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樊城沈岗墓鄾子鼎句鑃铭文发现邓城为鄾子国鄾城 解开襄阳历史之谜

卧马居

破译樊城沈岗墓鄾子鼎句鑃铭文发现邓城为鄾子国鄾城 解开三千年襄阳历史之谜

文/卧马先生（李敦彦）

    2021年1月24日收到襄阳市考古研究所长王伟亲自发过来的襄阳市樊城区邓城遗址东两公里沈岗墓发掘出土的青铜鼎和青铜句鑃高清照片及发掘简报绘制的原图等系列资料图，激动的晕了半天，终于可以继续研究关注多年的襄阳邓国邓城考古了。

沈岗墓M1022-1号青铜鼎盖铭文彩图

沈岗墓M1022-2号青铜句鑃之一

《文物》2013年07期--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句鑃铭文图

    说收到个资料照片都晕了半天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十几年来在研究楚文化、楚国、谷国、权国、随国、鄀国历史的同时就一直很关注楚临国的邓国襄阳邓城、山湾、沈岗墓的考古发掘。特别是看到沈岗墓发掘九年后2013年《文物》第7期发表“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就曾小激动过，由于当年发表的资料图片清晰度不够，一直为看不清铭文笔画苦恼？多次求助当年参加发掘沈岗墓的老河口文物局的符德明和老河口博物馆的徐昌寅、襄阳网名叫“一斤希望”的杨一等文物专家，望其能够提供关于沈岗墓青铜器铭文的彩色高清图片，遗憾一直没能得到一张清晰的沈岗墓图片资料之故，所以一直未能深入研究沈岗墓？

    收到盼望已久的沈岗墓珍贵资料图片如到发掘现场、如亲眼目睹两千多年前的青铜文物，晕过之后开始悉心研究这些承载襄阳千年历史文化的青铜重器。

沈岗墓M1022-1号青铜鼎铭文组合 图

沈岗墓M1022-29号青铜句鑃铭文排列 图

沈岗墓M1022-1号青铜鼎铭文组合 图

沈岗墓M1022-29号青铜句鑃铭文组合 全图

    经过近一周逐字逐句、一笔一画、反复不断的转着圈圈的放大、排列、组合、的仔细甄别，终于破译十几年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多年来未破译的沈岗墓鄾子鼎青铜鼎和句鑃铭文，并勘误部分与铭文不符的文字，首次破译发现近现代湖北省、襄阳市邓国考古以来关于鄾君、鄾子国、鄾城的文物文字，取得困扰考古专家近百年的重大考古突破。

    2013年《文物》第7期“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 http://www.doc88.com/p-1758985040062.html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释译沈岗墓M1022-1号青铜鼎铭文为：“隹八月初吉丁亥，□子諆余择其吉金，自作飤緐鼎，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的33字。

    我在研究沈岗青铜鼎铭文发现徐少华教授所译的七个字铭文与青铜鼎铭文笔画不符外，居然还漏译了三个字？2021年1月28日卧马先生破译沈岗墓“鄾子鼎”铭文为：“憂，丁亥，鄾子诩，余择其吉金，自作飤虞鼎，其眉寿无疆，憂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隹丁巳月初吉”如图36字。

    2021卧马先生破译沈岗墓“鄾子鼎”铭文大意为“在鄾国丁亥之年，鄾国之君鄾子诩（为铸器之事铭记），我在国朝选择上好的吉金，自作飤食虞祭之鼎，祈祷眉寿康健万寿无疆，祝愿憂国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时在丁巳的四月初吉日”。

     2013年《文物》第7期“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释译沈岗墓M1022-29号青铜句鑃铭文为“隹正月初吉庚午，□ 子登择其吉金，自乍(作)龢鑃，中雗(翰)且阳(飏)，元鸣孔锽(皇)，以征以行，叀(惠)闻四方，子子孙孙永保是尚”。

    2021年1月28日卧马先生研究发现五字铭文与铭文笔画不符外，震惊的发现连“句鑃”的“鑃”字都是错的？破译勘误襄阳沈岗墓M1022句鑃铭文为：“隹正月初吉庚午，鄾子鄧，择其吉金，自作和鋔，中雗麆阳，元鸣孔锽，以征以行，専闻四方。子子孙孙，永保是尚”。

    2021年1月27日卧马先生破译襄阳沈岗墓M1022句鑃铭文的大意为：“在庚午年正月初吉日，邓子国国君鄾子鄧（也为鄧鄾子），选择上好的青铜吉金，自作行军打仗所用的青铜“和鋔”（军中战车所用的如錞于一样指挥军队的乐器），和鋔之中的敲击的鈡锤舌幹又粗又大（如麆阳具），开始鸣响和鋔的鈡锤孔腔内发出震耳欲聋的锽锽之声，用以号令大军出征用以指挥行军，敲击和鋔铜鈡声闻四面八方。愿鄾子国的子子孙孙们，能够永远保护这个鄾国重器”。

    反复研读破译后的鄾子鼎铭文，发现鼎文详细的记载了，鄾国之君、鄾子诩，良辰吉日、自择吉金、铸造宴饮和祭祀之用的鼎器用途、制鼎时间、和未来美好愿望。铭文反映出鄾子国君、安然自得的一派详和之气。从铭文文字看，铸造此鼎时的鄾子国，并没有亡国之危，鄾国国君任然可以安然自得的铸造钟鸣鼎食的青铜器，国君任然可以鄾国、鄾子之名称呼。因为铭文中只字未提及楚国楚字和楚事，所以分析此鼎的铸造年代，当在鄾子国未亡的春秋早期，起码可以提前到，公元前703年楚巴国联合攻灭鄾子国之前。

