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村——阳新

富河以北

一、序言
     湖北作为楚文化的腹地，古民居占有重要位置。湖北民居从自然村落视角来划分，较典型的不外乎三种类型：即单一家族村落、姻亲联合体村落和杂姓移民聚居村落，其中典型而富有代表性的为第一种类型。这种“聚族而居”的形式，最初为一家一户，继之发展成为大家庭，进而分成若干户若干房并组成一个自然村，最后形成了宗族群居。从村落中民居特点来分析，湖北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鄂西土家吊脚楼式古民居和鄂东南带有徽式特征的古民居，而阳新民居既在鄂东南地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又契合于湖北民居的总体特征：聚族而居，一姓数庄，围绕宗祠，大屋凸显。

　　阳新地处吴头楚尾，有2000多年历史，其历史文化兼具湘鄂赣三地文化之特征，遍布于全县村落的古民居是其历史文化最好的印证。本书作者研究阳新民居，从学术和文化的双重维度切入，彰显如下四个特点。
     一是主旨精当：从历史的探源出发，确定其移民建筑的历史方位，以消除学术上的盲点，填补此项研究的空白；从价值的讨论出发，揭示阳新民居的基本特征，为更深的研究和更新的发展投石探路。
     二是方法独特：围绕地缘和人脉展开关于民居的四个关系的研究即历史传承关系、地缘山水关系、宗法社会关系和建筑空间关系。
     三是见解新颖：阳新民居系徽派传风——粉墙黛瓦马头墙，族祠家祠支祠聚族而居，“朴野而守礼”；阳新民居有湘鄂赣文化圈的典型特征，是湖北移民历史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
     四是提示津梁：把阳新民居作为湖北乡土文化和传统民居文化的“源”来重视和研究，以拓展关乎湖北民居“流”的更深更广的范畴。
　  房子是人造的，是各个年代历史文化的遗存。研究阳新民居，揭开历史的尘封，不仅仅是为我们展示古代平民生活的印记，更多的是从中发现古人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建筑美学，探索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渊源，从而为当下的和谐社会构建与民居建筑的推陈出新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富河以北

二、阳新民谚
       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
　　兴国地盘大，管到大冶屋檐下。
　　江西老五里，走了五里又五里。
　　五马坊背不得竹，富川门放不得伞。
　　一东岳，二儒学，三城隍，四县衙。
　　船到源口，顺风也不走。

　　《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将民居定义为“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按一般的理解，民居似乎又是和“建筑”不同的概念，因为“建筑”是经过建筑师设计的、受上层社会关注的，属于有地位、有影响力、有艺术品位的范畴。而民居则是乡野的、民间的、乡民自己动手兴建的 ，是“本土的”、“自发的”、由本地居民参与的适应自然环境和基本功能的营造。

　　阳新民居是湖北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民间乡土建筑，这里的阳新民居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住宅，而是可以扩大到城镇和村落中与生活相关的各类建筑，或者是聚落（村、镇甚至县）本身。 在湖北大部分地区，一提到阳新，人们都知道，阳新在鄂东南一带历来是个重要的地方，但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民风相对比较蛮顽，经济比较落后，方言十分难懂，至今有点神秘。——人们对其的表述和评价比较复杂。对经过千年积淀的阳新历史文化如何在当代找到应有的准确定位，对阳新人民的历史贡献和创造如何客观准确地总结与评价，是我们必须思考和探寻的问题。

　　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告诉我们，传统中国的房屋居住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体系，自然、文化、审美、生活、行为已结合成完美的居住生存模式。传统文化中，房屋建筑不仅是物质生活的载体，更是精神审美的寄托和投射，是传统中国人心理归属的空间场所。

　　当前，我们已经渐渐用现代化的居住方式改变和代替了传统的生活和居住方式，在现代化的舒适和便利方面远远超过了古代。但是，在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人又开始重新向往古人的居住方式，寻找天、地、人、居更加和谐的诗意居住。

　　费孝通先生曾言道，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中华文化是枝繁、叶茂、根深的参天大树，是滔滔不尽、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乡土文化则正是古老中华文化的“木本水源”。由于普通人的平凡创造在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中长期得不到重视，阻碍了人们对那些远离都市文明的乡野之地建筑文化的了解、认知与体会。很少有人把它们当作我们身上文化基因的源与根，并在其中找到和继承优秀的部分，作为我们生命与发展自信和自重的本质力量。

　　在时代不停的脚步声中，中国乡土建筑以及乡土文化遗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们忽视，以至于当人们意识到乡土文化的优秀部分需要延续的时候，才发现在当代广阔的乡土社会，乡土文化已经出现了深深的断层。我们为什么要延续优秀的乡土文化呢？因为这是构建新的自然与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部分，当我们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想有所作为而遇到教训和挫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乡土文化研究也许是我们“意外”的良方。说“意外”是因为我们平时太忽视甚至在主观意识上贬损乡土文化研究，却没有想到它们会对我们的现在与将来如此有益。

　　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文中有一段:“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搂，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我们逐渐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我们不仅不能准确预计我们的未来，甚至无法准确知道和复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的对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的破坏，我们常常会产生感叹和感到惋惜。然而，最大的不幸并不是我们回顾历史时看到历次的破坏，而是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它们的价值的时候，却仍能忍心亲眼目睹它们活生生地被毁灭。人们在无奈地叹息的同时，有没有真正反省过，历史文化的破坏，其实不能单单归咎于历史的某个阶段或某个事件，或者说不仅是历史的产物，很可能是源于我们自己内心一些强大而可怕的力量，有时候，它是促进历史更新和发展的正面动力；但有时候，却不免使人类文明遭到践踏和破坏。历史已经证明，优秀的历史文化不会被割断，最终还是被人民继承和延续下来，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绵延的古老文明国度。因此在今天，当我们能够主动和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时，说明我们是可以有所反省和有所作为的。善待历史，善待历史上的文明创造，就是为当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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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向氏宗祠

