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山南东道楼”的“九灾十八难”
和它那台观与楼观的形建特色
方志载:唐代“山南东道楼”于南宋理宗瑞平二年(公元1235年)为蒙古兵攻占襄阳时所毁,“李阳冰碑芜没”。淳祐十年(公元1251年),在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的同时,复构市楼。明末,张献忠攻陷襄阳时,市楼再遭焚毁。清·顺治年初(公元1644年),中都御史赵兆麟重建市楼。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阳首道陈大文重修市楼。抗战初期(1938~1939年)日寇轮番轰炸襄阳时,市楼再度遭到焚毁,仅残留下平面呈马蹄形或倒U字型的“市楼城台”(参附图03)。
“山南东道楼”的台体与层楼,本属市楼统一肌体——中国传统建筑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屋顶、屋身、台基”嘛。不过,为方便现代国人对于传统景观建筑进一步的理解,笔者且将襄阳“山南东道楼”的肌体组合、分解为“台观”与“楼观”叙述之。
1939年之后,襄阳“山南东道楼”的“楼观”虽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其下平面呈马蹄形或倒U字型、堞高9米许的“台观”,仍然完整如初。——残存下来的“市楼台观”,与襄阳古城北大街民居、铺面相互依偎;“台观”跨街伫立、中有宽5米许的南北向拱券通道,畅通无阻的与北大街两厢铺面浑然一体。“台观”西北紧依积仓(街)巷子,“台观”东南近傍城隍庙(街)巷子的格局,依然如故。“台观”东侧,“山南东道楼”原有附属大跨院、及其可供游人登台上下的石级蹬道,一直保存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襄阳山南东道楼,即:历代襄阳人心目中的“襄阳钟鼓楼”、及其“一街两巷”典型布局特色的乡土市井文化情趣,依然存在;方志所载“台上主楼为歇山顶,楼高三层,主楼东西各有扶厝四间;台体向南左右伸出部分,东为鼓亭、西为钟亭”的、“山南东道楼”的特色建制与形制,业已口碑相传,深入襄民之心的令人魂牵梦萦了。
五十年代初,“襄樊市图书馆”在市楼城台上的东、西两厢,各建平房一栋为阅览图书所用。1973年初夏,皆因襄阳城内开展“深挖洞,广积粮”、掏、挖防空地道运动之故,市楼“台东崩塌一角。为了行人安全,经市革委(会)同意,(市楼台观)已经彻底拆除。“(见1983年襄阳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襄阳地区概况》)
考,中国各地保存迄今的钟、鼓之楼,其下台基多为方、矩之型;其上楼建多为两层、或重檐三滴水两层。如“最有名气”的西安钟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地处古城十字街干道轴线交会处,钟楼台基35.5米见方,高8.6米,四面设券洞呈十字相通,台上建方形重檐三滴水、攒尖式两层木构钟楼,是古西安城内最高大的公用建筑物。西安鼓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位于钟楼西北侧,跨南北向丁字街口而建,鼓楼台基为矩形,面阔52.6米,高7.7米,设南北向宽6米的过街券洞,台上建七开间重檐三滴水、歇山式两层木构鼓楼(参附图01)。
而名为“山南东道楼”的“襄阳钟鼓楼”呢,不仅始建时间早于西安钟楼、鼓楼六百四十多年,且“山南东道楼”主楼比西安钟楼、鼓楼高出一层;所以,才会有“襄阳有座钟鼓楼,半截擩在天里头”的民谚生出。——此话绝非是空穴来风,用襄阳地方俗话所云:“是萝卜就有因(缨)”嘛!……若非“山南东道的襄阳钟鼓之楼”高耸入云壮观,岂有“半截擩在天里头”之说?!(详参附图02)
襄阳古城“山南东道楼”或“襄阳钟鼓楼”的特色建制与形制,为什么,其“台观”平面要呈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间、而向南敞开呢?为什么,其“楼观”要左右向南伸出、且南向左右伸出者低、居中背北者较高呢?(参附图02、03)——这就不得不提及“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特质、之于“中国建筑文化”或“中国传统生态建筑与环境文化”的、两条腿走路的“风水文化”和“园林文化”行为方式的共同影响了。……