    之外，沈岗墓M1022号墓及相关墓葬，能够葬在鄾子国都城鄾城之侧，说明墓葬的葬亡时间也当在公元前703年楚巴国联合攻灭鄾子国之前。不可能在被楚巴联合攻灭鄾子国和鄾子君臣弃城而逃的鄾子国亡国之后。

    沈岗墓M1022-29号句鑃铭文明确的鄾子邓的邓国子国国君以鄾子鄧自称，选择青铜吉金制作指挥鄾邓大军行军打仗的青铜“和鋔”，也印证，这个时间的邓子国鄾子国尚存未亡。

    破译完“鄾子鼎”中与鄾字铭文笔画相符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铭文中被襄阳市考古专家用X光片鉴定为“垫片”的两个不规则的长方体铭文笔画外形与商周时期憂甲骨文轮廓相符几乎可以重叠之外，鄾子鼎铭文的字迹笔画，居然与考古发掘的樊城“邓城遗址”轮廓重叠一致。

考古发掘的樊城“邓城遗址”

按照襄阳发掘“邓城遗址”长宽比例绘制图

襄阳发掘“邓城遗址”长宽比例轮廓图与铭文憂字甲骨文对比图

    这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也是我破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事儿？鄾字和憂城外形轮廓惊人一致相符的系列证据的发现，可谓襄阳邓国、邓城遗址、鄾子国、鄾城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可以成为2800襄阳市建城史的出土文物文字考古证据之外，确凿的鄾子文字能够确证考古专家历来认定的襄阳樊城的邓国邓城遗址，为邓国子国鄾子国的鄾城。

    因为，关于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古邓国之都的邓国邓城，与邓国子国鄾子国之都鄾国鄾城的邓城，自公元前703年楚国灭鄾子国，公元前678年楚文王伐申灭邓后的2700年以来，楚文化研究专家，史学考古专家们一直没有真正捋清过？

    特别是近现代，随着襄阳山湾、蔡坡邓国墓考古发掘、及襄阳邓城周围、沈岗墓、余岗墓、团山等考古发掘以来，因为缺乏，鄾子国鄾君鄾城的文物考古证据，自1954年石泉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开始古代荆楚地理研究七十多年来，众多考古专家在没有确切找到鄾子国一定在原襄阳县张湾镇的文物考古证据的情况下，一直有以武汉大学石泉教授、襄阳博物馆叶植、襄阳考古所陈千万、王先福等一大批襄阳文物考古专家为主的古邓国、古邓城在襄阳樊城的邓城遗址说，几乎一边倒的占据了襄阳七十多年来邓国邓城考古全程的主导地位。但是关于襄阳县张湾人古称鄾子，为鄾子国、及穰县、邓县、为邓候吾离之国的湖北河南之争也从未停止过？真正的鄾子国的鄾都鄾城在哪儿，至今任然是个千古之谜？

    经过用北斗卫星地图实测，位于樊城西北的邓城遗址之侧发现“鄾子鼎”和“憂字城”铭文的文物考古证据，与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成书于元嘉十四年）所载：“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余里，有谷伯绥之国”。与《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鄾城”条云：“即古鄾子之国。邓之南鄙”。《方舆纪要》卷79襄阳府襄阳县“邓城”条附“鄾城”引《寰宇记》云：“鄾城在邓城南八里”。等历史记载的樊城、鄾城、邓国、谷国的地理位置一致相符。

“鄾子鼎”中襄阳市考古专家用X光片鉴定为“垫片”的两个不规则的长方体铭文笔画外形与商周时期憂甲骨文轮廓相符几乎可以重叠之外，鄾子鼎铭文的字迹笔画与考古发掘的樊城“邓城遗址”轮廓重叠一致。与历史记载的樊城、鄾城、邓国、谷国的地理位置一致相符。之外与南距邓城10公里、出土“邓公乘鼎”、“邓公牧簋”等明确铭文为邓公的山湾墓为邓国邓公之墓山湾墓地区域为古邓国的邓城遗址相符，同时与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成书于元嘉十四年）记载：“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系列考古文物文字证据链可以共同印证襄阳市今樊城西北行十余里为鄾城，鄾城以北山湾墓区域为吾离之国古邓国均能够吻合相符。

系列考古证据链形成，襄阳张湾镇樊城至沈岗墓邓城遗址为古鄾子国，襄阳山湾至林扒、邓州、穰县为古邓国，邓国东北的南阳为古申国，襄阳东南枣阳随州为唐国随国，襄阳以南宜城为罗国、襄阳西南南漳为古卢国、汉江襄阳以西为谷国之地的鄾、邓、申、唐、随、卢、谷、绞、鄀、楚、阴十一个诸侯国间的无缝链接，充分证明历史上楚文王借道邓国伐申灭邓的楚国丹阳在鄾子国以北，邓国以西，已经发现鬻拳墓、楚文王墓、楚武王陵的老河口为五十里楚国丹阳之地。

    篇幅关系，暂告一段。欢迎继续关注下篇：之.破译樊城沈岗墓鄾子鼎铭文文字例证篇

                                          之.破译樊城区沈岗墓句鑃铭文文字例证篇

                                          2021年1月28日   于湖北省老河口 卧马居

卧马居

破译襄阳邓城沈岗墓M1022-1鄾子鼎（諆余鼎）铭文文字例证篇 组图

文/卧马先生（李敦彦）

    昨日发表《破译樊城沈岗墓鄾子鼎句鑃铭文发现邓城为鄾子国鄾城解开襄阳历史之谜》研究文章，将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十年前所译33字的沈岗墓M1022-1号青铜鼎盖铭为36字的“鄾子鼎”铭文：“憂，丁亥，鄾子诩，余择其吉金，自作飤虞鼎，其眉寿无疆，憂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隹丁巳月初吉”之后，心里不免忐忑，从程序上说，破译出古简帛青铜铭文仅仅只是辨认出了青铜鼎铭文上的文字，对错与否最关键的是需要拿出与青铜铭文相符的文字演变传承证据，为了便于列举特将围绕圆形鼎改外圈的铭文，按照纵向容易辨识的角度，划分五列并编上序号如下图。