      我们研究阳新民居，有必要弄清楚阳新民居在湖北省乃至中国传统民居中的定位，弄清楚阳新民居的研究价值，这项研究绝不仅是对某一独立隔离的地理区域中历史遗存的简单总结、描述，而是要将其放到更大的地理范围、更深的历史渊源和更多的文化意义上进行研究。
　　阳新民居是什么样的，大概很多人是陌生的，即使在湖北。甚至会有人不屑地发问，你这个地方的民居属于哪一门哪一派呢？重要吗？显赫吗？建筑精美吗？年代久远吗？有惊天动地的传说和故事吗？并由此对阳新民居的价值和阳新民居的研究意义产生怀疑。
　　这一方面是对乡土建筑文化研究的误解。乡土建筑文化研究所立足的从来不是宫殿、衙门，从不看重金碧辉煌，看重的是生长在最普通的土壤中散发泥土气息的真实的存在。那么为什么要选取阳新作为代表进行湖北明清乡土建筑研究呢？阳新的民居建筑可以说不甚精美，年代亦不甚久远，亦不属于显赫的门派。但我们发现在湖北这个偏远的县，相对湖北其他地方来说，民间的明清历史建筑在保留的数量和程度上都是有代表意义的，传统民俗是相对浓厚和完整的；而且就其所在区域的特殊地理条件而言，对整个湖北东南部乃至全省民间的乡土文化的形成、传播以及特色定位都有较大的研究与参考价值。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任何真实完整的文化现象和文明遗存的价值都是十分珍贵而不可代替的。因此阳新的民居建筑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研究的重点不在或不只在单体与个案上，而是在于整个区域的历史建筑和文化的独特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上，乃至它对更大区域范围包括全省的明清乡土建筑文化研究的深刻意义。
　　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湖北民居的基本情况的不了解。湖北民居有几个基本的亮点，有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干栏式民居建筑——吊脚楼，还有湘鄂赣民居等，湘鄂赣在湖北境内主要指的即是鄂东南地区，而阳新正处于鄂东南地区的中心，扼守湖广与江西之间的通道，有明显的地缘优势，而且阳新立县达两千余年，历为“军、路、府、州、县”治所在，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文化上具有丰厚的积淀与鲜明的代表性，在乡土建筑文化方面亦如此。从阳新（阳新乃明清之“兴国州”，领通山、大冶两县）作为湖北移民历史文化的主要通道和基地以及境内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度和保护的完好程度现状来看，将阳新民居当作湖北明清乡土文化和传统民居文化的“源”来重视和研究是具有科学依据和重大意义的，于是研究阳新民居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局部的“流”或“支”的问题，而是可能关乎“源”的更深更广的范畴。分清其源与流的关系，是我们研究阳新民居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立足点所在。
　　通过实地调查、查询历史资料和分析比较，总体来说，阳新民居主要限于经济的原因而不甚精美，规模有限，大多数地方往往一村之中仅祠堂建筑比较讲究，普通民居难觅出色者，甚至有的地方祠堂建筑也比较简朴。但作为一个地方类型，阳新民居已经完成定型化。而且作为移民文化背景下的阳新民居营造，怀念祖地、祖先，聚族而居，紧密团结，十分重视宗祠祭祀，借助“礼”教凝聚族人。因此阳新民居的鲜明特点在于，虽然大部分普通民居比较粗糙，但大的结构严谨、礼法不乱，可以简单用“朴野、守礼”四个字概括和总结。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探源，确定其移民建筑的定位；二是价值的讨论和特征的总结。前者是解决学术上的盲点，后者是归纳特点，希望为更新发展找到出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因为经济相对落后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民风亦比较古朴，阳新古民居可能有部分保存下来，但毕竟逃脱不了被逐渐破坏和改变的命运，多数人甚至不懂得它们的价值所在，而在理解和认同它们的价值之前很快抛弃它们。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营造历来有“不欲与天地相抗衡，不着意于原物长存”的观念，在急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大量重要和珍贵的历史建筑由于大规模建设，在人们认识到其重要价值之前，已经彻底被破坏或改变。而散落在偏远乡村的不少乡土建筑却因更新速度相对比较慢得以保留和延续，但今天仍然因为它们不集中或者不够典型而无力或无法正确保护。前者是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后者则是因为工作难度太大。我们预感这里将出现文化链条的断裂和文化基因的缺失。因此我们可以做的，是将这些无数前人的创造记录和展现出来，力求真实和准确，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为今天的或将来的人们寻找回乡土社会的有机与和谐的内核，并以这种精神鼓舞和引导新的发展。这便是本书的归结之所在。
　　所以，本研究的思路，不单以记录所谓名胜名家为要，而是希望整理出真正的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的“阳新民居谱系”，完整真实地反映阳新这块土地上人民的生存、居住的理想和创造。如何定位该研究的性质与重要意义？阳新是湖北重要的民居文化区。阳新民居是具有鲜明湘鄂赣文化圈特征的鄂东南历史民居的代表。是湖北移民历史的见证，是中国民居建筑园中独特的明清移民民居建筑类型的重要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作为一项研究，应该有相应的域度和深度，它的内容涉及：
　　一、山水关系：民居和乡土建筑所在区域内的地缘关系和大的山水关系；
　　二、历史关系：民居和乡土建筑所在区域内的人口来源、去向，家族定居关系；
　　三、社会关系：民居和乡土建筑聚落组织的社会结构关系；
　　四、空间关系：民居建筑的空间构成关系。
　　研究民居，不能理解为一般性的描述和介绍，特别是研究历史积淀相对不深、保存状况相对欠佳的湖北民居（包括阳新民居），因为实际上仅仅谈论和展示现成的东西，已经支离破碎，不能给人完整的信息，价值已经大打折扣。而且即使是现成的那些东西，也需要人去挖掘深层的、真实的内容，因为表面的事物经常蒙蔽人，会误导人正确的认识和定位，一旦那样，民居和乡土建筑的价值和意义将微乎其微了。
　　所以本研究认为，研究乡土建筑以及聚落一定要从全面的整体的视野去看问题，紧紧围绕乡土建筑以及聚落的基本点即地缘和人脉来展开。本研究力图通过对乡土建筑进行整体的涵盖和时空的准确把握，让人们看到和认识到一个全面、真实、完整、定位准确、诠释到位的阳新历史与乡土社会。它的内容包含境内所有的历史建筑遗存和类型，从县城到乡村，从河（富河）南到河（富河）北，从祠堂到民居，从最东边的坳上到最西边的伍家祠，从最北边的大王、源口到最南边的龙港。本研究涉及到阳新古今乡土建筑的比较，对传统民居遗存的出路以及当代农村民居建设进行了探讨。
　　本研究还尝试从承载特定地域历史与文化的综合实体——阳新民居入手，去作更大范围的历史的钩玄，进而希望在此基础上有助于对湖北省的明清乡土建筑作更丰富、更准确的揭示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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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概述

