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楚国兴亡史

李勋明

                                                                                八百年楚国兴亡史

　　楚国虽处古时南蛮之地，但其先祖则是来自中原黄帝部落。《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zhuān xū）高阳。”屈原的《离骚》首句便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追认楚国先祖是高阳。高阳是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孙，也是“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及至同为五帝的帝喾（kù）高辛在位，颛顼高阳之孙重黎（取重黎为一人说）居“火正”之职，掌管与火相关的事务，因功勋卓著并能“光融天下”，被帝喾命之为“祝融”。后在与共工氏作战中，重黎未能尽诛共工氏被帝喾诛杀，帝喾又起用重黎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火正”之职，同时沿用了“祝融”之称。吴回后世子孙较多，各取不同姓氏，故后世有“祝融八姓”之说，其孙之一的季连取芈（mǐ）姓，后世芈姓楚国即为其后，所以楚人也都尊“祝融”为远祖

　　季连的后裔鬻（yù）熊曾辅佐过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相传鬻熊九十岁时拜见周文王，周文王见鬻熊年老鬻熊说：若让我捕兽猎鹿确实是老了，但要让我策论国事却正是时候。之后鬻熊的才智卓显，周文王遂尊其为师，并且周武王、周成王也都以师尊之，问之以国事。鬻熊博怀道德，善谋政事，著有《鬻子》一书。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鬻子》主要论述治国之道，其中已提出了“道”、“仁”、“和”的观点，被后世道家奉为经典，鬻熊也被道家追溯为开山祖师之一。楚王熊姓即由其出，楚人视鬻熊为始祖。

       周成王时举用周文王、周武王时功勋之士的后代，鬻熊的曾孙熊绎由此获得了子男的爵位，是周朝爵位等级公、侯、伯、子、男中最低级的，并且封地是荆棘丛生、野兽出没、当时生产很落后的蛮荒之地荆山一带，都城定于丹阳（今丹江口水库一带，另有枝江、秭归说）。“楚”与“荆”都是对荆棘丛木的称呼，国名取“楚”，或被称为“荆楚”，是为了纪念一位国母——鬻熊的妻子，她为生育后代而死，仅被巫师以荆条包裹下葬，这侧面也印证了当初楚国的贫弱。楚人因此也被中原各国蔑视为楚蛮。爵位低、封地荒、国贫弱，楚国虽建但并不被周朝重视。《国语·晋语》中记载周成王在歧阳（岐山之南）会盟诸侯，熊绎却只能做些放置用品、与鲜卑族的人“守燎”（看守火堆）的事，不能参与会盟祭典。供奉给天子的贡品，楚国也仅能拿出“桃弧棘矢”，就是桃木做的弓，棘刺做的箭，足见楚国之贫弱。楚国先人正是在这样的众人歧视下，在那样的蛮荒之地，牢记“守燎”之耻，心存壮志，艰苦创业。不少史书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描述楚国的创业，意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驾着简陋的柴车去开拓山林。”正因为有这样的开国创业精神为源动力，使得楚国逐渐强大。“筚路蓝缕”一词也随之成为后世不畏艰难、坚韧创业者的专属名词。

　　熊绎之子孙辈治理楚国时，会同周边蛮夷对周朝已有不敬之举。周昭王为此曾两次（一说为三次）率大军南征荆楚之地，最后一次自己也溺死于汉江之中。从此，周朝江河日下，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强大起来。及至熊绎的第五代人熊渠执掌楚国，周朝统治下的诸侯国有的开始不再朝贡，或者相互攻伐，而楚国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仅有“桃弧棘矢”的弱国了。国君熊渠更是勇力非凡，并负胆略。《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fēng）门。”此处“雄渠”即为“熊渠”，连传说中射下太阳的后羿都不比熊渠善射，可见熊渠的射技多么高超。汉文帝时博士韩婴所著的《韩诗外传》还说到了一件熊渠善射的事：“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为石，石为之开。”与后世皆善射的养由基、李广等人相比，熊渠恐怕是最早一箭入石、没金饮羽的人了。

