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上文）还原屈原：精神分析下的文化伟人

黄叶斌

三、对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人格悲剧的揭示及其意义思考

作者在专著中对于屈原的人格悲剧进行了大量而有效的分析探讨与实证研究：从弗洛伊德荣格的理论验证，到屈原作品中的文本分析；从其生活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到其个性本质诗人气质的张扬；从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学说的类比分析，到历代文人墨客受其影响的例证解剖，都是对我们现实生活和文人自身人格的一种反照、反思和反省，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以屈原为镜子，可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定位。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人格结构或悲剧，大体上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恋与恋君的矛盾。这里的自恋，应该理解为一种孤芳自赏的清高，一种文人相轻的高傲，一种不合世俗的孤独，一种难觅知音的寂寥，一种表现自我的焦虑，一种精神自虐的怅惘。“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是司马迁假借屈原之口说出的一种心理状态。作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才华横溢，也有经世治国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是大多是没有健全成熟的人格，以致经常出现自我错位而昙花一现（p9）。不管是封建文人或是现代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理想和雄心壮志不能付诸有效的践行时，除了陷入自我陶醉（书写诗文）、自我麻木（做逍遥隐士）、自我虐待（痛苦绝望）外，大概就是寄托或幻想于开明君主（或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恩赐和仁政上。其实，忠君也是为了“被爱”，为了通过君主的重用和提携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将个人的命运和前途系于一个人的权势和恩怨上，或者顺从、适应、接受社会的“潜规则”，也是一种恋君情结的间接反映吧。殊不知，任何人治社会或者动乱年代，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与实现人生价值，几乎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自慰，除非民主法治社会制度的确立与健全。

出世与入世的选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来是文人处世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能够做到这种境界的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达”不能兼济天下，“穷”却不能独善其身。换句话说，在得志或失意时很少能够做到这样，是有其人格原因的。在入世的过程中，文人一般都是缺少一种“人格面具”，即“人在公众场所展现的面具或者外观”。“为了生存，它甚至可以使我们与那些我们讨厌的人也能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和睦相处。”这样，“为数众多的人过着双重生活”（荣格语）。屈原就是一个典型，他缺乏人格面具，是由于混淆了“本我”与“超我”的缘故，从而常常以本我的面貌直接面世。他的这种人格悲剧，说的好听一点，是一种执著和坚韧，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固执和迂腐，是一种文人气质的负面反映。之后的陶渊明成为一代代“出世”文人的典型代表，诗圣杜甫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和艺术上的成功者，白居易的前期诗歌中所反映的积极入世针砭现实的精神与后期的闲适遁世的消极心理的矛盾，以及历代文人所形成的一种游离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的思维定势，都是一种和屈原的人格精神与基因密码一脉相承的选择。其实，“人格面具”是作为一个“自我”之人的基本包装或定位，也是一个人能够被社会和世俗接纳并且在生存中求发展的一张“通行证”。俗话说，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只有少数文化精英才会死抱住这张“面具”为自己书写着一篇篇流芳百世的“墓志铭”。

人生观与生死关的纠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这句名言一直成为我们现代人追求理想的座右铭。我在中小学时，曾经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笔记本上吟咏再三，在写作时也常常引用。但是，在理解“求索”什么东西时，我们却把它当作“政治寄托”的一种隐喻而偏离了本义。自古以来，有人说是求贤人、求贤君、求楚王和贵族、求知我者、求知音、求救国之路、求理想中的人、求心爱的姑娘等等，作者在文本中已经作出了符合屈原文意的解说：从屈原的整体思想考察，这显然是有所象征的，应该看作是执著地追求美的理想，简言之，“求索”就是求美（作者语p132）。从屈原的颂美（《橘颂》）、寻美（《天问》）、求美（《离骚》）和失美（《抽思》）的诗歌写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人生追求中的心路历程：不甘平庸而又困惑不已，不愿沉沦而又壮心不已。于是，当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不能得到调解时，死亡情结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尽管这个情结在屈原身上经历了30多年的酝酿、堆积、膨胀和迸发）。当然，“出世”归隐比自虐般的自杀还是要好的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却把社会的理想、人生的信仰、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的不可调和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以生命的消逝（包括自杀和被杀两种情况）作为个人的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比如屈原以及中国文革时期的老舍、张志新、遇罗克和海子、顾城等人，他们作为时代和信仰的牺牲品，在令人怀念、敬仰和赞颂的同时，却也有几分同情、惋惜和苛责的理由。

作者的《我看香草美人》专著，对于总结、认识、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人格结构和人格矛盾，是有其个案分析和标本借鉴作用的。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和灵魂深处，总是在清醒与糊涂、孤寂之中煎熬，在希望与失望、绝望之间徘徊，在自恋、忠君和超我的选择中挣扎，并在其人格烙印上总会打上时代、制度、社会、环境和性格的胎记。但愿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领域里能够绽放出屈原般的诗性的光芒！

黄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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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勋明

帮提上去。

       “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来是文人处世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能够做到这种境界的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达”不能兼济天下，“穷”却不能独善其身。换句话说，在得志或失意时很少能够做到这样，是有其人格原因的。在入世的过程中，文人一般都是缺少一种“人格面具”，即“人在公众场所展现的面具或者外观”。“为了生存，它甚至可以使我们与那些我们讨厌的人也能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和睦相处。”这样，“为数众多的人过着双重生活”（荣格语）。屈原就是一个典型，他缺乏人格面具，是由于混淆了“本我”与“超我”的缘故，从而常常以本我的面貌直接面世。他的这种人格悲剧，说的好听一点，是一种执著和坚韧，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固执和迂腐，是一种文人气质的负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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