龙港老街

   《汉书·地理志》载“江夏郡有下雉”，故址在今湖北阳新县东。

阳新县自公元前201年建县至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是鄂东南最古老的县。

  《九域志》载阳新“禹贡荆州之域，分野界于吴头楚尾之间”。

    春秋以来属楚，秦属南郡，汉属江夏郡之鄂县及下雉两县，后汉因之，三国孙权改鄂曰武昌郡分立阳新县，晋、梁、陈、隋、唐各朝，历名下雉、闰光、阳新、奉新、安昌、永川、富川。宋、元、明、清先后称兴国军、路、府、州。

     1912年民国时期废州设县，1914年定名阳新。

    综观阳新历史，西汉为始，至宋初兴，元末明初最盛，明、清两朝蔚起，民国走向衰落。

    阳新的建制在历史上名称固定相对时间最长、地位最重要、最稳定者是“兴国州”，从明洪武九年即1376年到1912年（其中1664年后州不再领县），前后共500余年。

　　阳新县目前文化与民俗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定位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区域地理环境，二是明清时期的移民文化。阳新县在大的地理环境上属于“吴头楚尾”，阳新县的设立和命名即出自当年东吴皇帝孙权。特别是沿江一带，对三国吴文化历史十分追崇和追缅。

　 《阳新县志》大事记记载：公元1084年（元丰七年）4月24日，苏东坡由黄州赴江西，被知军杨绘迎至兴国，先后畅游银山寺、桃花尖、石田驿、飞云洞、碧云山等地。在银山右峡口书“铁壁”二字，在桃花尖、碧云山写有《乞茶栽雪堂》、《扫壁歌》等诗历史上比较知名的掌故还有元末明初的朱元璋、陈友谅之争。

      据明代凌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中记述：“国初时伪汉陈友谅据楚称王，后为太祖所灭。今其子孙住居瑞昌、兴国之间，号为柯陈，颇称蕃衍。”书中“兴国”即指阳新。这在历史上是有依据的，反映的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双方于鄱阳湖展开生死大战，当战事尘埃落定后，朱元璋自然要想办法安置陈友谅的手下兵众。这则联系到明代初期的移民历史的故事实际又可以理解为该地域移民运动之肇始。

　　清代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竹青”一则记载故事：湖南的穷秀才鱼容，途经湖北富池，饿死在吴王庙内，变成了吴王的黑衣卫士——乌鸦，与吴王许配的雌乌鸦竹青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其中湖北富池吴王庙，指的就是阳新县富池镇祭祀三国东吴大将甘宁的昭勇祠，因宋高宗皇帝曾赐以“昭毅武惠遗爱吴显王”谥号，俗称吴王庙。

　　阳新俊杰辈出，晋有孟嘉，宋有王质、吴则礼，元有武将张文忠，该地域文化的盛期主要出现在明清，明有“后七子”之一吴国伦、贵州按察使成务、四川按察使潘师道、浙江巡抚御史刘之待；清初的柯抱冲、中宪大夫卢高、富川书院掌教洪秉钧、榜眼秦定三、台州知府潘观藻，太平天国状元刘继盛、太平天国骁将孙从鹤、抗俄御日主将江自康、翰林院编修陈光亨、教育家万斛泉、外交功臣李蘅石、武昌首义英雄萧钟英等。民国有辛亥革命元勋曹亚伯、上海抗日救亡领袖刘湛恩，国民党元老石瑛、驻芬兰公使朱绍阳、汉剧大师朱洪寿，更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一代英豪罗伟、曹大骏、柯松涛、曹壮父、黄家高、成子英、曹玉珍、萧作舟、罗冠国、黄骅、张召红等。

　　外籍名人的故事如战国时期，伍子胥屯兵三溪军林，造城下雉；三国甘宁练兵牛湖，扎寨戎湖；唐代内相陆贽，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诗人周紫芝，民族英雄岳飞，明代清官海瑞，太平天国主将石达开、李秀成均来阳新或居官、或游览、或练兵、或守关……《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记载：“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才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被曰：‘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耳，未见其福也。’”该处“下雉”指的就是后来的阳新县。《海瑞传》：“是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可知清官海瑞曾吏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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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水环境和文化名胜
       阳新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幕阜山脉北麓。处东经114°43′～115°30′，北纬29°30′～30°09′，总面积2790平方公里，兴国镇为阳新县政治文化中心。
       阳新县是多山之乡，百湖之县，“六山两水两分田”是其地域构成的最好说明。全县总面积为2780平方公里，至2003年全县共设有16个镇，4个农场管理区，1个经济开发区。现有百万人口。