襄阳市沈岗墓M1022-1号鄾子鼎盖铭文编号图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与卧马先生释译沈岗墓M1022-1号鄾子鼎铭文译文对比图

    沈岗墓M1022-1号鄾子鼎盖铭文编号1、22号字，《破译樊城沈岗墓鄾子鼎句鑃铭文发现邓城为鄾子国鄾城 解开襄阳历史之谜》研究文章已论，以下依序列举4、6、15、32、33号六字甲骨文金文篆书演变证据。

    2013年《文物》第7期“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将沈岗墓M1022-1号青铜鼎4、5、6号铭文释为“□子諆”，没能破译认出关系到墓葬人国属的4号字？

    经过仔细甄别发现，这个看似繁杂的字，其实很眼熟，特别是在邓国属地的襄阳，这个左右上下组合的（邑+大+‘似首’+人）的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鄾子国的“鄾”字？我第一次看到就认为像鄾，因为铭文不清，一直没有详论。

沈岗墓M1022-1号鄾子鼎盖铭文与鄾子諆该诩金文演变字例对比图

    参看清华简《楚居》2017勘误释注之鄾郢庐郢那郢朋郢考 图 http://net.blogchina.com/blog/article/910258741

    综合对比不同时期的憂和鄾字甲骨文、金文、篆书演变，发现襄阳沈岗墓1022-1号鄾子鼎4号字铭文笔画中的（邑+大+‘似首’+人）的铭文与鄾字演变相符，当为鄾字。破译襄阳邓城沈岗墓青铜鼎上的铭文与鄾字笔画相符之外，更令人欣慰的是，鄾字的破译解读，与古邓国历史上的子国中，只有一个“鄾子国”的历史史实相符。

    鄾子鼎铭文6号字字迹笔画很清晰的左右组合，左部为上无点的言字金文无疑。右边是一上一下两个酷似“π”的（言+π+π）笔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将其释译为“諆”字？，就是看上去很怪的字可难坏了本尊？

    翻江倒海在脑海里找不到这个有两个π的字是什么字？之外也没有查到与“諆”相符的甲骨文金文篆字演变证据？因为徐教授未详细举证释译为“諆”的证据，为此真是犯了大难？最后用淘汰法寻找答案？

    首先考虑圆周率π诞生和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著名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得出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的π值（约5世纪下半叶），得出圆周率π应该介于3.1315926和3.1415927之间，还得到两个近似分数值，密率355/113和约率22/7（分子/分母）。他的辉煌成就比欧洲至少早了近千年。首先淘汰了与π的关系。

    除π之外，怀疑过似古同“莘莘”的“詵”字、似应该的“该”字、“诽谤”的诽字和自诩的“诩”字？经过反反复复一一比较对比，最终一个个淘汰右部两个π字弯曲笔画可以上下呼应的该字和找不到文字演变证据的諆字，确定当是与“诩”、与“羽”笔画演变相符的“诩”字。需要说明的是，在先秦文字未统一的古代，文字书写灵活多变，很多简帛、青铜铭文即可正写、也可反写的缘故。如果把羽字左转90度，就与铭文6号字笔画重叠相符了。

    说完鄾子諆，说下“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译为“緐”编号15号破译为“虞”字。15号字的笔画很清楚上虍下加一个圈带尾巴的糸部。放大一笔一画的辨认查对与徐教授所译的“緐”的每字笔画对不上？

     研究后边的带圈的小尾巴发现，这个圈和小尾巴与“虞”字下部与吴的（口+夨）金文演变相符，反复研究认为当释译为“虞”字。

    下边接着说编号为32、33号字。因为32、33号字铭文，上有一点太小、只有下边一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将其释为缺少一撇的八字？这样释译也缺乏文字演变证据？俗话常说的“八字没一撇”的八字不管是缺少哪一笔都不可能是八字？

仔细放大辨认铭文发现，上边的一点笔画虽小，所占的间隔位置并不小，加上后面的铭文是月份的月字，综合研究认为这个写的小的一小点与干支纪年的丁笔画是相符的，再与后边看似乙，似巳的演变神似接近，符合释为“丁巳月”的农历四月份的“丁巳”二字。

    最后补充说明一下，破译的襄阳沈岗墓“鄾子鼎”中的“憂”字和“鄾子国”的“鄾”字，在籀文的古文字演变中相通如上图，“憂”和“鄾”都是指春秋传的“邓国地”。列举完破译勘误的“鄾子鼎”铭文甲骨文金文演变字例如释重负。

    请关注和读到2021年1月28日卧马先生破译沈岗墓“鄾子鼎”铭文为：“憂，丁亥，鄾子诩，余择其吉金，自作飤虞鼎，其眉寿无疆，憂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隹丁巳月初吉”释译的考古专家和古文字专家和网友读者朋友们，发现不确不准的字予以批评指正为谢。

    欢迎继续关注：破译襄阳邓城沈岗墓1022-1号“鄾子鼎”铭文文字例证篇的续篇“破译襄阳邓城沈岗墓1022-29号“句鑃”铭文文字例证篇。

                                               2021年1月29日   于湖北省老河口 卧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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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襄阳邓城沈岗墓M1022-29龢鋔（句鑃）铭文文字例证篇 组图