简言之:“风水文化”即“风水建筑与环境生态文化”,“园林文化”即“园林建筑与环境生态文化”;它们是“中国建筑文化”思想体系与行为方式的“两大支柱产业”!“风水文化”行为方式所强调的、是“天人相应(的)合一”,“园林文化”行为方式所强调的、是“天人共荣(的)合一”,仅此而已。“天人相应”的行为方式,源于“身体宇宙,地为大母”的原始理念,演化为之于人居环境“四灵方位,聚气藏风”的基本要求。正所谓“大地是身体,住宅也是身体”嘛;于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便由初始阶段隐喻“母亲的怀抱”进而衍生出了“坐北朝南”的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间的环境氛围。亦如东晋诗人陶渊明(365~427)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防御性空间”一样,是为中国古代人“理想(居住)的风水环境”了(参附图04)。
“风水文化”始于仰韶、成于商周、盛于两汉。唐、宋时期,“风水环境要求的生态思想体系”进一步得以完善,并同时建立起了系统的“风水建筑与环境行为文化理论”。对于中国式的“心情舒畅的”城市规划和房屋建筑活动,产生了支配的性历史作用;使伟大的中国建筑与环境文化,成为了合而不同的人类文化宝库之中的一大奇葩!
中国古代人的“风水生态环境”,有着“自然造化”与“人工生态”的两大构成模式。不管现代国人愿不愿意,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原始依据的所谓三合院、四合院形制规范,能够在中国城乡沿袭至今,对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均有过较大历史影响,就是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风水思想“顽固不化”的表现结果!“风水理论”还是中国历代文人和士大夫阶层所必修的“应知应会课程”,后被收录进了《四库全书》。
与襄阳古城“山南东道楼”建制与形制坐北朝南、呈马蹄形或“圈椅型”环境气势相雷同的、还有北京故宫紫禁城的“午门”或“五凤楼”雄姿(参附图05);它们都属于同一种、最典型的“风水制式”或“人工风水环境”的特色展示。只不过,北京故宫“午门”或“五凤楼”、比襄阳“山南东道楼”的始建年代,要晚五百四十多年罢了。
中国古代人的风水思想、风水意识、风水环境与风水理论……,起始于对自然环境的依附选择、和生态平衡与生存发展原生理念的文化创造,进而让中国人居环境的城市、乡村、及至家居形势,派生出了许多美妙的传说、隐喻、和寄无限希望于美好的未来。除此而外,作为襄阳过街楼洞的“山南东道楼”,尚有地方民俗之所谓“锁匙头式”建构的绘形表现——隐喻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荆楚门户”和“荆襄锁钥”之意。作为襄阳市楼的“山南东道钟、鼓之楼”,在华夏各地的此类建筑当中,便自然是“风景这边独好”了。
五. 襄阳名胜景观“山南东道楼”
复构的环境意义及其它
“名胜景观”的复构,是指典型的、最有历史影响或最具乡土特色、人文价值与纪念意义的“地方传统文化环境景观”的再现;使之能够合理的充当振兴民族文化、张显地方特色、量化时代精神的鲜活教材,为促进“以教育下一代”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共在。进而,升华城市环境之于社会、经济、政治、乃至生态效益的敲门砖作用。——与武昌黄鹤楼齐名的、襄阳古城“山南东道楼”的复构(还应当包括“襄阳北大街传统乡土市井文化环境景观”的重点与有效保护在内),便属于此类行动了。
勿论“山南东道楼”类古代建筑的建制与形制有何不同,除了囿于“封建等级制度”观念规定:不允许采用皇家或寺庙专用的、四平八稳的“庑殿”式样、和必须遵从“以复杂为美”的传统审美情趣的基本原则、多采用富于变化的“勾连搭”式歇山屋顶、攒尖屋顶等形式之外,它们还应当有以下的三个共同特点:
①. 此类古代建筑的营建位置,都雄踞于城市的中心区域或显要位置,是城市空间环境的视觉焦点和制高点,多备“耸镇中央俯雉城”之势;