　　阳新县在地形上属幕阜山丘陵东部，为新华夏构造体系隆起带的组成部分，山脉走向与构造线走向一致，略呈西南—东北向。地势无论山脉和盆地，概为西高东低。并形成由西向东的三级阶地，由中低山—丘陵—平原湖盆，开口向东，直达长江西南岸。

　　阳新县境内计有大小河流365条，总长985公里，河网密度达0.36公里，和江汉平原的密度相等；大小湖泊109个，面积209公里，是全省湖泊面积最大的县市之一。主要河流富水（富河）发源于通山、崇阳、修水三县交界处，其主要支流龙港河发源于瑞昌青山。阳新县县境属鄂东南低山丘陵区，处幕阜山向长江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西北、西南、东南部多低山，且向东、中部倾斜，构成不完整山间盆地。县城兴国镇海拔在20～100米之间，位于该盆地中间略呈隆起的部位。镇辖区形状为两头大，中间狭，富水自西向东从中部（城区东南侧）流过，把辖区分成南北两部分（在当地称北河、南河），北岸北高南低，南岸南高北低，地表水径流统归富水。

　　阳新因山水秀丽，人文丰厚，素有“山川毓秀连吴地，人物风流耀楚天”的美誉。她“东连江池，西控荆楚”、“面洪都背淮甸”、“山连楚峤，水接湘川，石壁峥嵘，林峦蓊郁，江山之胜，似杭之西湖”。著名胜迹不仅有“阳新八景”，还有名山、名水、名人、名桥、名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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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县城

县城图

（一）治所沿革
　　兴国镇位于县境中部，富水下游。三面环山，东濒网湖，西连十里湖，经富水沟通长江。

      兴国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南朝陈天嘉元年（560年）为永兴县治，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至清为永兴军、兴国军、路、府、州治所。

      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阳新县治所，并置城厢镇，1949年建国后，设城关镇。

      1981年改今名。镇上原有城，城内城外建有儒学、文峰塔、城隍庙、文昌阁、沧浪亭、恩波桥、山川坛、桃花庵、接官亭等古建筑，旧志诗录中有“半堤杨柳连波绿、万亩荷花绕郭红”、“池翻桥影鱼翻浪，亭绕荷花风绕香”、“恩波夜月印沧浪，湖中亭阁胜苏杭”之句，可见当时之胜景。

      《兴国州志》（明嘉靖年修）：“兴国为郡，环抱皆水。”无论是县治选择的变迁还是县城的城市形态都和境内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人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经验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

　　古州城内还有小西湖(莲花池)以及湖中以宋朝兴国军知军周紫芝江南十咏为题的宋代建筑十咏堂和百花亭、沧浪亭、恩波亭、鉴湖亭、云山阁、怀坡阁、三柳堂、宏览堂、藕花堂、和政堂等胜景。宋代王十朋有诗句吟曰：“满目江山富一堂，公余身正水云乡。”“穷途喜见富川波，已觉兹行所得多。杭颖西湖堪鼎足，兼怀六一与东坡。”另一位诗人王溉的一句诗则为小西湖作出了注解：“只应唤作小西湖。”可惜几经时代的更迭，如诗如画的山水城市景观已化作了历史的云烟，只是在故县志记载“阳新八景”（沧浪烟雨、恩波夜月等）的文字和图版中还能觅见一斑。

　　此外，古安昌县城、古奉新县城、下雉古城、永兴古城、子胥城、阖闾城、孟嘉宅、孟嘉墓、栖霞洞、钟繇墨池、富池甘将军庙、甘宁墓、慕容庙、骆宾王墓、李王墓、百叠书院故址、岳飞冶炼封山洞等遗迹都是阳新这片历史富矿的见证。

　　阳新县自西汉置县以来，县治所历数次变迁，然而归纳起来，其变迁的轨迹大致为：从下羊下雉潭（富河临江入江口富池）→阳辛镇（富河与燕厦河交汇处，现址富河上游）→高陵寨、长乐乡宣化里深湖口（兴国镇西，现址富河中游）。其基本思路是沿富河而建，先在长江边、富河出江口。从公元前201年（汉）至公元412年（东晋）约合613年，其间公元221年魏撤下雉置阳新县，至412年省下雉入阳新止。后在上游，从公元221年至公元598年（隋）约合377年，在富河上游阳辛镇。其间公元560年（陈）撤阳新置永兴县，治所高陵故城。最终在中游。从公元560年（陈）至今约合1446年，县治所基本固定于现址即兴国镇及附近。

（二）基本格局和形态特征
　　古阳新城（兴国州城）城垣始建于宋。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知州魏钿主持扩建，周长2109.3米。东西长约800米，南北100余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城门8座：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大西门、小西门、北门、富川门。其中，大小南门、水门南临燕子港，富川门东临富河，北门北临莲花池和北门湖。五门面水，清晰地勾勒出小城环水的风貌和格局。清末民初时，城内四条街道，东西走向的正街呈曲尺形，后街与之平行；南北走向的横街、十字街与正街或后街呈“十”字相交。城内商号集中分布在通往水门或富川门的方向，商业贸易十分依赖水运之便。