　　在熊渠的治理下楚国蒸蒸日上，很得江汉之间人民的拥护，遂有开疆拓土之心。熊渠为此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规划，避开东面与周朝同氏的姬姓诸侯国，先向西征伐庸国（今湖北竹山县），解除了后顾之忧，庸国当初是跟随周武王灭商参加了牧野之战的，一直是西部大国，可见楚国已今非昔比。之后，熊渠挥师沿汉江南下驱赶扬越（古时百越族的一支）进入江汉平原，并一直向东追击，拥有了整个江汉平原，后又趁周天子征伐鄂国之机，进军至鄂地（今湖北鄂州、武汉一带），武汉江南地区纳入了楚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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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鄂地后，鄂地丰富的铜矿自然也成了楚国的囊中之物。青铜时代，铜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直接奠定了楚国之后数百年蓬勃发展的基础，是熊渠一生中至高无上的功绩。熊渠勇能射石没羽，略能基业百年，称得上是楚国一代明君。雄心勃勃的熊渠肆无忌惮，直接仿效周朝天子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封王，大儿子熊康为句亶（dǎn）王（今荆州一带），二儿子熊红（亦作熊挚红）为鄂王，小儿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应在今荆州和鄂州之间），这恐怕是周朝诸侯国中第一个僭越封王的。不难看出，三个儿子各守封地能够保证所采的铜矿资源能够顺利运回楚都。由此可见，鄂地对楚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周厉王即位后，以暴虐著称，熊渠担心受到周朝的重点讨伐，才去掉了王的称号。

　　一百余年后，熊渠的第七代人熊通即位楚国。此时，周朝都城已从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面对诸侯国的不敬之举已徒有征伐之心、实无征伐之力，诸侯间攻伐不断，天下大乱，历史进入“无义战”的春秋时期。与熊渠自封王不同，熊通凭借强盛的国力强迫周天子封自己为王，虽未得到周天子的直接认可，但熊通还是自加王号，史称楚武王，最终周天子也无可奈何。从此楚君以王称，而各诸侯国无一敢效仿，仍用周封爵位，所以在春秋五霸（取《史记》一说）中仅楚国国君称“王”，其他都称“公”。楚国从当初所封的“子男”爵位到而今敢自封为“王”，是赖于十几代人身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开国创业精神，以“不服周”的意志代代积累而开创的强盛国力。

　　楚武王自封为王，就其为楚国所开创的功业而言毫无不适，甚至置于整个“天下”也是合适的。楚武王知人善任，举用了斗伯比、屈暇、观丁父等一大批贤臣良将，并且不拘俗套，任人唯能。如观丁父曾是敌国主帅，以寡敌众战败被俘，楚武王知其善用兵，大胆起用为楚军将领，观丁父为报知遇之恩甘心效力，屡建战功，协助武王伐灭不少国家。君臣一心，勇略得当，使楚国国力更进一步，楚武王不再把楚国的威慑力限于江汉之间，他为楚国组建了车兵，越过汉江开始向东、向北出击，陆续攻伐了申（今河南南阳）、随（今湖北随州）等姬姓诸侯国，其中蒲骚一战以少胜多战胜了郧国（今湖北安陆至武汉江北一带），郧国成为楚国属国，楚国势力扩张至今武汉江北之汉口汉阳；同时还不断向南拓土，占据濮地，灭了权国。灭权之后，楚武王已经认识到分封制易导致一方独大的不利一面，故并未像先前一样分封王室贵族去管理，而是改设县制，这比多数人所知的秦设县制要早的多，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县管理。楚国从此每灭一国便置一县，并迁其宗族远离故土以稳定当地制度，为后世秦国所效仿。

