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相。我写这个东东,缘于被压抑,想说说不出来的感觉,肯定是不爽的。
前些天,我写了《并非无病的呻吟》,某官网却封杀了,考虑到官网的管理员也要挣口饭吃,便作沉默状。今天,我想说,其实,我发言,是当向往理想社会的时候,我仅还原社会的现状。我的话语权,不在于揭露,而在于呈现我眼里所见的种种病相。
殷谦在《中国文坛的那些事儿》里说:“我们这个时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
这话,可谓一语中的。
先说文学。不知哪一天,周遭时兴出书热,好戏连台,这人唱罢那人上。于是,带“长”的,出本书,这是政治资本;盗用别人的书号,那也是理所当然呀。
文学需要批评,但文人相轻的话,我们的一些所谓文人,却要么踩着别人抬高自己;要么不负责任,胡说八道;要么厚颜无耻,跑名分、要身份。连我这等小字辈,竟也招来忌妒,他当着面儿说你青出于蓝胜于蓝,背地里也会指着你的脊梁道你的不是。
这个时代,衣食住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不,来昆明前,我说,我不想当房奴了,想把房子卖了,落得个轻松。母亲说,我没得本事,害你买个小房子还要贷款!我沉默半响,无言应对。
不可否认,饭桌上一再出现的地沟油,让我们的健康受到威胁;有人病了,就医治不起伤不起;曾几何时,非典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慌,甚至艾滋病,至今仍在暗夜里疯长着,传播着。看身边,楼房高了,却让太多人成为房奴。出门在外,还得防盗防抢防车祸。就是昨天,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那位和善的房东还一再提醒:你看看楼下的治安公告吧,最近盗贼太多,夜里记得拴门哟。什么叫幸福指数?就是我们的基本生存保障呀。
我们的社会,不知从哪一天起有了这样那样的潜规则。官员们需要假戏真唱的本领,大家心知肚明,“我爸是李刚”,将官场腐败半公开,当全社会都在口口声声反腐败的时候,我们可还记得当年江西九江决堤?可还记得朱镕基总理大骂“王八蛋工程”的声音?
雷锋远了,小悦悦让国人良心不安。名人效应,却滋生了什么榜样?也许艺人的压力破坏了他们的神经,使他们逐渐削减了自控力。比如歌手们需要激情,毒品也许适时入侵他们的生活。你看,充斥我们眼球的,总会是明星吸毒,打人,不恋异性搞同性。生意场上的精英们,他们将钞票玩于股掌之间,让数字象魔鬼般地疯长。君不见煤老板千万嫁女的理由,竟是财富二次分配?
也许,时代真病了。全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身亡,100万人自杀未遂,另有150万人因为家人或亲友的自杀而产生长期严重的心理创伤。还有艳照门之类,瘟疫般地,一天天又滋生了多少“门”?玩炒作,连凤姐也混出国了。也难怪,崔永元做完了“实话实说”,就不得不抑郁了。
在这样的暗夜里,从我自己的病相,到社会的病相,我以文字的方式来记录,却无法诠释什么。接着,我突然想起记忆里一些最最简单的东西,想起小时候贫穷的快乐,想起童年赤脚放牛的情景,想起母亲擀的面好香,还有上山打柴打猪草和下地拾麦穗的幸福。
作家洪峰隐居了,贾平凹说殷谦也隐居了。当社会病相丛生时,我也向往那遥远的乡村,向往那久远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过去。
2012.4.7日凌晨于云南经济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