　　县城的主要建筑群县衙（州署），处州城中心，坐北朝南。另一处重要建筑群儒学（文庙）处城西门外蟠龙山下，亦北坐南向。

　　综合其城市基本布局，主要反映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是趋向规整，形成东西南北网状十字交叉的道路格局；城门城墙设置井然；县署等重要建筑力求居中布置，坐北朝南。二是随着城内地势的高低变化以及受周边湖水挤迫造成城的轮廓不规则，道路也在不少地方曲折多弯。由于城内面积受限，如县学文庙这样重要的建筑群被安置在城外，而且不遵守古代所谓“文左武右”（县学文庙一般应当设在县署的左边即东边）的格局，城市不局限在城内，而是逐渐向城西北发展。

　　县城西高东低，处在富河西北岸向西延伸的狭长地带，形成东西狭长、南北短的条形格局，城外向西北方向发展。县城不向东南发展，主要是因为富河东南岸五里湖为湖沼地带，地势低，一旦富河因洪水而上涨，此地便泛滥。因此河东南岸从无城市建设，河西北岸为冈地，且愈向西地势愈高愈佳。故从地形上看，县城以向西为佳，但整个县城又偏爱近河的狭长地带，而不是置于远离富河的城西北方向较为宽阔的冈地。这反映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城市和人居对水环境特别是河流
的强烈依赖。

　　县城并不沿自然河流而建，即县城的长轴不平行于富河。因富河于此略呈南北向。大东门离富河尚有400余米，这一段地势较城内低，称为下街，辟在城外，使城内避开地势低凹的地段。又人工开凿一条小河曰燕子港引富河水从城南经过，使之平行于城的长轴。城设三门开向此河，即大、小南门和水门，使河水绕城，方便居民生活。

　　古县志将阳新古城城池风水图绘成近似圆形，像中国古代许多其他城市一样，是出于防御、防洪或者某种象征意义的考虑，是“取截用圆、象太阳也”的意象。但实际情况却是一个不规则的东西长、南北短的形状，与县志城池图出入较大，县城城墙的轮廓和城中不少道路均呈不规则形。主要是顺应地形环境，北受北门湖和莲花池的挤压，南遇十里湖之顶托。主干道曲折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城中有山坡起伏（位于城内西南角的太尉山）。城市的形状与规模都因此受到限制。由于城的规模小，城内主要的大型建筑群只有县衙，而将县学（文庙）辟在城外。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与营建基本上一直受两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一是《周礼•考工记》中所记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种“四方城”、“格网道路”、“宫城居中”的规划思想，对中国后世的城池营建影响很大。不仅影响到国家的都城，如汉唐长安、大都、北京等，也深刻地影响到地方城市。在平坦地区，即便一些小县城，也能见到东南西北城门、中轴线对称、衙门居中的布局情况。再是《管子•乘马》中记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势利，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种思想充分说明传统城池结合地形环境，不拘泥于“规矩”，因地制宜，灵活变化的建城原则。对一般山地城市或受环境制约、用地不完整的城市影响很大。对周礼的“规正”与管子的“灵活”，在不同时期的城市建设中都有所结合，城市大都因环境要求，产生变异，但仍力求体现四方城、格网道路以及衙门居中的建城思想。用地条件越复杂，“方正格局”体现越弱，灵活变化、不拘一格的特点越明显。阳新的古城格局正是受以上两种思想体系共同影响的结果。在理想中力求方正规整，在实际中又能够根据条件，顺应地势，灵活多变。许多地方都是以实际条件为主，虽然着眼于伦理本位突出县衙的地位，但很少采取粗暴地掠夺自然的手段，而是顺应自然，趋利避害，不断加强城市与原有地形地貌的协调。

　　由于阳新县城始建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因此主要留有宋以及明清时期的文化历史遗存，比较著名的如县城城垣（宋至清历代修建）、儒学（1044年始）、“怀坡桥”（1084年苏轼来州城，知州建）、“沧浪亭”（1081年建）、“叠山书院”（1257年建）、贞孝节烈总坊、文峰塔（1819年建）等。

富河以北

（三）老城的视线
　　富河临县城叫燕子口的堤闸，将富河的水引向城南，形成燕子港，成为古城护城河。阳新古城有两座南门，大南门和小南门，中间另有一个水门。如今，城门、城墙已经不见踪迹，惟大南门、小南门和水门通往燕子港的城外小巷尚保持着旧日古老、平静的居住风貌。小巷还留着往日的石板路面，旁边散落着许多的旧城门石墩、老屋屋基、柱础，使人依稀可辨出老城门的痕迹。老城的人们都喜欢闲散地聚在巷道边，述说家长里短，彼此分享着街坊邻里的亲情。还有着装古旧的老人，更是老城特定的风景。他们或在屋檐下藤椅上安详地晒太阳；或眼睛贴着发黄的旧书，认真数着上面的文字；或守着大门，打量并“欣赏”着过往的路人……时光似乎在那一刻凝固，只有巷口下面脉脉的河水目送着昼夜不息流逝的岁月。

　　不大的古城中，人们特别是妇女们的身影曾经常常出现的地方，要么在南门外的小河边，要么在莲花池畔，或者围绕井台比如佘家井、桃花泉井、三眼井、龙王井、老衙门井、城隍庙井、西门井……后来是围绕自来水管，再后来是家家接了自来水，随着城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行为、交流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一道老城风景也随古井、室外自来水管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逐渐消失。

　　阳新古城不仅历史悠久，山水秀美，而且是一座非常具有生活气息和趣味的小城，是一座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山水园林城市。城内空间也高低跌宕，蜿蜒多变，儒学路与五马坊街基本平行，但前者起伏在儒学垴、蟠龙山上，后者延展于莲花池边，高差近10余米，之间还穿插佘家巷、太保庙巷。民居建筑依山而建，形成层层台地，家家合院，段段石板路联系上下左右，株株古树见缝插针、投下浓阴，座座古井述说沧桑、沉纳古韵，每家每户都保持着与自然的和谐、与邻舍的亲近，演绎着一种独特完整的城市文明类型故事。