②. 此类代古建筑,都有美轮美奂的建构形象,多为单色或彩色琉璃屋盖,并必备“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斗拱、脊饰、飞檐、翘角,……在蓝天衬托之下,显现出各自屋顶形式“复杂而又十分优美”的天际(轮廓)线来;
③. 此类古代建筑,都具有为市民提供登高赏景远眺、或兼以学术交流、文化活动的综合功能。正所谓;极目苍茫、超尘脱俗,登临琼楼、觅诗寻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感怀四时、审时度势。……不同程度的起到了:组织感情、唤起感情、表现感情、净化感情,和陶冶社会公德情操、完美游者素质修养的环境作用(参附图01、06)。
历史上的“山南东道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除了县志、府志上的文字记载和一些略图之外,还有宋·陈琪关于“山南东道楼”的记述可鉴。陈琪写道:斯楼“虚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周览无碍。其西为楚山蜿蜒,扶舆而环翠屏;旁出数峰,苍然秀色,远与天际,浮以清江,飘以白云。纤农去来,瞬息万态。其南则鹿门、岘首,肩随踵接,横览几席。若将俯而有之,几樵夫牧儿步上下山,皆可指数于烟霞杳霭之中。近而里閈楼观,万瓦如鳞。方春,草木摇扬杂以丹碧,市城雉堞回环,璀璨凿凿照人”等等;足见其“耸镇中央俯雉城”而“半截擩在天里头”的不凡气势。当然,复构“名胜景观”,也不是要“把曾有过的一切都恢复起来”;更不是去扑风捉影、或舞台布景式的鱼目混珠,搞一些名不副实、粗制滥造、大兴“复古之风”的盲目行动。须知,中国人的“景观建筑”、“名胜景观”或“风景名胜”,是人与自然“生态共荣”谐和有情的文化产物;也是中国风水和园林建筑与环境文化“人化自然,物化精神”的美好初衷。或许,中国人传统的“景观建筑”都必然地要拓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乃至“社会生存与生活方式”局限性的时代烙印,却也终究算得上是民族文明进步与社会繁荣发展的历史丰碑(恕不多赘)。
六. 重建“襄阳市楼”(山南东道楼)
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由襄阳守道陈大文“正名”和重修的、历史上最后一座“山南东道楼”(即“襄阳钟鼓楼”),其“楼观”毁于1938年间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其“台观”拆除于“文化大革命”的1973年初夏。十八年后的公元1991年仲夏,一为迎接1993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会议”在襄阳召开,二为实现1995年“再造一个襄樊市”、和2000年襄樊市能够“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张目——依照“襄樊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于原址“重建襄阳昭明台(山南东道楼或鼓楼)”的文件精神,作为“重建方案特邀设计人”之一的笔者,本着上述之于“山南东道钟、鼓之楼”的详情理解(勿管地方长官将它定以何名),于1991年6月23日前积极完成了“复构(建筑)方案”及其环境设计整套图纸;意在应邀出席6月28日“公开征集重建方案”的“动员会议”上,将所做方案设计蓝图一并呈报展示,作以抛砖引玉而用(参附图07、08、09、10、12、13)。 会议上,笔者还将自拟“重建襄阳钟鼓楼(山南东道楼)”复构设计、自以为是的要点推荐如下:
①.尊重历史文字记载,尊重地方环境文脉,尊重襄阳人之于“钟鼓楼景观形象”和乡土市井文化的传统喜爱,完美襄阳“市楼”传统建构形象“个性与特色并重”的景观效果,成襄阳山南东道楼“未来古迹”的生态文化环境创造之实;
②.借鉴1977年武昌蛇山矶黄鹤楼重建设计“源于古代,优于古代”复构方针的成功经验,为“襄阳有座钟鼓楼,半截擩在天里头”的乡土历史民谚张目。