文/卧马先生（李敦彦）

    前天发表《破译樊城沈岗墓鄾子鼎句鑃铭文发现邓城为鄾子国鄾城解开襄阳历史之谜》研究文章，将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十年前所译沈岗墓M1022-29号青铜句鑃铭文破译为“唯正月初吉庚午，鄾子鄧，择其吉金，自作龢鋔，中雗麆阳，元鸣孔锽，以征以行，専闻四方。子子孙孙，永保是尚”。共同发现含一字多译的“隹、□、登、乍、鑃、翰、且、飏、皇、叀、惠”十一字错误，破译勘误为“唯、鄾、鄧、作、鋔、麆、専”。为释勘误之疑，严格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论:“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是独体字，包含象形字和指事字，而“字”是由独体字组合的合体字，包含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所言文字之理，以下从一笔一画的偏旁部首点画细节上介绍破译勘误之据。为了便于列举特将有点乱的42字青铜句鑃铭文，按照行文1-42顺序编号如下图。

襄阳市沈岗墓M1022-29号句鑃铭文编号图

破译沈岗墓M1022-29号青铜句鑃为龢鋔铭文译文对比图

    先说说照葫芦画瓢类常识性的释译之误的1、16号的隹、乍二字。这两个字的释译看起来与句鑃铭文的写法一模一样，而隹乍二字在甲骨文金文文字演变早期是唯和作字，这样照葫芦画瓢的释译，实际是与古文字演变释义不符的错字，所以当直译为唯和作字为准。

    再说下发掘简报中26号的皇字的释译，句鑃铭文中26号字笔画清晰是（金+皇）字，不管皇是否与锽通假通用，都不存在狗尾续貂的补译个皇字。还有24号专家补译的飏字、34号的惠字，24号字（阝+昜），34号字下没有心部，本来释译的阳和叀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专家不自信凭空又加上与铭文笔画不符的风和心后，反而画蛇添足的错上加错了。研究认为对待出土文物的简帛铭文文字，任何专家都不能自以为是的任性妄为，只有原汁原味尽可能的如实辨识翻译出土文物的文字笔画结构，才能真实的读懂和还原历史真相。

    沈岗墓M1022-29号“句鑃”铭文中编号为8号字，从排列位置和行文内容上都很重要，是关系到青铜器国属的关键文字？发掘简报曾国负责文字释译的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没有译出？经过放大仔细能够辨认出似（丩+、+、+冫连右半口+如臼下横断开）的组合笔画。

    综合研究“句鑃”铭文中8号字与“鄾子鼎”铭文的憂、鄾铭文、及忧、憂、鄾字的商周以来甲骨文、金文、篆书演变的各种不同写法，发现在忧、憂、鄾字的甲骨文、金文、篆书演变字例中，能够找到“句鑃”铭文8号字中的如“丩”之形，（+、+、+冫连右半口）、（臼下横断开）的如首似目的憂字甲骨文之貌等笔画结构。虽然没有找到笔画相同的字例，但从文字构成上综合分析当是不同写法的鄾子国的鄾字。鄾字的破译解读能够与下部的邓字、与同在邓国子国、同一墓中出土的“鄾子鼎”、鄾子国吻合对应，互为佐证。

    沈岗墓M1022-29号“句鑃”铭文中编号为17、18号的字，是考古发掘简报命名“句鑃”文字依据的字。放大细看17号字右下册部弯曲排竖笔画后发现译为“龢”字准确无疑，后边18号的鑃字问题就大了？

    “鑃”是古乐器，形似铎铃，以木槌敲击，祭祀和宴乐时用。

     反复查核18号铭文与“鑃”字演变，找不到隹部和释译为“鑃”字文字证据？之外查阅相关研究资料发现有文字研究专家撰文将此字释译为“鐸”的？铎字笔画也与铭文笔画不符？发现这个连“句鑃”的“鑃”字都是错的之后，为了找到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字可真难坏个人了？

    多日研究左右结构的钅部、上下组合的金部所有字，都没有一下找出与铭文对应的完整字例？最后在研究谗言的“谗”（讒）字时，意外发现谗字金文上下两个兔的毚部上部的笔画与句鑃18号字铭文上部相符。

    毚字的演变中，不细看是一上一下两个兔字，细看会发现，两个兔字的写法并不同。《康熙字典》关于免字，解读是从兔脱其足。句鑃铭文中的18号字上端，明显只有一个兔字，并且是一个无尾巴之兔，铭文书写笔画很形象，貌似一个撒开四腿奔跑起来的兔子状貌。因为无尾巴，所以可作金文毚字上部无尾巴的之“免”字解读。这样上免+下金，就铭文笔画就与鋔字结构吻合相符是个鋔字了。再查金部文字中确有“金+免”的鋔字。

    细查鋔（wǎn）字，1、古同“挽”，牵引。挽：輓（wǎn）字古字从“车”，免声。《说文》輓，輓车也。《广韵》或輓之，或推之。《左传·襄公十四年》。注:“前牵曰輓。”娄敬脱輓辂。《史记·刘敬传》转粟輓输以为之备。《汉书·韩安国传》。

    “龢”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左边是形旁“龠”，其字形像一排竹管合拼而成的乐器，是笙和箫之类的吹奏乐器。右边为“禾”字，此处表示读音。这些乐器一齐吹奏，声音悦耳动听，显得很调和、和谐，所以“龢”字的本义是指乐声调和、和谐。“龢”字在春秋以前频频使用，进入战国使用频率骤降，文献中渐以“和”代之。龢字还有：古代音乐术语。指单纯以吹奏乐器演奏。（文言）车铃。古代军队营垒之门。古乐器。古军乐器錞于。古乐器。小笙。