　　古城尽管很小，它“四四方方一座城”的形象却基本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它和中国数千个小城一样，仿佛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传说，在我们这一代人生长的年代已经看不到它的原来模样，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座城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了，城墙好像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拆除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成为老街、老民居去留的时刻，老街包括不少老民居在20世纪末，还较好地保留在那儿，到了21世纪，三眼井、五马坊一带全被拆尽，换上了新的贴白瓷砖的民房，莲花池也因建设被填掉了。
　　土耳其诗人纳乔丹希克姆有句名言：人的一生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母亲的面貌和城市的面貌。老城的风情是令人难忘的。

　　（四）八景胜迹
　　八景是古县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地方志书上，往往记载着当地名胜“八景”。大至名山胜地，小至县城集镇，“八景”之盛，全国皆然。经考证，“八景”之名，出自宋朝名画家宋迪。宋迪以湖南潇湘一带的景物为题材，绘制了八幅山水画，名为“潇湘八景图”。即“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至元明两朝，有些文人仿照“潇湘八景图”编制了当地山水“八景”。清代是编修地方志和家乘谱牒的鼎盛时期，各地记载名胜古迹时，也就随此风雅，拼凑“八景”，装点名胜，在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山水城市”的建设，就是城市环境艺术、景观艺术的设计和创造。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各地均按自己的地理地貌特征、自然山水条件、历史文化氛围，按照当地人的喜好、修养和想象去创造、设计、营造这些足以能使当地人引以自豪的山水人文景观。因此，古代各地八景是传统中国城市理想人居环境理念的完美体现。强调记录地方风物也和当初画家宋迪一样，体现游子之情，那么又可以理解为与移民文化相关。

　　兴国州（阳新）八景始于何代，已经无可稽考。但其特色鲜明，反映地方风情。由于时代变迁，历经沧桑，文物古迹，遭毁殆尽，“八景”有的尚留遗迹，多数荡然无存，仅存史册，供后人想象。《兴国州志》所载城区及近郊的古代八景为“沧浪烟雨”、“仙观晴霞”、“恩波夜月”、“杨林晚渡”、“南市渔歌”、“宋山樵唱”、“黉序秋香”、“谢墩夕照”。八景皆处城的近郊，将城的形态向外延伸和扩展，城是实，八景是虚，一虚一实构成范围更大的生态和景观整体。八景也是古城水环境特征的反映，如“沧浪烟雨”、“仙观晴霞”、“恩波夜月”、“杨林晚渡”、“南市渔歌”、“谢墩夕照”等六景直接与其特定水环境相关。

　　阳新古城八景分布在古城近郊的东西南北各处，“众星捧月”一样包围着古城，它们是城市主体的一部分，又以其较为分散的布局成为被城墙包围的古城与周围山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过渡、延伸、平衡与补充，构成一虚一实的整体。在心理上削弱了封闭城墙带来的压抑感，在景观上也丰富着城市的内容和层次，八景之间彼此也多能够相映成趣。“沧浪烟雨”与“恩波夜月”是阳新古代山水园林城市景观的经典之作，前者在湖中依岛筑亭，亭桥相连，层次相叠，造型各异。隔湖南望是紧临湖南岸蜿蜒数百米的城楼和城墙，视野开阔。后者是古城北门向北延伸的道路（湖堤名恩波）上的路亭（桥亭），供路人休憩，防雨防晒，亦可观景。它既与北门形成对景，又与其西面不远的沧浪亭互望，形成更丰富的景观。恩波亭向西是沧浪亭形成的背靠北山（双狮垴），面朝南湖（莲花池）的一组景观，向东是辽阔的北湖，疏无遮拦，入夜月挂东方，此赏月之佳地。谢公祠（“叠山书院”）背倚古城富川门，北望“文峰塔”，南与“杨林渡”隔河相望，东又可遥眺宋家山。以上可见前人在营造这些景观时的安排之巧妙。不仅有实体景观之间的相互映衬，更富智慧和特色的是对光、影、烟、霞、香、声等进行的虚借。如沧浪借烟雨、恩波借夜月、谢公祠借夕照、钟成观借晴霞、黉宫借桂香、宋山借樵唱、南市借渔歌等等。不仅如此，还有如沧浪烟雨、恩波夜月的水碧，杨林晚渡、黉宫秋桂、宋山森林的树绿，黉宫的红墙和仙观晴霞的红霞，谢墩夕照的红灯笼以及恩波夜月的月白和杨林晚渡的帆白等共同点染了古八景的色彩
特征。

　　“黉序秋香”是除县署之外最规整的建筑组群。“谢墩夕照”依据叠山书院为景，纪念爱国诗人，体现了兴文重教的风尚。“仙观晴霞”尊楚将钟离为神，反映出民风之古朴和地域文化之深厚。沧浪亭不仅是州人揽胜观景之处，也为文人聚合的佳所。历代文人在此咏吟诗赋，留下宝贵的墨迹诗篇。早在宋嘉定年间，朱子门人冯去疾（号北山），开四书定本于沧浪亭，号兴国本。可见古八景不仅是普通的城市景观，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人们在此可以接受熏陶，追忆先贤，抒发志趣。

　　阳新古城八景是阳新古城山水特征的主体部分。它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思考方式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真实关系，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观念由敬畏、崇拜及至适应、发展、利用到对山水的审美并最终逐渐纳入到自身的生活环境之中。这种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择址定居、建设城市和聚居点时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环境，尽可能少地破坏自然环境，趋利避害；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营造适合于人类生存、居住、生活的小环境，赋予其强烈的人文色彩，达到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良好生态。

