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门市博物馆新馆的二件展品谈起

行走楚国 · 发表于江西省景德镇市 2024-4-3 21:26:36

本帖最后由行走楚国于 2024-4-3 22:18 编辑

从荆门市博物馆新馆的二件展品谈起

刘甫

一、“王命”铜玺

青铜材质，楚文字四字印章。馆方给出的信息除了“王命”二字可以确定外，在该文物的下方所配的文字说明还有“春秋（时代）。于1973年在掇刀区征集”，这引起了笔者的巨大兴趣。为什么呢？“王命”二字较易理解，释为“楚王之命令”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该玺发现在今掇刀区一带（经进一步了解，该玺原是掇刀一农民在耕地时所得），并且为春秋时代，是否预示着春秋郢都就在附近不远？是否会为多年来学术界所苦苦寻找的“春秋郢都”尤其是清华简《楚居》中若干相当于春秋时期的“X郢”地望带来突破？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在国内范围可考的刻有“王命”的几件龙节虎节均为战国时器物，到不了“春秋”。联系此器与彼器无论从字体、风格、时代背景等来看，此器时代也当更近于“战国”。于是当笔者向馆方提出质疑后，馆方随即将原定“春秋”修正为“战国”，并解释为一时疏忽造成。至于该枚铜玺上的文字，笔者分别就教于黄锡全和刘彬徽二先生。黄先生说由于看得不是太清楚，四字中除一字可能为“命”外，其他三字均无法辨识。而刘彬徽先生认为四字大致可识为“王命传信”，仅“信”字还不敢肯定。东汉《解名》曰，“印，信也”。传达楚王命令的这枚印章，据印章格式一般常在最后一字作“XX印”的通例，最后一字为“信”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笔者认为“王命传信”或可为“王命传印”，意即“传达楚王命令的差使之印”。刘彬徽先生的观点极具启发性。

二、青铜壘

馆方对该器物所给出的文字说明标明其属“春秋”时代，另外出土地点为“子陵岗”。笔者将之拍图就教于刘彬徽、笪浩波二先生，均称从未见过该器。首先从该器名称上，各方均有分歧。荆门市博物馆认为是“壘”，刘彬徽先生认为是“壶”，而笪浩波先生起初称它为“缶”，后来又接受刘彬徽先生的观点，倾向于“壶”。刘彬徽先生在其专著《楚系青铜器》中指出，所谓“壘”仅仅只是中原地区的称谓，南方楚地从来没有这种名称，北方的“壘”大致相当于楚地的“浴缶”，体积较大。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云，壘和壶其实属同类器，大为壘小为壶。今观此器体积明显偏小，仅比普通茶杯大不了多少，因此刘彬徽先生定为“壶”似更准确。其次，馆方在展厅中将其时代定为“春秋”也值得讨论。由于未见过该器，刘彬徽、笪浩波二先生出于谨慎，认为不好轻易断代。不过，笪先生个人觉得似乎为秦汉时器，到不了春秋。经查荆门市博物馆所编《荆门子陵岗》，其中关于该器有一些更为详细的信息。可知该器出自子陵岗一座西汉早期墓中，墓主身份可能仅仅为一较富裕的庶民，并未确指其就是春秋时器。书中还附有该器原件的较清晰的彩版图。从图上看，该器原件较残损，说明今展出的当为经过精心修复后之器。细观修复前的原件，器身仅一个攀附顾首龙（《荆门子陵岗》说是虎，笪浩波先生说是龙，这里姑从龙说），兽形铺首也显残缺。关于该器体系，崔仁义先生认为含有楚风，但由于无对比材料，不好断言。刘彬徽先生认为该器形制复杂奇特，其所属系别不像楚式，可能为北方中原器。笪浩波先生也认为不排除其为除楚器之外的其他式器，因出自秦汉墓中，或者就是秦汉时器。参考各方观点，笔者认为，该器系别，不像典型的楚式器，或跟北方中原器更近。至于该器时代，因手头没找到类同器物而无法遽断，个人倾向于其时代偏晚。由该器精致小巧的体积，作为酒器实用性似不大，故笔者颇疑其是否为明器，将这个想法告与笪浩波先生，他也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