　　楚武王不仅稳固了王制，首创了县制，为使后世楚王专心国事、重于社稷，还设立了“师保”制度。《吕氏春秋·直谏篇》记载：楚武王死后其儿子楚文王曾得到了良犬、利箭在云梦泽狩猎三月不归，后又得到一美女，沉溺荒淫，一年不理朝政，师保葆（bǎo）申依先王之规鞭笞了楚文王，而身为一国之主的楚文王也只能承受。楚武王认为君王更不应回避错误，要敢于承担责任，为臣子及后世营造了一种强有力的强国文化。楚国征伐罗国（今湖北宜城西部），楚武王用人失当、主帅轻敌而致全军大败，众将自囚向楚武王请罪，楚武王先自省认错后赦免众将并不推责于他人，主帅屈瑕羞愧败师，自杀谢罪。此后，楚国后世频现身居高位的文官武将自杀向国谢罪，遍观春秋各国唯楚国如此。恐怕这会令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有罪即想乞饶苟活的中原各国大惊错愕，其实这正是楚之所以强，而他们之所以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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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楚武王的夫人邓曼在历史上也颇负盛名。邓曼是曼姓邓国人，不仅美丽而且才智过人，与武王感情笃深。《左传》中记述了两件说明邓曼智慧的事情。楚国攻伐郧国以少胜多取得蒲骚之战的胜利，主帅屈瑕便骄傲起来，后楚武王又派屈瑕伐罗。临走前大臣斗伯比料定屈瑕此去必败，建议楚武王派出接应部队，武王不以为然一口拒绝了。当楚武王向邓曼述说此事时，邓曼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并逐层给楚武王做了分析：蒲骚之战后屈瑕开始趾高气扬，这次更不会把小小罗国放在眼里，况且一国之主还要有训诫百姓、督查官吏的责任，不能听之任之。楚武王听后豁然大悟，待派出人去督查援助，楚军已战败。楚武王晚年出征随国前，告诉邓曼说自己身体不适，邓曼没有像普通女人一样劝谏不要出征，而是告诉武王：大王福寿将尽，这是自然规律，此次出征如果军队没什么损失，即使大王逝于途中也是国家的福祉。武王听后果断出兵伐随，不战而使随国臣服，雄霸汉东，自己也果真病逝于途中。王之夫人不贪宠幸、视国家利益至上，楚国还岂有不强盛之理！也许是因为邓曼的存在，楚武王时一直没对邓国用兵。楚武王虽逝，但他留下了一个安宁的江汉平原，为楚国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楚文王即位后将都城迁到了郢（今湖北宜城一带，另有其他观点），楚国在此建都近两百年。楚国都郢更加震慑江汉流域小国，使其无不畏惧臣服，还彻底灭掉了郧国，武汉地区自此全部纳入楚国版图，江汉平原及武汉地区逐渐成为楚国腹地。楚文王在位期间还慧眼辨忠贞，得到了楚人卞和献上的和氏璧，因产自楚国和氏璧又称“荆玉”，被楚国视为国宝从不轻易视人，与随侯珠并称天下二宝。楚文王死后，楚国政局经历了一场动荡，直至其儿子楚成王即位才逐渐稳定下来。楚成王即位后，春秋首霸齐桓公已逐渐称霸中原。针对天下时势，楚成王采取了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的策略，并派人向周天子献贡，衰弱的周朝顺水推船让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成王名正言顺地大举向南拓土，开地千里，使南方蛮夷、百越部族逐渐归入华夏统治。

　　楚成王还命斗子文（又名斗谷于菟tú）为令尹（相当于“相”）。史书记载子文是楚国著名的贤相，他清廉勤政、律已恤民、一心为国，不惜向国家捐出自己的财产，“毁家纾难”的典故即出于此。雄主贤相使楚国大振，兵强马壮，疆域广袤，诸侯大惊。为防楚国北上，当时春秋首霸的齐桓公联合了中原各诸侯国共同南下伐楚，楚成王也只是派了将军屈完带兵抵御，直至最后召陵会盟楚成王也未现身，让屈完代盟了事，而齐桓公伐楚的理由也只能说楚国应该向周天子纳贡赋，楚国答应后，诸侯联军怏怏退兵，不敢再深入楚境。之后齐楚两国争雄天下，楚成王适时转变策略，避齐锋芒，东进江淮，不断灭国设县，长江中下游铜矿产区多数纳入了楚国版图，武汉地区已经成为楚国北上东进的后方基地。

　　楚成王善于用兵，曾打出了著名的“围许救郑”一战，后世孙膑围魏救赵也不过是效仿罢了。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自视甚高的宋襄公自不量力召楚成王去盂地（今河南睢县）会盟，反被楚成王执牛耳而羞辱，后被释放才回到宋国，枉被称为春秋五霸。之后，楚成王伐宋，泓（hóng）水一战大败宋军，宋襄公也受伤而死；又伐齐，令齐桓公七个儿子都跑到了楚国。不久，晋文公即位，宋向晋求助，晋文公发兵与楚对峙。楚成王认为不宜与晋开战而回师，晋文公也感恩曾经流亡时得到过楚成王的帮助命令按兵不动，可楚国将军子玉坚持开战并自率少量军队攻打晋国，晋文公巧妙地借“感恩楚王”而退避三舍，于城濮（今河南范县南）大败楚军，楚成王怒杀子玉。城濮之战后，晋文公称霸，天下又进入了晋楚争霸的态势。楚成王虽无霸主之名，却有霸主之实，不被列入春秋五霸，无非是后世文人以一家之言妄自评定，令人不禁扼腕感叹：纵使王有雄霸功，难敌文人笔下刀。