富河以北

七、移民历史

祖龛

   乡土建筑的“历史关系”，反映的是人口起源、迁徙、定居的过程，是乡土建筑文化形成的“根”与“源”。研究乡土建筑，首先要解决对历史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分析和界定。建筑文化的决定者是自然和人的因素，不搞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里创造了这种建筑，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
　　阳新城乡的居民大多数知道自己早先是江西移民，对具体分家的地名，人们说的比较多的是“筷子巷”、“油墩街”等，还有就是来自“瑞昌”（与阳新紧邻的江西县名）。
　　阳新县所处的鄂东南地区自古为百越聚居，扬人、隽人、山人和巴人等部族群体在殷商时期迁入经过与楚人通婚，又形成扬越、隽越、山越和巴越等新的氏族部落。到了春秋战国，这里是楚王熊渠执掌的封地，即“鄂国”，所以鄂东南是楚的属地，传承着悠久的楚文化。但在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地区文化自然发生过重大和复杂的变迁，在原来的楚文化平面上不断覆盖和叠加，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几乎根本改变了本地的人口格局。文化随人，本地也就自然大量接受了源于江西的文化与民俗，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的深厚影响。因此，鄂东南地区在多种文化成分的融合下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已经与古老的楚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分异特征。

　　阳新县地处鄂东南、鄂赣交界。我们从地理上分析，不难发现划分鄂赣两省交界的地区正是以一道天然的山脉幕阜山作为分野，山北为湖北，山南是江西。这道天然的屏障在湖北一侧分布着阳新、通山、崇阳三县，在江西一侧是修水、武宁、瑞昌三县，两省之间的主要通道是分别通过幕阜山中段的白岭和大洞这两个关口，历史上是两省边贸的重地，这种边贸活动在过去十分频繁，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该通道同时也作为移民的主要运动路线，如今即是联系两省的316国道。阳新县地处湘鄂赣三省边境，在移民运动的高潮时期，阳新县的行政地位是“兴国州”，控辖阳新、通山、大冶一带，时间长达500多年，今天咸宁、通山、大冶许多农村居民，还能够记起祖辈说过，他们最早是从江西迁来湖北一个叫“兴国州”的地方。阳新境内各姓氏村落家族即其境内主要人口和强宗大姓，追本溯源，绝大多数是来自江西等地的移民，还有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中原直接南来或辗转迁移到这里的。历史上较大的战乱、自然灾害或人口过剩都是造成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在阳新，富河一水将县域分为南北两部分，河南一带更临近江西，无论富河河南还是河北（在阳新当地称南河北河），都是移民扎窝的地方，而江西进入湖北的第一个大集镇龙港镇就成了最重要的移民“基地”。阳新的许多村落和家族都还保留和流传着口口相传的历史，说他们的先辈和祠堂都在龙港附近，以及从江西那边过来之后太公分家的故事。因此，或走水路，或行陆路，江西等地的移民北向进入湖北必须选择阳新县。

　　这场移民运动从唐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其动因一是迫于历次的朝代更迭和局部战乱；二是由于当时的两湖人口相对稀少，土地荒芜，易于购置圈占，适合开垦发展。在经过南宋末年以前的序幕期后，历史上移民运动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

　　第一个高潮在元末明初时期。明朝初年，由于两湖尤其是湖北一带，作为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以及社会动荡，从而造成人口锐减。“湖湘之间，千里为墟，驿驰十余日，荆棘没人，漫不见行迹”，因此明朝统一长江流域之后就开始由政府统一组织强制移民。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将人口迁往湖南、湖北，于是一时间，长江上舟船竞发，桨橹奋力，不断行进着西行的移民船只。陆路上车马扬尘，步履蹒跚，或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或独自离家，只影单身，前赴后继，络绎不绝。这种情形正是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的“洪武开坎”的传说，这次移民对后世影响甚巨，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湖南、湖北民间许多人现在都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用“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趾甲多一块”的民间传言来证明。又如，今天两湖一些地方仍称上厕所为“解手”，这一奇怪的说法被当地人解释成与其祖先当年被强迫移民发生联系，因为移民被捆绑着用船押运，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渐渐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第二个高潮则是在清代学者魏源所记的清初时期。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队伍三次入川，明军和农民军、明军和清军、以及清军和南明的军队，清军和吴三桂的“西府兵”，长期在此展开拉锯式混战，数十年间未见太平。士兵、百姓死亡无数，人口锐减。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移民措施补充这里的人口缺口。与明初移民相比，这次移民高潮规模相对较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移民的脚步并不止于江西到湖广，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也逐渐稠密，随着江西等省移民向西不断迁徙，两湖的许多人口则继续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因此一方面来到湖广的江西移民继续西行，一方面江西移民又源源不断进入两湖。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以及清初，江西等省（包括安徽）移民不停迁进两湖，由于时间跨度长，总量十分可观。相比较而言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是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当时两湖地广人稀，赋税较轻且管理相对宽松，人们基本都是出于自愿西迁到两湖之间圈占开垦荒地，逃脱江西等地沉重的赋税。清同治《南昌府志·赋役志》载:“物粮夫差，百端催迫，至不能存，而窜徙于他乡，民之逃亡，此其故也。”

富河以北

太子李氏宗祠

      据调查，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张国维的《明清代时期的两湖移民》一书考释，鄂东南是主要的移民区之一，“鄂南与江西直接接连，是江西移民的首入之区”，“总起来看,鄂南江西籍移民占移民家庭的比例当不会少于87%”。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进入湖北有水路、陆路两路。或乘船溯长江而上，或穿越幕阜山古道，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来到湖北，先选择鄂东南、鄂东北定居，因此湖北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这便是当年移民的大致路线、历程和基本分布。