    錞于，亦作錞釪、錞。我国古代铜制打击军中乐器。现发现最早的作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汉代。《国语·吴语》：“鼓丁宁、錞于、振铎”。《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錞于常与鼓配合，用于战争中指挥进退。郑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多用于战阵。《国语·晋语五》：“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韦昭 注：“錞于，形如碓头，与鼓角相和。

    查实句鑃18号字为“鋔”为17号为“龢”字后，古同挽輓的鋔字与“前牵曰輓”的鋔輓之用的鋔字，与“龢”组合搭配的“龢鋔”之意之用就与“句鑃”铭文的17、18、19、20号“以征以行”字意吻合相符了。

    最后说下沈岗墓考古简报中21、22号破译为“麆阳”的“麆”字。句鑃铭文中21号字笔画繁杂与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释译的“且（祖）”笔画相去甚远。放大细看为（六+圈+圈下带点+且+寸）？这个字不是且祖会是啥字看的令人很蒙圈？

    研究发现这个字的笔画与（鹿+且）的麆字笔画接近相符。麆cū古通“粗”。麆从鹿且声，此处为会意。且者，男根也，鹿助阳，义通“粗”，谓且之勃起状也。

    再查阳字的36个详细释意中：1、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2、日光照得见的一面，向阳部分，3、太阳；阳光，4、物体的正面，前面，5、男性生殖器等等。

    作为一个男性，研究释译青铜重器的“句鑃”铭文，没想到居然研究到与男性生殖器有关的“麆阳”之意后哈哈大笑中恍然大悟。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带舌铜铃图

带舌的古铜铃 图

    看过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带舌铜铃，和带舌的古铜铃的铃舌图形，勿用我多说，任何一个成熟男性也一定会理解“句鑃”铭文中的“麆阳”之意和佩服古人遣词造句和用词的精妙形象准确。

句鑃 铭文

沈岗墓M1022-29号铭文图片与绘图合图

    综合研究认为破译出的“龢鋔”，是军中战车上使用的如古代錞于和现代号角之类，靠敲击发出的声响指挥军队行军打仗之用的军用乐器。因为沈岗墓M1022-29号“句鑃”铭文中即没有句鑃的“句”字，也没有命名为句鑃的“鑃”字，所以认为沈岗墓M1022-29号青铜钟器当命名为“龢鋔”更为恰当？之外从沈岗墓M1022-29号“句鑃”青铜器上端破损的迹象看，当是由内向外用力形成，分析“句鑃”腔内完整使用时应该有敲击所用的铜舌。

    破译出沈岗墓M1022-29号“句鑃”为“龢鋔”及“麆阳”之意后，再来理解用以指挥军队进退的“龢鋔”铭文大意：“在庚午年正月初吉日，邓子国国君鄾子鄧（也为鄧鄾子），选择上好的青铜吉金，自作行军打仗所用的青铜“和鋔”（军中战车所用的如錞于一样指挥军队的乐器），和鋔之中的敲击的鈡锤舌幹又粗又大（如麆阳具），开始鸣响和鋔的鈡锤孔腔内发出震耳欲聋的锽锽之声，用以号令大军出征用以指挥行军，敲击和鋔铜鈡声闻四面八方。愿鄾子国的子子孙孙们，能够永远保护这个鄾国重器”，就字通句顺与铭文内容相符为名副其实的“龢鋔”了。

    最后请关注和读到2021年1月28日卧马先生破译沈岗墓“龢鋔（句鑃）”铭文为：“唯正月初吉庚午，鄾子鄧，择其吉金，自作龢鋔，中雗麆阳，元鸣孔锽，以征以行，専闻四方。子子孙孙，永保是尚”的考古专家和古文字专家老师和网友们，发现不确不准的字例予以批评或指正为谢。

                                           2021年1月30日     于湖北省老河口 卧马居

卧马居

2014年岱之野质疑襄阳邓城遗址：闲探“邓城”与“鄾城”（1-7）

2014-03-23  《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eb61eaf40101g3ro.html

一、襄阳汉水北岸“邓城遗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遗址周边大量春秋战国楚国贵族墓地及两汉古墓被考古发现，出土众多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春秋晚期“邓公乘鼎”这一与古邓国颇有渊源的重要文物。至今，邓城遗址已被不少史界学者考证为古邓国国都及秦汉至南朝宋齐邓县县治之所在。然而，历史已然逝去，时光不能倒流，我们无法分毫不差地还原真相。对于真相，今人只能做到无限地接近。确定邓城遗址的归属，我以为尚待时日。而个人的看法，学而时疑之，此遗址非“邓城”，或许是“鄾城”。以下试就此事展开一些分析。

    现有证据实际上并不能确定“邓城遗址”为古邓国都，甚至也不能确定为汉邓县治。荆楚一带所发现的较著名的“邓”青铜器，如“邓子蟠虺(hui)纹铜盘”，1988年秋于钟祥市文集镇黄土坡一东周残墓出土，其形制具备春秋中晚期特征。而在更早时间，“邓子午鼎”1971年于湖北省更生仓库被发现，其时代被断为春秋晚期。由此是否能断定古邓国都城在“钟祥”？或“武汉”？这显然是不能的。

    而“邓公乘鼎”年代断为春秋晚期，远在邓国于公元前678年（春秋早期）被楚灭国之后，两者无直接联系。因此，“邓公乘鼎”同样不能成为“遗址”乃邓国都城的直接证据。否则，吴国都城在邓城遗址的结论也将出现，因为此地也出土了“吴王夫差剑”。