李勋明

　公元前614年，楚成王之孙楚庄王即位，楚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到来。楚庄王刚即位时，楚国内有叛乱滋扰、外有强晋紧逼，而庄王却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并下令诸臣“有敢谏者死无赦”，有大臣借隐语问庄王：有鸟三年不飞也不鸣叫，是什么鸟？庄王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故。数月后，庄王如故，大臣苏从以死进谏，庄王由此辨别了大臣的忠贤奸佞，遂起用了数百贤臣，同时也诛杀了数百佞臣，楚国上下无不欢呼雀跃。

　　除此之外，庄王还立樊姬为王后。樊姬曾多次劝谏庄王需勤于理政，不要沉溺于狩猎和酒色，庄王总听不进去，樊姬便绝食禽兽之肉，令庄王内心多有触动，如今庄王将发愤图强，樊姬成为王后自然是情理之中。王后樊姬之贤惠不仅于此，更因向王阐述“忠贤”之道使得贤臣被举荐而被后世君王奉为选择王后的参照。庄王亲政后宠幸令尹虞丘子，认为虞丘子是难得的忠贤之臣，樊姬听到后却不苟同，还以自身管理后宫做了例证说明。樊姬多年来为庄王四处寻找贤德美女，还认为其中有两位的贤德超过了自己，这是为了不能让自己专享庄王的宠爱，而更好地服务于庄王。反观虞丘子，举荐之人都是自家子弟，也未罢黜不贤之人，樊姬认为这是“蔽君而塞贤路”，并认为“知贤不进是不忠，不知其贤是不智”，故不苟同庄王的观点。庄王听后大悦，遂将樊姬所说转述虞丘子，虞丘子听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向庄王推荐了孙叔敖担任令尹，自己辞职告退。汉朝刘向所著的《列女传》收录了此事，还写道：“楚史书曰：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孙叔敖出任令尹前已花数年时间为楚国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期思陂，是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担任令尹后，孙叔敖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宽政严法，使楚国国力大增，为庄王北上争霸奠定了基础。之后，楚庄王率楚军经邲（bì）之战大胜晋国，一雪城濮战役之耻，称霸天下。有史家评说楚庄王称霸赖于“樊姬内助，孙叔外辅”，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楚庄王自身的不凡。

　　他不忘忧患。《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自伐灭庸国后，没有一天不以民生不易不能懈怠、祸患总是不可预料的来训导他的人民；没有一天不以胜利是不可长久确保的、商纣王有百次胜利但终归战败而死来训诫他的军队；不断以祖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国精神激励所有人。因此，与晋军对峙时，晋军中即有人提出：这样的楚国现在是无法战胜的，不要与之为敌。不战即令敌人胆怯，如此强大的力量正是因楚庄王无日不以忧患训导国人才形成的。

　　他善于纳谏。庄王曾认为楚国的货币太轻小了，便将货币更换为大币，而百姓在使用中却非常不便，交易受到影响引发了市场混乱，管理市场的官员向令尹孙叔敖汇报了情况，孙叔敖当即决定恢复原来的币制，之后孙叔敖又向庄王说明情况请求恢复原来的币制，果然得到了庄王的同意。《史记》还记载了优孟哭马谏庄王一事。庄王甚爱一匹马，乃至给它穿上华丽的衣服，以枣脯饲养，后来这匹马因肥胖而死，庄王竟要大臣为马治丧，还要以大夫之礼厚葬，群臣反对，庄王怒令：谁再反对就以死论处。优孟本是楚国有名的歌舞艺人，听说此事入殿向庄王大哭，庄王不解，优孟答：我堂堂楚国，怎么能屈以大夫之礼葬大王的爱马，应该以君王之礼埋葬，还要用美玉做棺材、用贵重木材做题凑，征调士兵挖掘墓穴，命令老少都来背土筑坟，建造祠庙让各国来祭奠，好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贱人而贵马。庄王幡然醒悟，最后听从优孟的建议，让庖厨把爱马做成了美味。与常见的事前商议时纳谏不同，庄王的可贵在于自己犯错之后不回避错误而纳谏改正。