      阳新历来乃鄂东南重镇，扼守赣鄂水陆要道。为此，我们可以定位鄂东南阳新是中国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的重要和必经的通道，是移民运动的中转基地。因此应当充分认识到鄂东南湖北阳新在这场人口大迁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价值。

　  移民运动和随之而来的移民文化给封建社会晚期的阳新县甚至整个湖北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涉及到经济、社会、民俗、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影响到这里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创造，有力地推动了包括阳新在内的鄂东丘陵以及江汉——洞庭平原、湘中等几个地区的农业开垦、生产、丰收。进一步形成了明代中后期的“湖广熟”，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域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的频繁。

　　除了在迁居地定居和进行农业开垦之外，来到湖广的江西移民还有不少人从商，而阳新商人经商的主要方向还是经过移民古道（鄂赣边界的水陆通道），从事盐、米、木材、药材、棉布、苎麻、瓷器和当铺等的交易与经营，一直到民国时期，阳新地方做生意主要还是“走江西”。当年行走在幕阜山山道上的商客们，都结队成帮，并集体出资请驻军护路，以防匪盗。阳新通过这种商客来往不断的商贸活动，积累了财富，也加强了与外界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

　　人们在田野、乡村、城镇、县城进行着他们文化和思想的投射，形成他们特定的山水自然关系、历史传承关系、宗法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聚居关系。因此这是一块历史的富矿、文化的热土，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阳新地连吴楚，其饮食习惯、生活风俗、居民建筑、宗教流传，无不遗有旧痕。移民走水路到阳新富池、源口、太子、大王沿江一带，行陆路至阳新龙港、洋港、木港、枫林等地，各自落户聚居，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民俗，这些特点被传承至今，依然鲜明。如阳新方言明显的“赣方言区”现象和阳新戏窝子突出的“赣采茶戏”的痕迹等等，生动地映证了当年移民的真实历史进程和文化积淀。

　　移民的艰辛历程，使宗族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愈加深入，对于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更有着其他人所不能体会的意义。在他 们把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带入阳新的同时，儒家传统宗法血缘文化更是深入本族人的心髓，宗族思想、家族伦理更容易被族人尊重和推崇。

　　在封建社会后期湖北的乡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阳新的乡土文化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是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等几次移民运动的真实写照。封建社会后期湖北的乡土文化就是在这些性格各异的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中产生的。

　　同时，移民社会不只是从外面带来不同地域的文化，它还将带有湖北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播向其他地方，移民为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宽阔的场所，更深刻影响了历史上中国乡土社会的定位与发展。

　　综观历史，阳新不管自然地理条件还是文化民俗均显亦吴亦楚的特色，而明清以来江西移民更是将吴地文化源源不断传入、融入当地，形成新的地域文化，并以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随时与江西等地进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往来，长期保持亲缘关系。
     阳新境内汇聚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宗族的外来人口、外来文化，经过相互吸收、相互碰撞的长期的进程后，有融合有冲突，形成文化杂陈的特殊局面。这些移民或为世家大族，或为缙绅冠带，或为硕学鸿儒，或为黎民百姓。他们定居阳新后，便将各地比较进步的文化带进了此地。   
    因此作为重要移民通道的阳新集中了各地传来的文化思想，造就了阳新乡土社会丰富、复杂的多元文化。有大山、大江阻隔与屏障，阳新作为湖北省边界县，地域偏僻，地形复杂，在历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强大的宗族意识的背景下，境内人长期各自抱成一团，固守各自的家族习俗与制度，防卫心理强，性情表现出相对蛮顽的特点。而在一县之内，又有富河河南与河北（在当地称北河、南河）的不同，如一般说南河人蛮而朴实，北河人蛮而刁钻。当然这只是历史上形成并流传的一些口头的说法，不一定准确，还带有一些偏见。不过，与环境、地域、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阳新的不少地方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形成有特色的小文化圈，比如习惯上说的南河、北河，还有富池等沿江一带以及太子、大王，文化和民俗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而且这是十分难得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民俗价值。所以民间说法虽然直白，但确有一定道理，而且与现实的村落以及民居建筑的一些特征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对照。

富河以北

八、县内姓氏主体与基本分布
       来自江西等地的各姓各派移民不断在此汇集，又不断在此繁衍发展，形成宗族、村落，成为阳新人口主体。光绪《兴国州志》载：“无巨商大贾，聚族而居，往往棋置数百户，重宗族、严别异姓，同姓宗有祠，祠立之长，家法一就长约。”

       阳新境内分布和集中着许多姓氏，在人口数量和分布情况上又有一定的特点，2004年末，阳新的总人口98万余人，其中陈姓人口最多，达72385人；第二是柯姓，66979人；再下是刘、李、王、张等，还有许多较为特别的小姓如明、成、易、邢、佘、石、骆、尹、舒、洪、伍、邱、游、祝等，都能形成一定人口规模与定居聚落。阳新姓氏组成的显著特点是陈姓和柯姓者众，尤其是柯姓，在其他地方一般是小姓，而在阳新却是大姓，因此在境内分布着许多柯姓村落。

     柯姓主要在南河如木港、洋港、枫林以及北河浮屠、荻田、陶港碧庄一带。尤其在南河的枫林、木港等地，分别称柯家五房、柯家六房等。

    人口最多的陈姓主要分布在南河如龙港、洋港和北河陶港、潘桥等地，其他如龙港有程、萧、成、刘、舒、洪等姓，浮屠、荻田的王、李、邱、邢、姜等姓，白沙的石、董、梁等姓，陶港、排市的张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