    通过对“邓城遗址”周边出土文物的年代统计，只能判断该遗址为春秋中晚期楚国的一处重要城镇。更进一步则可判断为楚国“邓县”境内的一个重要屯聚，但同样不一定就必须是邓县县治。此外，因遗址名“邓城”而将其想当然为邓国都城大有不合常规之处，一如楚国都城不叫“楚城”，韩国都城也不叫“韩城”。邓国都城之名非“邓”，是有可能性存在的。邓国国都的确定，需要直接证据，在这一点上，无论河南邓州，还是襄阳邓城，俱缺乏可靠材料。

二、邓国都城所在仍是疑问，但邓国之南北范围可大致判断。

    春秋左传云“邓南鄙鄾人”。春秋经传中“鄙”字多训为“边”，盖指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显见鄾人所居在邓国南边或南部。更具体者，《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云：“鄾，在今邓县南，沔水之北”。由此可见，邓国鄾人所居，即“鄾城”，在今襄阳市范围汉水北岸一带。鄾为古邓国之南鄙，汉晋邓县之南部，且在汉水北岸。通过对“鄾城”位置的大致确定，可断邓国南境，当至南阳盆地汉水北岸。

    至于邓国北境所到何处？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有说是新野一带，或穰城（今邓州）一带，但总不如南境之明确。其实，通过对一些文献资料的逻辑分析，至少是可以把邓之北境明确在一个区域的。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韩魏联军“南袭楚”所至之“邓”，最大可能就是指当时楚县之一的“邓县”，若是指魏国召陵邑之“邓城”，那韩魏此行就不能称为“南袭楚”，当为“欲南袭楚”更为合适。而正是因为韩魏联军此次行动，使原属楚国的宛、穰两地后归韩国的事实得以明了。也使“穰”地属于楚国邓县的情形可被逻辑证明。

    考《史记》韩世家云：“五年，秦拔我宛”，又云：“秦伐我，取穰”。总所周知，宛、穰两地自楚国灭申、邓后便归其所有。但何时又归属韩国，史书无载。在此情形下，最合理的解释就应该是：因韩魏“南袭楚”至“邓”，终使韩从楚之手中收获宛、穰两地。

而“宛”地原属楚之申县，那么“穰”地就不应属于申县。否则韩魏的军事行动就与楚“邓县”没关系了，史记应表述为“至于申”，而非“至于邓”。韩魏此行既然与楚邓县相关，那么“穰”必是楚“邓县”之地。诚然，以上的分析仅是无史料依据情形下的逻辑推理之一。

基于以上分析，联系当下一些共同的认识，对于古邓国的北境可以判断为穰城（今邓州）一带。

三、《史记》、《战国策》均载：“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

    东有宛、穰、洧水...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

何为“邓师”，韩国名剑也。司马贞曰：“邓国有工铸剑，而师名焉”。而韩国的领土中有哪块与古邓国交集？只能是穰。由此可见，韩名剑“邓师”必定产于穰地，穰地出“邓师”，可反证穰为古邓国之地。而且铸剑业为穰地特色。

     对于古邓国的地望，清代学者江永亦有考证。其《春秋地理考实》桓七年“邓地”条曰：“《经》邓侯吾离来朝。《汇纂》释例曰：邓国，义阳邓县，今湖广襄阳府东北二十里有邓城。今案：邓国，今河南南阳府西南百二十里邓州是也。《地理志》南阳郡邓县故国。应劭曰：邓侯国。是已（西）晋之义阳郡，治所新野，在今邓州东南七十里故邓县属之，当时虽仍属邓县，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岂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与？邓南鄙鄾人。杜谓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鄾城仍属邓县，北望邓之国都。鄾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以鄾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鄾二城，邓城即在鄾城北，遂合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永之证，虽为一家之言，但可参考。

    楚邓县境域存在由大而小的变化，县治也存在迁徙的可能。古邓国，后为楚之邓县。其北境可达穰地之北部，其南境临汉水，南北直线长度已超150里。但这只是公元前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之前的格局。在其后，韩至邓而取穰，那么楚国邓县地域必然因穰地被割而大幅缩水，由大变小。假设一种情况，若楚邓县县治传承自古邓国国都并在“穰”地，韩取穰后，楚邓县治必然随地域的缩水而向南迁徙，继续管理缩水后的邓县。如此，原古邓国即楚国“旧邓县”地一分为二，变为韩国“穰邑”以及楚国“新邓县”，即成为汉南阳郡中穰、邓两县格局的雏形。这个“新邓县”大致便是秦、汉、晋史中的“邓县”。

    可以这样认为，穰地属古邓国、楚旧邓县，除部分地方志外（如大清一统志南阳府志），信史无载。导致后世众人把对古邓国的全部概念，放在了缩水后之楚“新邓县”及秦汉晋邓县的范围中去解释，便有了以偏概全之疑问。

四、对于古邓国的地望，清代学者江永亦有考证。

    其《春秋地理考实》桓七年“邓地”条曰：“《经》邓侯吾离来朝。《汇纂》释例曰：邓国，义阳邓县，今湖广襄阳府东北二十里有邓城。今案：邓国，今河南南阳府西南百二十里邓州是也。《地理志》南阳郡邓县故国。应劭曰：邓侯国。是已（西）晋之义阳郡，治所新野，在今邓州东南七十里故邓县属之，当时虽仍属邓县，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岂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与？邓南鄙鄾人。杜谓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鄾城仍属邓县，北望邓之国都。鄾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以鄾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鄾二城，邓城即在鄾城北，遂合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永之证，虽为一家之言，但可参考。

    《史记》、《战国策》均载：“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东有宛、穰、洧水...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何为“邓师”，韩国名剑也。司马贞曰：“邓国有工铸剑，而师名焉”。而韩国的领土中有哪块与古邓国交集？只能是穰。由此可见，韩名剑“邓师”必定产于穰地，穰地出“邓师”，可反证穰为古邓国之地。而且铸剑业为穰地特色。