　　他心存仁德。宋杀楚过路使者，庄王率军伐宋，长久围困宋都城致使宋人易子相食，宋大臣华元出城谈判告知以实情，庄王赞其为君子，遂罢兵，宋也真心臣服。庄王还因先灭陈而又复陈被后世推崇“仁”的孔子赞颂：“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庄王伐陈是因陈国内部动乱国君被杀而出兵平乱，之后又凭武力灭陈置县。楚国大臣申叔因此问庄王：有人牵牛不小心践踏了禾苗，田主就要把牛据为己有，这是不是过分了？我们伐陈本是义举，现在却灭陈置县据为己有，以后还怎样令诸侯各国真正服从呢？庄王听后立即恢复了陈国，从此陈国一直甘心附属于楚国。众所周知庄王曾“问鼎中原”，世人只将此视为强霸雄威，而不解其后实乃仁德所至。其时庄王陈兵周郊演阅，虽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夺鼎，但庄王认为楚国“折钩之喙，足可为九鼎”，可在问鼎后，王孙满告诉庄王“在德不在鼎，轻重未可问”，庄王便下令撤军。庄王问的妙，妙在问的霸气外露，王孙满答的妙，妙在答的礼智俱有，但他们共同演绎的却是“仁德”。所谓渔夫识鱼，樵夫识木，仁德亦是如此，庄王如是。不仅于地位高贵的诸侯，庄王对其臣民更是广施仁德。《说苑·复恩》和《韩诗外传》都记载了“绝缨之宴”一事。庄王与诸大臣饮酒欢谈，日暮酒酣，突然风吹灭了烛灯，有大臣趁机拉了下庄王爱姬的衣服，爱姬也顺手将该大臣帽缨扯了下来，并交给庄王要求惩办。庄王认为此时大家均已醉酒，再说也仅是拉了一下未有太过分举动，便下令所有人在点灯前把帽缨都取下来，不予追究。该大臣感恩图报，后在战场上不畏生死为庄王屡立战功。《渚宫旧事》记载：楚国降雪，庄王披着皮裘衣仍感觉到冷，马上想到肯定还有很多无粮无衣的百姓更冷，立即下令让人巡视，赈济百姓，诸侯各国听说这件事后更加敬服庄王。庄王一朝灭国数十个，岂止是只因楚国有雄霸之力！千秋岁月，时至今日，其仁、其义、其修、其德仍令我辈企之而不及。

　　他严行法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庄王曾定下茅门之法：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如有马车践踏屋檐下的沟槽，守门官应断其车辕，斩其驾车人。一日太子因急事入朝而违法，守门官严格执行了法规，太子入朝见庄王请求诛杀守门官，庄王不但没有答应，还训斥太子应该严格守法。“茅门立法”也成为后世严格执法的典范，被写入诸多启蒙书籍。借韩非子一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尽览历朝历代哪个不制法、行法，可几人知法不在严宽、多少，而在人知思从、奉行！君王以身作则，不避私情，标准不二，何有民不服、不从。如此为君，“守门官”大幸，“楚国”大幸。庄王何止一代君王典范！

