所有获益学校（超级中学们、县中们）都巧妙地回避了问题，并将自己打扮成拯救教育的天使，仿佛自己才是穷人的代表，可恶的只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教育市场。

延展讨论：转型路线问题

学校转型过程牵涉到不同的转型路径。在此我选择借用Tilly的框架：在国家/学校转型的过程中，采取「资本化强制道路」（即同时聚集起「资本」与「强制」）的国家/学校最容易获得成功，而采取「强制密集道路」与「资本密集道路」的国家/学校则容易陷入失败。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分类框架，将地方教育生态中的不同参与者放入其中：

上图展示了一种基本的分类框架，现行关于地方教育的讨论并没有对「县中」「超级中学」与「重点中学」作出区分。作为一种区分的尝试，我们认为，典型的「县中」可以被理解为采取「强制聚集道路」的中学，而「重点中学」尤其是「省会重点」则是采取「资本聚集道路」的中学，居中的「超级中学」则是采取「资本化强制道路」的中学。与欧洲国家的发展历程有所不同，具有强资本聚集属性的「省会中学」往往缺乏动力完成「强制聚集」（校内压力升级），因此纯粹意义上的「超级中学」更多是作为一种理想型而存在的，近十年来，几乎所有中学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意识地朝这一路径靠拢，但在实际分析中，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在特定时间段中能够并且确实采取了这一路线。

不妨在上述座标中添加一条斜线，这条斜线表达了教育场域转型后特定学校维持此前竞争地位所需要的「强制-资本」状况。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我们此前曾分析过的对象加入到座标轴中，观察其转型路径及是否成功。可以发现，最接近「资本化强制道路」的是中后期的衡水中学与贵阳一中，由于其初始资源配置的差异，两校早期则分别采取了「强制聚集」与「资本聚集」的路线。类似的，清华中学、衡水二中与郸城一高也都采取了「强制聚集」路线，然而案例分析表明，由于进入转型的时间较晚，这三所学校也都根据自身初始状况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其中清华中学在转型之初省内尚未有强烈的竞争与资源流动限制，因此其可以通过相对平缓的曲线完成转型；而面临更强竞争压力的衡水二中与郸城一高则必须通过更高强度的强制聚集才能达成转型。相对而言，「云南师大附中」与「雅礼中学」则提供了两个更为典型的「资本聚集」样本，两校原本以较慢速度以资本聚集的模式推进转型，然而在面临竞争压力升级后不得不推动强制聚集以应对压力。

对不同转型路径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层级的学校是如何主动参与或无奈卷入到这场转型游戏中。

其他讨论

1.省会学校本来就一直比下层学校好，不是吗？

答：不是的，可参下表。


数据源：CGSS2008

2.教师流动如何直接作用于个体教育机会获得？

答：简单的算数题，A地（非省会）此前有一位数学名师，由于水平出众，他/她每年带两个重点班，能够帮120个学生的分数从60到130。一年后他/她被挖到省会顶级学校，在这里他的水准只能带次重点班，能够帮120个学生的分数从100到130。这还没讨论他/她在原来学校带领学校教研的作用。

3.学校差距具体如何作用于个体教育机会获得？

答：你出生在A地，十年前A地有一所重点中学，每年有20%的人能考上一本，70%的人能考上本科，还有一所普通中学，每年30%的人考上本科。由于优秀师生持续流失，县政府决定将普通中学优秀教师集中到重点学校，此时重点学校一本率为15%，本科率仍为70%，普通中学本科率为10%。全县本科率下降了。

4.政府的作用具体在哪里？

答：篇幅限制没放案例。大致来说政府能够帮助：跨区招师生、财政补贴和其他政策。其中跨区域招生政策严密与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变量，在诸如山东和浙江这样的省份，学校间差距并没有显著扩大，核心原因正是两省非常早开始就阻止跨区招师生。

5.本文不适用于哪些地区？

答：直辖市、浙江、山东（部分）、江苏（部分）。新疆、西不确定。

6.继续研究要怎么进行？

答：一、案例研究，具体分析一个省或多个省内部的学校间的交互过程。工作量比一般案例研究大很多，因为至少要每个层次的学校都涉及。二、数据研究，CGSS2008和刚出的CFPS2018中都提供了较好的特性支持相关数据研究，不过CGSS最新的两期（2013与2018）都放弃了这方面特性，CFPS2018则仍旧未区分本科以上的学校层级（211、985等），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