    虽史无明载，“穰”属古邓国地却是呼之欲出的。只是对于古邓国国都所在，因有关两地确实没有可靠的直接证据，只能待考。

    再将目光转向楚“新邓县”，即战国时期因北镜遭侵，地域被向南压缩的楚邓县，乃至由此而来的秦汉晋之邓县。由于时代发展，相关史料数量逐渐增多。识别这些时期的邓县治“邓城”方位所需要做的，唯有对比、甄别。断史如断案。

五、“邓城”在哪里？

    秦汉晋之邓县治“邓城”的具体方位，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襄樊的西北、北、东北说。著名学者石泉先生在他的《古邓国、邓县考》一文中（见上图），明确地肯定了古邓国都、楚邓县、秦汉邓县治在襄樊西北。其主证为《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居处部二十：“樊城西北有鄾城，即《春秋》所称鄾子之国。光武云“宛最强，鄾次之”，即谓此。鄾城西北行十馀里，邓侯吴离之国，为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馀里有谷城，伯绥之国”。

    仅通过这条史料，几乎可以认定，邓城的位置就是今天的“邓城遗址”。但通过相似史料的对比发现，《太平御览》的记载，存在着一些问题。

《太平御览》的问题所在：宋《太平御览》所引荆州记内容，在唐《艺文类聚》中也有，可分明是能得出两种结论。相关资料出处如下：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三：【盛弘之《荆州记》曰：樊城西北有鄾城，西百馀里，有鼓城，鼓伯绥之国】。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艺文类聚》六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樊城西北有鄾城，西百馀里有谷城，谷伯绥之国”】。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太平御览》恰恰多出一段：“即《春秋》所称鄾子之国。光武云“宛最强，鄾次之”，即谓此。鄾城西北行十馀里，邓侯吴离之国，为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

    正因为有此疑似衍文，通过《太平御览》便可以明确“邓城”之方位。但通过《艺文类聚》可知，“鄾”在樊城西北，并不提及邓城。即便不对孰是孰非下结论，在指向相同的史料引用中，史料时代愈早，一般可靠性愈高，当用早期史料，此处证明该用唐《艺文类聚》才是，为了更科学全面的分析，更应将所涉及之史料一起提出，详做分析比对。单用一种史料，有失偏颇。

    因此，目前看来，邓城在樊城西北说，仅其主要证据，就需要证明真或伪。所以此说暂时无法成立，或者换种说法，西北说比北及东北说，在力度上要弱不少。（6-7续后）

卧马居

2014年岱之野质疑襄阳邓城遗址：闲探“邓城”与“鄾城”（6-7）

2014-03-23  《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eb61eaf40101g8wp.html

六、谈及邓县治“邓城”在襄阳北及东北说前，有必要以图例展示

    古今从新野至襄阳的主要干道，“南襄隘道”，盖即今省道103、217址。 南襄隘道新野至襄阳段，今省道S103、S217 图示：从不少史书中得知，当有军事行动，需要从“新野”南下至襄樊地时，“邓”或“邓城”就会适时出现人们视线中。如下《後汉书》“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黄邮在新野附近）；《资治通鉴》：“庚午，魏主如新。辛巳，以彭城王勰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萧衍大败于邓城”。齐书崔慧景传亦有魏数万骑奄至，慧景自邓城拔军退，南出过闹沟云云；《晋书》“坚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军慕容垂、左卫毛当率步骑五万救襄阳，扬武张崇救武当，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苌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邓城”。

    可见，汉至南北朝时的邓县治“邓城”，理应位于南襄隘道新野至襄樊线路之上。古之城镇，在军事意义上，大都扼守水陆要冲。“邓城”如在新野襄樊之间，更符合防御的层次设置。如果“邓城”就是今天的“邓城遗址”位置，那么从新野南下，到“邓城遗址”与到樊城的距离基本是一样的，南下之军可直接威胁樊城，何必多此绕樊西北“邓城遗址”地一举？并且140里路程中毫无关隘阻拦，明显不符合防御的层次。 按此推理，“邓城”当在樊城东北，南襄隘道左近，因南襄隘道就是从新野向南偏西至樊城，宏观看为直线。

    与“邓城”在襄樊“西北说”之证据不明相反，东北说的证据更为明确。《水经注》、《元和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梳》等均认可邓城在襄樊东北。

    对此差异，石泉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西北之“邓城遗址”地，是秦汉、晋、南朝宋齐的“邓县”，东北是晋的“邓城县”。诚然，按《晋书》地理志，襄阳郡下有邓城县及鄾县，新野郡下有邓县。说明晋代某时段，“邓县”、与“邓城县”并存。

    对此，有一个疑问难解。邓县的县治当称“邓城”，那么邓城县县治是否该称“邓城城”？抑或邓城县县城也叫“邓城”？相邻两县县城都叫“邓城”与出现一个叫“邓城城”的城，两者都是不太可能的情况。是否是唐人因时代的跨度大，资料的缺乏导致了史书的表达不准确？是否晋代并无邓县与邓城县并存的状态，鄾县与邓城县为分邓县而置？但晋及南朝各史书中，只有一个城池之名：“邓城”。

七、鄾城又在哪里？

    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古今均无疑义。甚至可以精确到在樊城与邓城之间，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并云樊城西北有鄾城，。《通典》曰临汉有鄾城。