　　他察己自律。《渚宫旧事》记载庄王因“天不见妖，地不出孽”而向上天祈祷，祈求上天不要忘记他这个寡德的人，要给他一些警示。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求盛世平安、不求长命永生、不求天授大任的君王！一个楚庄王，要让多少自诩神圣、妄自尊大、文过饰非、好大喜功的帝王公侯无地自容。《渚宫旧事》还记载大臣子佩请庄王登荆台赏景，庄王却不去，原因是庄王听说从荆台向下观景，能使人忘却年老和死亡，庄王认为自己德行浅薄，不能承受这样的享受。还是楚庄王，又要让多少贪图安逸而追逐金钱、炫耀出行而走马景色、彰显名位而极尽排场的市井小民汗颜羞愧。庄王之操行品德令人仰止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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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英明睿智。晋楚争霸时，邲之战楚军大胜，斩杀晋军甚多，楚军将领建议把晋军尸体堆成尸山，既可震慑晋国，还能向后世子孙彰显武功。庄王不同意，并说：古时贤明的君王征伐残暴不敬取胜将敌人筑成尸山，目的是为了惩戒威服胆敢为奸作乱的人，如今我们两国交战使两国人民深受其害，这已经是我无德了，况且晋军士兵都是为他们的君王尽忠战死，这怎么能筑以尸山呢？还提出了自己“夫文，止戈为武”的认识，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提出”止戈为武”观点的人。庄王之“明”、之“智”还远不限于学典悟文，更是立典成文，常被后世谋士智者辅佐劝谏君王所引用。《吴子·图国》记录了一件吴起讲述庄王之明智而说服魏武侯的事。魏武侯与群臣商议国事，大臣们无一能胜过魏武侯，退朝后魏武侯面露骄色。吴起见此即向魏武侯进言：曾经楚庄王同大臣计议国事，群臣都没能胜过楚庄王，退朝后庄王却面露担忧，有大臣询问庄王，庄王说“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我的才智拙劣而群臣却不能胜过我，这样楚国的前途就有危险了。魏武侯听后大感惭愧。庄王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忧臣不如己”的国君。那些被人天天喊着“英明”“万岁”的帝王一入历史长河片刻即被大浪淘尽，取而代之的喊声不是“亡国之主”就是“误国之君”，傲然挺立的永远是“楚庄王”，还有“魏武侯”。庄王的英明不仅明于自己，还明于他人。大臣士庆因直言进谏而被庄王重用为相，庄王的近臣中庶子跪泣而请：我任衣冠御郎一职已经十三年了，在前为大王冲锋开路，在后为大王护卫保驾，为什么大王重用士庆而不重用我，况且我也离死不远了。庄王答道：你对我嘘寒问暖，保障我的安全，可是你所说所做的都不是国事，并且也不是你所能胜任的，你可以富但不能贵。“明”至于此，贤臣岂有不现，国家岂能不强！这让任人唯亲、嫉贤妒能者去追学，不过是路尽天边，无尘可望，又何谈学呢。

　　楚庄王似曾还亲临过武汉。据说如今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就是因庄王出征“落驾”于此而得名，“珞珈”是取自“落驾”的谐音；武昌的鼓架坡也是因庄王曾在领军作战中置鼓于此击鼓督军作战而得名。千年尘风烟雨，真实与否未可探究，而不可置疑的是作为楚人后代的武汉人对这位雄才大略、智仁德修的楚王真切的怀念。

　　楚庄王位列春秋五霸，与其说他所行是的霸道，不如说是王道。霸道有力即可，王道无智不成、无德不成、无胆不成。如若为五霸功绩影响排行，楚庄王堪为首霸！楚庄王有如此成就，虽有基于祖业和时势造英雄的偶然，但又何尝不是其自身修为的必然呢。楚庄王死后其霸业之基不可谓不深，仁德所泽不可谓不广，再观其后世子孙又有几人能再续楚国辉煌。

　　楚庄王死后二十年未到，晋国即以鄢陵之战大败楚军再次称雄。这时逐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也不断对楚用兵，楚国多面受制。吴国本一直弱小，其之所以能迅速强国却赖于楚人。庄王时大臣巫臣（又称屈臣）劝谏庄王不能将申、吕两地封赏给子重，以免消弱北部边防使晋国易于南下，因此得罪子重。庄王死后，巫臣贪恋美色叛逃晋国，子重位居令尹借此尽诛巫臣族人并吞了他们的财产。巫臣决心报复便献计晋景公“扶吴制楚”，更亲赶吴国教以楚国先进的军队制度、练兵要领、排兵布阵，吴国自此迅速强大起来。楚康王时，经蒍（wěi）掩治赋，对全国的土地和人口状况进行了等级划分、造册登记，开启了新的军赋政策，楚国国力稍有壮大，但内忧外患大不如前，衰落之势明显，其中以人才外流最为突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出使晋国的使臣回来后，楚国令尹问及晋国的情况，使臣以“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来说明大量的楚国人才被晋国所用，而楚国令尹此时首先想到的竟是难道晋国没有同宗和亲戚可用吗？如此，楚国岂有强盛可言！正所谓“安在得人，危在失士”，楚国仍唯宗亲而用，危亡将至。

