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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广东省珠海市 2011-12-10 09: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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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面效应之二:“西川立国”影响了襄樊人的固步自封意识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抑曹扬刘、神化、美化诸葛亮本无可厚非,而我们评价历史如果仅仅依托小说提供的情节,将以历史作背景的文学作品当作完全真实的历史未免失之大谬。站在封建军阏刘备的角度,诸葛亮的“隆中对”无疑是胸怀天下的智者之言,从写文章的角度,《隆中对》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度,从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的角度评价,诸葛亮为刘备出的割据荆襄和西川从而形成“三分天下”的对峙态势无疑是个馊主意。因为满足刘备个人的欲望助其火中取栗,制定所谓“三分天下”的谋略,为东汉四分五裂的诸候割据局势火上浇油,使中国统一的进程延缓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间军阀们为争夺地盘不断相互厮杀,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那样生产力那样低下的时代,百姓维持生计已是不易,在经军阀们动辄就“起兵百万”的战争中,百姓的苦难可想而知。而我们今天颂扬诸葛亮助刘割据,不知是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本文无意在宏观历史的角度去争论是非,只是想指出诸葛亮这种“西川立国”的思想已对我们奉诸葛亮为精神文化魂魄的城市的发展思路起到了负面作用。曾几何时,在与沿海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在与之无法比肩的情况下,竟避开沿海而把目光转向西部的巴山秦岭,提出所谓的“秦巴走廊”经济带,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当上秦巴会首,因为这样可以使被沿海城市取代领头地位、甚至被新经济热潮遗弃的我们找到些许宽慰——毕竟我们还不是最差的!试想,我们今天要当“秦巴会首”的心态和当初诸葛亮“西川立国”思路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再与沿海比较我们就不再有压力,而把眼光转向落后的西部,我们便可以从失落中找到安慰,因为与巴山秦岭以西的偏僻闭塞地方相比,襄樊尚有许多值得骄傲之处,这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受这种潜在文化心理影响的决不是只是政府,自闭、自足型文化心理对大众百姓的影响也无处不在。我们既然没有了与沿海城市相比的信心,那么我们不妨把比较的坐标移回省内。笔者今年六月在北京采访期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本省荆州市辖下的松滋市一位副市长朱作清先生,随意闲谈间说起打工的话题。朱市长介绍的松滋人在外务工经商的情况令我感触颇深。据朱市长讲,县级松滋市总人口近80万,现在外面务工创业者已达22万之多。仅京城一地就有7万多人!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层次也很高。当然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以下苦力的民工为主,但高层次的也不在少数。许多人短短几年打拼就跨入了百万、千万级富翁的行列,开拓文化产业中也有精英,该市有位叫王夏子的乡土作家,把公司从深圳开到北京,去年竟然承包了国家级的《报告文学》月刊杂志。把一家累累亏损的杂志经营得有声有色,现在又将目光盯上了中国文学最高端的杂志。
从机关干部对生活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差别来,常见到我们市里的机关干部一旦“改非”或退休,就感到精神上无可归依,似乎人生已到尽头。不是学姜太公钓鱼打发时光,就是靠“修筑长城”度日。而松滋的干部一朝“改非”离岗,就重新设计新的人生蓝图。办公司、建工厂、招商引资、争项目,把离岗后的人生经营得比在职更为红火精彩。有位副科级的女干部50岁“改非”后,竟然通过考试竞争当上了大上海一个社区居委会的主任。
我不知道我们的有关部门是否对襄樊所辖县市的外出务工创业人员进行过统计。但我估算,我们这个近600万人口的地级行政区域在外务工创业人员远没有达到四分之一。这中间的巨大差异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更多的应该是地域文化心理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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