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三角 武汉市新洲四中 罗相和 有一件事情,我疑惑很久,一直不懂,想向人请教。 有三个名人,都是宋朝的,苏轼、王安石和司马光,我吧他们叫做文三角。按说,他们都是文人,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们学富五车,都是胸中自有丘壑的人。 在宋神宗时期,由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变法内容很多,有富国之法,是为了改变积贫的局面,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有强兵之法;有强兵之法,为了改变积弱的局面,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设军器监。还有强文之法,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 但是作为文人的代表,知书达理之人,苏轼却站出来反对新法,写诗歌讽刺,最后弄出一个乌台诗案,差一点因此掉了脑袋。最后虽然没有掉命,但是朝廷再也没有把他作为宰相来培养和运用。 不久,宋神宗皇帝动摇了,太后临朝听政,重用老臣,如提升司马光担任宰相,虽然只有一年,但是他们合伙,完全废除新法。 与百姓相近的苏轼再次写诗讽刺,因此,他的命运就是一贬再贬,由中原这个荆蛮之地再贬黜,过岭南,到海南那一个荒蛮之地。 按说,写过《资治通鉴》这部史书的司马君,应该是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他应该知道秦朝的商鞅变法,虽然得罪了当朝贵人,被车裂而死,但是秦王朝却因此受益,成为强大之国。商鞅之死,其实不过是一个幌子,秦王借此平息怒火,借商鞅的脑袋来达到自己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成就大秦攻破六国霸占中原的野心。 看来,变法者,往往难得,一是新政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和诽谤,这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二是改革应该从实际出发,从宋朝人民的利益出发,并要做好充分的宣传和动员,改革者还要树立坚定的改革信心,改革才能成功。 当然,王安石还有一点不足,他变法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惟才用人”,但是他用人不当,用到了几个投机钻营的家伙,如第二号人物吕惠卿和他弟弟吕升卿、吕和卿以及方希觉等人。所以,王安石虽然提出了“人才为先,众建贤才”的口号,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注重人才的出身,他期望通过名门望族的名声来推行新法。没有与新生力量和骨干中坚分子结合,所以,变法最后失败了。 这样看来,变法成败与否,关键是用人是否得当。创新者,一定要有眼光,有胆量,有毅力,才能百折不回,最终成功。 我的观点对不对,请导师们指点迷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