　　及至楚庄王之孙楚灵王杀侄夺位，治国无方，荒淫无度，楚国一落千丈。未即位前，楚康王刚逝，楚灵王即杀功臣蒍掩，霸占蒍掩妻室，诸侯会盟时又僭越君王之礼，被众人所耻笑。即位后，楚灵王更加肆无忌惮，且好大喜功。不久，楚灵王即出兵进伐吴国，围攻了朱方一地，引起了三年之久的吴楚争战。期间，战场多在江淮一带，为便于指挥督战楚灵王从郢都移镇夏汭（ruì今武汉）。《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即是楚国将领到夏汭来接受楚灵王的命令。楚灵王还联合征集了各诸侯国的军队，在今武汉会师后共同伐吴。即使如此，这场战争仍以楚国战败而告终。虽徒劳无功，但楚庄王又爱慕虚荣，极想夸示诸侯、彰显不凡，于是大兴土木，倾全国之力修建了章华台（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另有在今湖北监利等观点）。史载欲登台中途必需三次休息，所以也称三休台，可想其有多么雄伟壮丽，以至后世多将殿堂、街道冠以“章华”或“章台”来寓意。如：“完璧归赵”故事中蔺相如以毁玉屈服秦王，即是在秦国的章台宫；汉朝长安城中曾有繁华的街道也名为章台，乃至诗词中多以章台代指繁华之处。如今武汉东湖楚文化园区中的楚天台，就是仿照古章华台的形制而建。不过，章华台还有一名为“细腰宫”，是因为楚灵王喜好细腰的美人，章华台内尽充细腰美人供其淫乐因而得此名。广为流传的晏子使楚就发生在楚灵王时期，足见楚灵王的自大无知、昏庸无能。

李勋明

     楚灵王荒淫无度，国中上下怨声载道，终被其弟夺位，楚平王即位。楚国不幸，楚平王之荒淫昏庸比楚灵王有过之无不及，竟然达到听信佞臣费无忌将本已许配给太子子建的儿媳纳为己有。之后，费无忌担心太子即位后治罪于他，又造谣说太子及其太傅伍奢密谋叛国。楚平王竟然又信，令人捕杀太子和伍奢一家，太子在其他大臣的协助下逃往宋国，伍奢及其大儿子遭冤杀，唯有伍奢二儿子伍员（伍子胥）逃脱。伍子胥逃亡途中遇到了结拜之交的申包胥，痛述心中仇恨，誓将日后将灭楚为父兄报仇。申包胥既愤慨伍子胥之冤，但身为楚臣同时也立誓伍子胥若灭楚，自己必当复楚，并未捉拿伍子胥回去请赏。至今两千年，此番君子对誓仍声犹在耳振聋发聩，慨叹千年史海浪潮，所掀者无不是历经千难万险之英雄俊杰，所羡者总是贪图蝇利安享之俗子庸人。楚人内心深处所追求的忠义礼道，也由此可窥一斑。两人分别后，伍子胥逃往吴国，楚国后世祸患的种子由此种下。

　　楚昭王即位后年龄尚小，楚平王时的令尹囊瓦（即子常）仍任原职。囊瓦极其贪财，先听信费无忌谗言诛杀击退吴师的数位功臣，仅为并吞其家资，伯嚭也于此时逃往吴国，由此引起国人的不满，为平息众人的愤怒，囊瓦诛杀了费无忌；之后，又私自扣押来楚结好的唐、蔡两国国君长达两年，只为索财，唐蔡两国于是叛楚。而此时，吴王重用伍子胥治国，伍子胥又向吴王推荐了善用兵的孙武，君臣合力吴国大振，不断对楚用兵。