    据襄阳地方考证，“鄾”在今天襄阳张湾镇老西湾。但疑问有二：1、仅凭“溜子”之地方俗语，从而推导出“鄾子”，直至“鄾”城。太过轻率。没有文献证据支持，也没有文物证据支持；2、如“邓城遗址”确是邓国都，那么老西湾之所谓“鄾”地，应该是邓之东鄙。可史书言之凿凿云鄾乃邓之南鄙。也许可以勉强把“邓之南鄙”解释为：鄾，在邓国的南部。那么邓城遗址也在邓国南部，岂不可以说：邓，乃邓之南鄙？按周礼云都鄙距国五百里，照前边那样的解释，都鄙岂不是要跑到国外去也。其实，鄙是相对国都而言，而非相对于整个国土。“邓之南鄙”，可训为“某（邓）大夫的封邑在（邓）国都的南边”。因此，如果邓城遗址乃邓国都，襄阳老西湾地必非鄾城，反之老西湾为鄾地，邓城遗址必非邓国都。

    但是，如果邓城遗址确定为邓国都，其南就是汉水北岸。数里之狭，如何再容一个大夫之封邑？而鄾又确定是在这一带。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邓城遗址就是鄾城？我以为是可以的。因为，把现在史学界对邓城遗址的所有考古解释，转放在“鄾城遗址”上，也可讲通。

    关于鄾城，必须提到王士性。世人皆知郦道元、徐霞客为自然地理学之大家，也当知王氏为人文地理学之鼻祖。王士性，明代浙江临海城关人，在其《广志绎》一书中提到鄾城：“关羽围曹仁于樊城北...又有楚昭王、庄王、淳于髡、黄宪、刘表等墓，鄾、酂、舂陵等城”。

    古酂城遗址在今老河口市西北隅，古舂陵城遗址在今枣阳吴店，此二城的特点是非纸上传说，确为实地遗迹。那么在王氏眼中，鄾城，也是遗迹。他亲身游历了一处古迹，并断此地为“鄾”。王氏所见这处遗迹，必然是现在的“邓城遗址”。樊城西北十余里是鄾城，这必然是王氏的认定。而王士性的笔下，没有出现“邓城”，在游遍襄阳的情况下，他怎能对樊城西北不远的这座古老的遗址视而不见？他定是去了的。

    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鄾。这是“鄾”自邓灭国之后再一次出现在史书中。当然，此时的“鄾”已是楚国邓县的一处屯聚，而当时之邓县处于被韩国压缩前的状态，是旧邓县，面积当与古邓国相等。既如此，如果邓国都、楚邓县治就在今“邓城遗址”。巴人为何围鄾而不围邓？鲁桓公九年楚及巴师围鄾。鲁哀公十八年巴人围鄾。想两座相距十余里的城池，邓城更重要过鄾城，为什么都是围鄾不围邓？这只能透露一种信息，鄾城在这里，但邓城并不在这里，鄾与邓，应有相当的距离。鄾城在春秋晚期仍然存在，直至晋设鄾县后消失。邓城遗址考古的结论，同样可在鄾城的名字上体现。

    春秋时代，地广人稀，尤其是南方。邓国南北境相距假设为150里，那么邓国国都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位置上，当然也可能出现在距汉水十里的北岸。但鄾却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十里的如此狭窄的范围内成为邓之南鄙，而鄾又确实存在于这个范围内，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邓城不在此地。

结语：今河南邓州即秦汉穰县应属古邓国地 (2014-04-12）

    古邓国之范围，东、西、南境已基本清晰，唯北境不详。有学者判断可达新野界。但我认为不够，汉南阳郡穰县，也应是古邓国地。可从史料中推理而得。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

    韩魏联军“南袭楚”所至之“邓”，最大可能就是指当时楚县之一的“邓县”，若是指魏国召陵邑之“邓城”，那韩魏此行就不能称为“南袭楚”，当为“欲南袭楚”更为合适。

    考《史记》：“韩襄王十一年，秦取我穰”，又“釐王五年，秦拔我宛”，而正是因为韩魏联军此次“袭楚至邓”的军事行动，使原属楚国的宛、穰两地后归韩国的缘由得以明了。也使“穰”地属于楚国邓县的情形可被逻辑证明。韩“至邓”必经申地，因此取楚申县而置韩宛邑，那么“穰”就可能属于楚申县，也可能属于楚邓县。但因“至邓”，更大的可能是属于邓县，此其一也。

    《史记》、《战国策》均载：“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东有宛、穰、洧水...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何为“邓师”？韩国名剑也。司马贞曰：“邓国有工铸剑，而师名焉”。可见邓师的源头在古邓国。而韩国的领土中有哪块与古邓国交集？名剑邓师从何而来？只能是穰。由此可见，韩名剑“邓师”必定产于穰地，穰地出“邓师”，可反证穰为古邓国之地。而且铸剑业为穰地特色。此其二也。

    由此二证可得，古邓国北境：在穰。这一推理佐证了地方志中无依据的记载且更为明确。

参看：卧马先生一图还原历史记载的襄阳、樊城、鄾城、邓国、谷国地望。

    2021年2月3日卧马先生根据北斗卫星地图实测襄阳市团山镇沈岗墓地、山湾墓地、邓城遗址、樊城、张湾、邓州林扒镇、邓县地理方位，还原绘制出与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太平寰宇记》记载相符的、古樊城、鄾子国鄾城、古邓国古邓城位置图。

    实测数据与方位，与位于襄阳樊城西北的邓城遗址之侧发现记载鄾子国君的“鄾子鼎”和“憂字城”铭文的文物考古证据高度吻合，与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成书于元嘉十四年）所载：“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余里，有谷伯绥之国”。与《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鄾城”条云：“即古鄾子之国。邓之南鄙”相符。与《方舆纪要》卷79襄阳府襄阳县“邓城”条附“鄾城”引《寰宇记》云：“鄾城在邓城南八里”等历史记载的樊城、鄾城、邓国、谷国的地理位置一致相符，成为论证襄阳市“邓城遗址”为古鄾子国“鄾城”证据链上重要的文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