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日军突袭珍珠港事件的红安人——邓葆光(二)

程峰哥直采生活

研究日本,研究“军统”

专心抗日,不做坏事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长莺飞。可大武汉不时拉响空袭警报,市民死伤无数,许多建筑物变成废墟。当警报解除后,九省通衢依然又活动起来,车水马龙,路人如潮。在武昌中华门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见多年不见的学生邓葆光。邓此时西装革履,戴巴拿马帽,架宽边墨镜,扶文明棍,刚从汉口那边过来,正拾级而上。布履长衫的董必武,趋步近前,叫住了学生邓葆光:“一别14年呐!”邓葆光也认出了昔日武汉中学校长、自己的国文教师董必武,赶紧行鞠躬礼,叫了声“老师好!”久别重逢,该是欢快!然而邓葆光却卜簌簌泪流满面,哭诉道:“老师,学生疏于社交,竟走错了道路,请您惩罚学生吧。”董必武说:“你留学日本,学成回国,进入‘军统’,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研究‘军统’,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邓葆光似乎看到一线光明,保证:“谨记,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一对师生,两个阵营中人,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比较研究”显威

“以战养战”受挫

武汉即将沦陷。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中央政府官员”们,纷纷雇飞机,打差船,抢汽车,拉民工,逃往峨眉。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

邓葆光搜集日军经济情报,发现日军军舰由长江中游向汉江口集结,且向石码头一带运输粮食,他判断日军近日必有西行意图。果不其然,他截获两份电报,都与日军西上有关,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镇,有一支西北军班底,被蒋介石遗弃,只要人家“独立抗战”,却不给被服、粮饷。这支西北军班底编号为一二八师,师长为王劲哉,公开叫出“受(中央)编不受(中央)调!”惹恼了“最高”。经过比较,邓葆光判断,日军集结海、陆、空三军,数倍于一二八师,企图一举歼灭之。邓立即给武汉外围的国民党潜伏电台——消泗台发出警告一二八师的电报。果然,王劲哉作战略转移,让日军扑了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可是汉口站站长刘某却向戴笠告了邓葆光一阴状:“邓不务正业,太过张扬。”戴即电传唤邓。邓接电后走消泗,经侏伃,进入沔阳洪湖地区,受到一二八师欢迎与保护,护送邓再经沙市、宜昌抵渝。

邓葆光到重庆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大后方的经济状况。从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启发:许多同僚埋怨邓从汉口来渝,怎不雇请一副挑担,挑一百来斤汪玉霞的糖果,冠生园的点心来解馋?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可是重庆政府提倡所谓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敌人极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证明日方“以战养战”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帮助日方大大发展经济,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邓的报告中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还建议立即设立缉私处(防止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控制后方物价。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这才认识到汉口站长刘某吃饱了无事干——撑的!若邓葆光只图虚名,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总结材料,更有这么多办法,是凭空想到的么?他将邓文急转蒋介石,蒋圈阅转行政院,终得实施。

邓葆光因之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而且又升为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邓葆光曾请出亲信,去到红岩村,探听董必武的行踪,终因“军统”限制太严,邓未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接收敌伪财产

组建研究机构

日本人投降。许多从大后方来到大上海的“党国要员”,忙坏了他们的五子登科:金子、银子、票子、房子、车子。邓葆光是“军统”派来的接收要员,按说他更有资格搞“劫收”。然而他记住了老师给他的教导:“不做坏事”,不做坏事就是要做好事。他接收了许多日伪财产,成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组建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这些有益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事业,相继开始运转,其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葆光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一些中共党员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邓葆光掩护下,这些地下党员,为解放上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出奇制胜护国宝

春燕北飞迎解放

1948年的秋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东、向中南……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邓葆光在上海接收两起函件:一、从北平传来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飞。”二、毛人凤急电:“图书资料应立即运台。”

面对这一大批孤本、善本图书资料,邓葆光深深认识到:金银珠宝流失了还可以再开采,而人类的知识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批承上启下的国宝怎可流失,新中国多么需要啊!他决心以此献给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使用。

在毛人凤发出急电催运图书之前,毛的注意力放在金银珠宝的抢运方面。邓葆光利用毛人凤与诸多逃台高官争夺海轮的空间,选择出最珍贵的图书70000本及日军移交的机密文件,分装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货仓,然后委婉回复中统上司毛人凤:“货轮极度缺乏,可否先运抵香港,再换机转运台湾?”毛人凤何等精明、阴险,干脆把邓电压下,不仅不是暂不作答,而是绝不回音。眼下上海,“党国要员”亦如当年由汉撤渝,都在使尽手段,争夺船只,试图多带一些财产去台湾,哪有空位留给“军统”特务装运图书!毛人凤无法干预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声,万一迟迟不运,图书落于解放军之手,咳,那责任就不在毛人凤一方,而是邓葆光的办事不力!毛人凤的沉默,显而易见,可谓奥妙无穷。

邓葆光也乐得毛人凤的沉默,于是联系由沪去港的海轮。将这100余箱的珍贵图书,运达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并伪装干货将箱皮喷字,毫不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