　　《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伍子胥向吴王分析攻楚之策：楚国执政的人比较多，但互相不和，不能患难与共，楚军虽众，可用“三师肄之”之计破敌。于是伍子胥将军队分成几部轮番袭楚，楚军出则归，楚军归则出，多方误楚，使楚军疲惫不堪，吴国逐渐在战争中占据上风，堪称后世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游击战方针之祖。不久，吴王阖闾率伍子胥、孙武、伯嚭联合唐蔡两国共同伐楚，沿淮河逆水而上。吴军仅三万，而即将面临的是数倍于己的楚军。孙武传令弃舟陆行，伍子胥不解，孙武说逆水行舟太慢，这样楚国就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伍子胥叹服。孙武很好地实践了其“兵贵神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兵法思想，吴军很快抵至汉江北岸，囊瓦大惊急忙率军迎战，与吴军夹江对峙。楚国左司马沈尹戌识破吴军要害，制定了正确的制敌之策：自领兵一路绕于吴军之后，烧其战船，之后和囊瓦所率之军前后夹击吴军。本是正确的作战方案，待沈尹戌领兵走后，自私贪婪的囊瓦听信部下挑唆，认为若胜则首功就是沈尹戌而不是自己，遂渡江陈兵于小别山（今湖北汉川一带），妄图攻击吴军设在大别山（今龟山）下的大寨，反被吴军连续三次打败，囊瓦败退。吴军紧追不舍，至柏举（今武汉新洲阳逻一带，另有其他观点）吴军以少胜多大败楚军，囊瓦为保命逃往郑国，沈尹戌自杀谢国，可谓“治世显贪廉，国危见忠奸”。此战亦可证明《尉缭子·制谈》中所说孙武“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绝非虚言。楚军一路溃败直至郢都，吴军也随后攻入郢都，楚昭王逃走。这是数百年来一直攻围他国都城的楚国首次被外国军队攻入自己的首都。

　　吴军攻入郢都后奸淫屠戮大肆作恶，将郢都宫殿宗庙尽数破坏；伍子胥为报仇泄愤，甚至将楚平王掘墓鞭尸。虽然楚国执政者无能，但楚国先人几百年来的创业开疆历程已将尊祖、爱国、忠君、尚武、崇义深深植入了后代的精神世界中，吴军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楚人，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淮南子·泰族》记载：楚昭王出逃后，郢都百姓携幼扶老追随，青壮年则相互鼓励为自己的君王和国家而战，虽无将帅统领指挥，但无一不抛生死于忠义之外，以“却吴兵，复楚地”为口号，各致其死。一时间楚国上下“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此时，楚臣申包胥正在秦国求援，起初并未得到理会，而申包胥在秦国大殿外不吃不喝连哭七天七夜，秦哀公为之感动：“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依《东周列国志》所述，《诗经》中著名的《秦风·无衣》即是秦哀公为申包胥而赋，权当好诗妆义事。申包胥领秦军返楚，会同楚人合力连败吴军，吴军急退出郢都。虽有援军相助，但不免令人感叹：聚万人之众，寄生死于忠君复国，而天下强师不可当，唯楚民也！也不免令人深思：强吴国者，巫臣也；领吴军者，伍子胥也；迫二人结怨生恨者，楚人也；故使楚危亡者，其实是楚人自己罢了。楚昭王还都后，郢都已破败不堪，遂迁都于今江陵纪南城，但仍以“郢”称。

　　经历吴军入侵后，已成年的楚昭王力图兴国。楚国虽遭难，毕竟历代楚王开疆拓土留下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具备自我恢复的能力，且此时晋国内乱，中原各国自顾不暇，也使楚国复苏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楚昭王虽使楚国逐渐复苏，但比其先祖则远不能及。楚昭王曾为图一时之乐不听大臣劝阻执意游览荆台，也未能使楚国人才各尽其用，楚吴争战中依旧处于劣势。同样被吴国伐灭的越国，国君勾践则卧薪尝胆二十年、忍辱负重、纳贤善任，吸引了文种、范蠡这样楚国人才为其所用，终以越之小国而灭吴之大国。反观楚国，论国力，远比越国强大；论人才，无论兴吴还是兴越哪个不是楚人，难道独楚人不能兴楚？楚昭王徒有兴国之愿，而无兴国之志，再无兴国之智，自然也就无兴国之制，故可怜楚之俊杰能一展才华兴他国而不能报故土。不过，楚昭王虽未能纳贤尽才，但也能爱臣明理。《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病，占卜之人说可以通过祭祀施法将病患转移到大臣身上，昭王即可康复，昭王认为自己好比人之腹心，大臣好比人之肱股，移腹心之病到肱股之上有什么意义呢，况且自己并无失德，若上天真要惩罚也是逃避不了的，遂未采用占卜之说。

李勋明

待续……

火凤.

李兄也去写楚国了呀，佩服

李勋明

火凤. 发表于 2022-3-4 16:47
李兄也去写楚国了呀，佩服

还有大半文字，系统提示有敏感字，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