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来报春燕,原是经济所同仁 潘汉年识邓,巧与毛人凤斡旋 100余大箱国宝托外商货轮秘密启航。望着远去的货轮,邓葆光好多天来一颗悬空的心,才实实在在地落下。邓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国女子一样,力争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她备好酒菜,慰劳完成使命、值得庆贺的丈夫。正在低吟浅酌的夫妇俩,陡然听到门铃声。隔着保险门问:“哪一位啊?”对方回答:“北平传送口信人。”邓葆光将门打开,灯光下,来人因装扮奇特而显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镜、风帽后,才认出是在经济所的同仁。来人曾遭中统通缉,当时邓对其进行保护并送其出沪境。邓不由得奇怪地问询:“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对方笑:“正是去而复,好比候鸟如春燕。” 两人进到秘室,邓问:“想必先生负有重大使命?不然缘何冒险来到寒舍?” 那人诚挚地回答:“一为面谢救命之恩,二为奉命行事。我党考查先生已有很长时间了,先生确有诚意弃暗投明,从抗日之始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杀身之祸截转大批珍藏资料,实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预告先生,明朝有负责干部来访,并对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请先生有个思想准备。” 讵料,邓葆光第二天见到的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虽已中年,却是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语,极富感染力。潘对邓说:“我们考虑到,上海即将解放,敌人在临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邓先生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则十分不利。毛人凤在那边手忙脚乱,一时无暇顾及邓先生,一旦他沉下心来,前前后后来一番自审自问,那时必会对邓先生起疑心……我建议邓先生立即去香港,暂时隐蔽一下,兼顾那批国家级的孤本、善本,还有一大批经济资料。那些都是建国后大兴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敌手,那才叫违背了初衷。邓先生是搞经济的专家,全国解放后,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会对华进行孤立、封锁。邓先生到那时将大有作为。目前暂时潜入香港,搞一个适当职业掩护,不必抛头露面。我们与邓先生暂不联系,必要时,自有通知。邓先生以为这样安排好吗?” 邓葆光一口应承说好,还说有个有利条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国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还有她许多昔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邓葆光开始对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间接提出自己有病,须当治疗,并说是去香港就医。这没引起上海“军统”的任何怀疑。得到允许,邓葆光与妻子格尼娜还有两位贴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从此,邓葆光在香港再不是邓葆光,而是从北方来的邓景行。为了合法隐蔽,向当局申请开了个贸易商行,招牌挂出去是“宝丰行”。1949年初夏,宝丰行开业,真还有不少朋友来祝贺一番哩。 毛人凤在台湾,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邓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通过上海站,再通过香港站的“军统”特务,最终找到了邓葆光的“下落”,还有那批久“囤”香港的图书。毛人凤当即指示香港“军统”特务:不择手段,尽力避开英国人,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抢出图书;对邓也须采取监控。邓葆光得知毛人凤已注意到自己,要抢回国宝了,心急如焚:若是这批图书再落到“军统”手中,这么长时间,花费朋友那么多钱……所有的心血都将随风而逝。急忙中,邓租借到一处秘密仓库,打算转移图书。然而这么多木箱,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搬出、上车,岂不张扬,自我暴露,等于拱手让人?他决定采取深夜活动,不雇搬运工人,自己和几个朋友亲自动手,将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货车,尔后绕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将100多只大木箱运到了中环永安仓库秘藏,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毛人凤疯狂下令杀邓 格尼娜智勇双全护夫 1950年初,当“军统”众特务领着搬运工人,强制四环招商局守库人,用一大串钥匙,掏开所有库门,准备让特务们检查藏书木箱时,仓库里已经没有一只木箱。怎么会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进了库门,而今却不翼而飞了?当毛人凤得知图书不在旧窝时,可想而知,他该是如何的暴跳如雷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的“军统”:一、继续追查图书下落;二、侦知邓葆光住处,见人即处决!1950年9月12日,4名“军统”特务,于香港街头发现邓葆光行踪,立即进行围堵,邓葆光已无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过4把锃亮的砍刀!邓葆光身中9刀,浑身是血。若非抢救及时,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格尼娜守护丈夫寸步不离。当“军统”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生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种奸计,试图害死邓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医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对不明来访者均拒之门外,同时病人也舍掉单人房间,住进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一切异动。尽管,在医院内,邓的亲朋能守护他,而“军统”特务所得的指示是必须搞掉邓。因此,特务们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看你邓葆光怎么逃脱这个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格尼娜不得不与港督警察署交涉: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须离开香港去内地就医,但警方以尚未破案为由,拒绝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说明情况,并指出港内接连发生凶杀案件,少有告破,必须让邓葆光尽快离港,警署终于答应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样才能使邓葆光冲出“围城”呢? 一辆医院运载死尸的专车,从邓葆光所在医院后门开出,然后直奔火葬场。这辆车终未引起包围医院的特务注意。 这是有关方面与邓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议后,精心演出的一场突出重围大“戏”。“戏”演成功了,邓葆光经过罗湖,抵达广州。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前往广州慰问邓葆光及其家人,时在1950年10月金秋季节。 接着好消息传来,秘藏于香港中环永安仓库的70000册宝书安全运回内地,按书目,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供专家学者使用。这使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更感欣慰。 邓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因为生活安定,居住条件良好,他日夜伏案,总结“军统”有关资料,撰写重要史料,为新中国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潘扬蒙冤邓受牵连 彻底平反荣誉迟来 1955年,中共高层干部潘汉年去京开会。会议未开始,被公安部“带走”;在上海的公安局长扬帆也无缘无故被戴上手铐。不久,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既然潘、扬被定性为“伪奸”,那么由伪奸“掌握”的“军统”还会是好人吗?邓葆光被投入监牢,格尼娜发配江苏劳动“自食其力”。捕邓的单位,给邓下了个含糊其词的“定论”:“自首不诚”。既然自首不诚,自然构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时给了个“有期徒刑5年”。这个5年可漫长,一直从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长达25年之久,是5个5年徒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扬平反昭雪,随之邓葆光彻底平反,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5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之前——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补述的是格尼娜,这位邓的好妻子,当年因极“左”的原因,迫使她回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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