历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后一座黄鹤楼,成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毁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一场大火,比历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后一座“山南东道楼”晚建七十七年,早毁五十四年。1927年春,毛泽东同志写作《菩萨蛮·登黄鹤楼》名词时所登之楼,实为光绪三十三年(1917年)在黄鹤楼遗址东北隅增建的“奥略楼”。因为,奥略楼恍似同治年代的黄鹤楼型,三镇百姓习以“黄鹤楼”相称。——笔者儿时生长于楼近,故而悉知其观其事。1985年5月竣工落成的“新黄鹤楼”,才是“以清同治楼为雏型”、拔高型体(外观增加两层)、加大体量(扩大占地面积)、“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景观产物(参附图11)。连新黄鹤楼复构设计的总建筑师自己也承认:“由于新楼的形象保存了清代黄鹤楼的主要特征,从远观效果来看,‘四望如一、层层飞檐’、‘下隆上锐、其状如笋’,的确和清楼十分相象。因此,对于熟悉清楼的本地群众来说,不啻是‘似曾相识鹤归来’,是很受欢迎的”了。(见1986年“建筑学报”第8期《论黄鹤楼形象的再创造》一文)
关于一些有纪念性意义的地方名楼“失而复得”的重建设计问题,1977年湖北省委领导确定新黄鹤楼要“源于古代,优于古代”的复构设计原则,可资借鉴。怎么个“优于”之法?笔者认为:除了新楼的使用功能要“立足现代,取向未来”之外,说白了,那便是要在屋顶设计方面,依照清楼(乾隆“山南东道楼”)为蓝本、而又有所突破的拔高形象、更臻完美的问题。——国外建筑界许多专家和学者都说:传统的“中国建筑就是一种屋顶(设计)的艺术”。这话虽不算全面,却也切中要害的道出了中国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1991年6月28日,笔者在应邀出席“公开征集(山南东道楼)重建方案”动员会议上,所展示的新“山南东道楼”方案设计图,便自认为是“在传统建筑屋顶设计方面有所突破”的新例证(参附图08、09、10、13、14);因为,它既是中国传统“味道的”又是独一无二的。为上述观点和业务本位,笔者曾以《去脉来龙话屋顶》一文见诸于1995年《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第3期,图说“中国传统建筑屋顶艺术的美学思想与人文内涵”以叙本源。是如,以清·同治黄鹤楼为蓝本而重建的武昌“新黄鹤楼”屋顶、北京紫禁城角楼组合式屋顶建构的传统形体等等,便称得上是例证中国建筑“以复杂为美”的典型了(详参附图01、05、06)。
1991年6月中旬,笔者奉命完成并提交给有关方面的“山南东道楼(襄阳钟鼓楼)复构建筑方案及其环境设计”的相关图纸,着意体现“强化地方传统环境景观的文化内涵,古为今用;再现荆楚名楼乡土特色的历史风彩,取向未来”的设计宗旨,并“复构未来古迹”的实施目标。笔者复构设计方案”忠实于原有台观的形意创造”,满足了襄阳人之于襄阳钟鼓楼“台观与楼观”的传统喜爱;适可而止的夸张与扩大台观形体,中空台体(包括地下层合四楼层使用面积)、连同“尊重方志记载与1973年初夏附台观传统民居、铺面实况的复原(复构)”设计面积,以为商服劝业之场而“古为今用”(详见附图12、13、14);因借武昌重建黄鹤楼“源于古代,优于古代”的成功经验,行“拔高屋顶形象档次”的新“山南东道楼钟、鼓之楼”楼观之实。故此,笔者将主楼屋顶作了“既符合方志记载,又优于方志记载”的、“十字脊迭落组合式歇山屋顶”新的造型处理,使新楼的“中国式屋顶盖”不落俗套,落落大方、独一无二!主楼“屋身”的外观形象,向方志记载的三层靠拢。
楼层明三、暗四、计七层楼,以为旅游观光和“襄阳,两千八百年大事纪陈列馆”之用。(参附图13)总要不负昔日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天之要领,襄阳实握之”论断之英明!于是,笔者欣然命笔于1991年6月28日、所绘襄阳钟鼓楼(山南东道楼)复构建筑方案鸟瞰图的“送审图纸”之上,歌曰:
两千八百岁悠悠,终成要领复市楼;
奇观再现初冬霭,半截仍在天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