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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母病逝于武昌
岳母刺字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说的是岳母姚氏为了勉励儿子一心杀敌,在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岳飞母子的赤诚之心,一直是宏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极好教材。 在岳飞的背上确实有“尽忠报国”四字。据《宋史·何铸》所记,何在审讯岳飞时曾亲见岳飞“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因是正史,所以被专家认可。 十分遗憾的是,因正史及《金佗粹编》(岳飞孙子岳珂所编,记录岳飞生平及与朝廷的来往信札)均无岳母刺字的记载,因此,严谨的历史学家对是否为岳母亲手所刺一事尚持怀疑态度。 在明末冯梦龙的《旌忠旗》中,有〈岳侯涅背〉一折,讲述的是岳飞令部将张宪用刀在自己背上刻下的“尽忠报国”四字。而在现代宋史专家王曾瑜的《岳飞新传》中,则写作“尽忠报国”为他人所描写,再由岳母所刺。但这些都只是一种推测。可见岳飞背刺“尽忠报国”是真,但为何人所刺仍是一谜。 人们知道岳母刺字的故事,多是见于清初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该书描写为由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我想,后人把“尽忠”改作为“精忠”,可能是因为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曾赐过岳飞一面手书“精忠岳飞”大旗的缘故吧。“尽忠”有杀身成仁的意思,多少有点不吉利,既然皇帝题字“精忠”,那臣下自然得改了。 历史上的岳母仍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据《金佗粹编》记载,当金兵南侵时,岳母毅然催促岳飞舎弃老母妻儿从军抗敌:“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这也是认为“尽忠报国”四个字为岳母所题的主要原因。在岳母身陷敌境时,还托人转告岳飞:“五郎(岳飞行五)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岳飞也十分感激母亲给予自己的教诲,在一折给朝廷的扎子里曾讲到:“鞠育训导,皆自臣母。”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还封岳母为国夫人。 岳母的晚年是在武昌度过的。当岳母还在敌占区时,岳飞曾多次派人寻找,“阻于寇壤,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此后岳母一直跟随在岳飞军中。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河南六郡,五月五日攻取郢州(钟祥),后又连克襄阳府、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七月班师武昌。岳母也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武昌,至于具体位置,一个可能是在古灵山寺,即今民主路398号消防器材厂一带,如乾隆《江夏县志》述:“宋岳武穆侨寓于鄂,依寺居焉,建灵山书院,有武穆自撰碑文,院右有银瓶井。”还有一处在汉阳,据《金佗粹编》述,蜀帅吴玠曾送一女子给岳飞为妾:“遗使遣先臣(岳飞)次汉阳……”(后被岳飞“退”回)至于岳飞当时驻汉阳何处,今已难考证。 而笔者认为,今司门口北旧有憩园,可能就曾是当年岳飞帅府旧址。 如1985年《春秋》杂志第一期,刊有蓝蔚先生的《憩园—岳飞住过的地方》一文,介绍了当年曾在该处发现了几块碑记,“据王之春和瞿廷韶两记所载,憩园原是湖北布政使署内的范围;使署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府第”。王、瞿皆任过 湖北布政使,只是在晚清光绪间。所述不知确否。 但从历史上看,蛇山东北乃古夏口发源地,而司门口一带一直是官府所在地。岳飞曾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其官署称宣抚司,又称帅司,理应就在此处。按照旧时官署多为前衙后宅的格局,因此岳飞的妻儿老小可能都住在这里。当然,岳飞在鄂近七年,也不排除曾在灵山寺、汉阳等处小住。 因年老体弱,水土不服,岳母在武昌时多是与病榻相伴。岳飞常亲自尝药献食,检查衣物的干湿,关心老人的冷暖,连说话咳嗽走路都“未尚有声”。若遇出兵远行,总是叮咛家人小心伺候,“微有不至”便从妻子起一一责骂。绍兴六年岳母病重,岳飞给朝廷上《乞侍亲疾扎子》:“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日未安,近复腿脚注痛,起止艰难……”故请求解职侍奉母亲。同年,在一封上报朝廷的扎子里写道:“岳飞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因此推测岳母约70岁时病逝于府邸后宅即憩园处。而从一幅1909年的《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中可知,憩园的位置就在今解放路与中华路交汇处。 岳母去世后,岳飞悲痛万分,“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并与儿子岳云“跣足扶榇”,将母亲送至今庐山西侧岳家市安葬。其墓地虽后来屡有兴废,但今依然安在,任由后人瞻仰凭吊。
2002.10.27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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