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桃阳人家(5).
五 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 我跟你前进决不彷徨 红灯高举闪闪亮 照我爹爹打豺狼打 祖祖孙孙打下去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一段斩钉截铁的唱腔。 《红灯记》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家三口李奶奶、父亲李玉和、女儿铁梅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胜利完成革命任务的故事。在那唱样板戏的年代,《红灯记》是红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姨妈去世后,按当地孝雅习俗,银才哥把丫头取名孝珍。几年后,桃姐又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叫守承,一个叫元成,还有天亮一共是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元成顶张姓门户,姓张。 小时候的桃姐除了我舅伯家和我们家之外,再就没有了别的亲戚。姨伯走后,高姓家族也没有把桃姐她娘俩当族人看待,毕竟她是捡来的,没有高姓血缘。舅伯一生单过,三百六十天走村串巷的算命,在家时间少,桃姐只跟我们家走得亲。换我母亲做抵工,我母亲回家做饭、做家务活。 全村的人都知道她,随口她的孩子们称呼我父亲“姨爹”,称呼我母亲“幺爹”,叫我“小爷”…….. 我父亲在国民党骑兵连鬼混了七年,后把一身军装扔进当地老百姓的茅窖后,从常州步行回到湖北老家。因是“逃兵”,白天不敢行走,只在夜晚赶路,历经三个多月才摸到桃阳,吃尽了苦头。 父亲回到家后,圆了我大伯向我大舅伯提起的,父亲和我母亲百年相好的这门亲事。所谓“一诺千金,一言九鼎”,是说旧时的人信守承诺。 父亲弟兄六人,一个姐姐,他老幺。我爷爷、奶奶死的早,父亲是靠三伯长大和完娶的。记得我三大妈跟我说起,我母亲嫁过来时,什么都没有置,父亲也没有房子。当时刚解放,社会秩序混乱,连办酒席的一点鱼肉都被坏人偷走。 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我父亲又到了朝鲜战场,一去又是五年多的解放军战士。立过战功,还在那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文化水平低。 父亲走后,母亲回到娘家的毛昶街,继续和舅伯一起讨生活,舅伯算命、她卖花样…….. 想起来,我母亲是个苦命人,儿时外婆就离开了她,从小尝尽了命运的苦涩。嫁给父亲也没有改变她的命运。然而,我们兄妹八个都没成人,她就癌症抱病离世,才四十三岁!我最小的妹妹还不到一岁,刚学会走路,饿极了,扑向我母亲的遗体,掀开衣服去吃奶……是父亲把我们一个个拉扯成人。 父亲在朝鲜战场带着身上的弹孔回来后,他不进城,留在了公社当了书记。政府分得翻身屋,母亲和他才有了一窝处。 我是家里的老大,听妈妈说起我出生时,父亲在排湖围湖造田的工地,我都满月了,他才回家。 “娃娃亲”是旧时男女双方在年幼时由父母订下的亲事。我堂姐的娃娃亲事是一地主人家,而且地主家还有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这一亲属关系。结亲时,我伯伯收了对方送来订婚的两块洋钱。 一九六四年的“四清”和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是全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四清”运动比文化大革命运动相比之下要好一些。所谓四清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四清”从理论上讲是对的,农村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对基层干部进行一次社教也是必要的,农村中的经济领域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问题是在于实施过程中走了偏,没有按上级的文件精神办事,把“四清”和“四不清”混为一谈,不实事求是,明明是九,他要说成是十,白的说成黑的,结果打击一大片。当时只要是农村基层干部,统统作为“四不清”的对象。 “四清”工作组在召开“四不清”干部会前,事先就培训了各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代表中多数是对干部有成见和一些平时乱七八糟会讲话的、会打人的作为骨干。这些“四不清”对象到公社报到去开会,先是学习上级文件,检讨自己的错误,交代“多吃多占”的问题,这叫“背靠背”;之后就是“面对面”,互相检举揭发。这些“四不清”认为讲清了问题就过关了,其实不然,工作组认为还有问题,就在大会揭发批斗。多少人遭这不白之冤,走上绝路。有的上吊自杀,更惨的是死了连亲人都不准哭。还要开批斗会,说是畏罪自杀……“四清”对干部是一种严重的打击,大大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后来中央发了一个紧急文件,总算得以平息。 正当我父亲为堂姐的婚事,被工作组和代表他们整得在一次回家,要上吊自杀时,二伯拿着两块银元来到我家,大骂我父亲窝囊,没有骨气,一点小风小浪都挺不过来。父亲痛哭流涕,一肚子冤屈;我整整被他们吊着打了三天三夜,说我是美蒋特务,一只脚踏两只船…..这世道太乱(烂)了!二伯饶有风趣地说;烂好!烂了好做肥料肥田,长庄稼,这都不懂!毕竟二伯是读过书,被土匪压过腿子的人,不然不会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来。 在工作组的管押下,我父亲拿着银元,和母亲一起到堂姐的婆家家,说断了堂姐这门亲事。两块银元被工作组没收了。 父亲的公社书记一职被贬,下放到自己的大队当了生产大队长,带领社员到处挖河做堤、开垦荒田。当骑兵夹马留给他两腿经常发痛,朝鲜战场炮弹的炸伤处留给他在天潮时浑身疼,“四不清”吊起来用板凳往死里打留给他多处软组织损伤……许大垸,西大垸、淀泗湖、泽口闸….在他的带领下,一个个荒湖变成了绿洲。 文化大革命那就更糟了。由大队民兵连长当“司令”,红卫兵纷纷造反,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红卫兵战斗队,直到公社、大队,层层都揪当权派和走资派,开批斗会。 父亲连一个小小的生产大队长也当不成了,被开除出党,按排到大队一块低洼地里和“五类分子”一起挖鱼池,随时准备着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批斗。父亲由于当过国民党,历史上有些错误,又是“四不清”干部,还有一地主国民党亲家…….批斗次数很多,罚跪、挂牌子、揪头发是经常的事。白天干活,晚上严刑逼供地吊打。 父亲被他们打断了两根胸骨……. 文革结束后,我父亲的身体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外加没有了母亲的照顾,儿女又多,组织上关照他,当了小队的仓库保管员,一当就是十多年!他还是我们镇上最早入党的老党员。 我父亲的的两根胸骨是谁打断的,村里的人都知道是谁。不过,文革一结束,这家伙就搬回了来我们村做女婿,他死去父亲的老家居住了,一直没有回来过。父亲活着时常教育我们弟兄俩,叫我们不要去找他去算什么账,当时他只不过是为了抓上一把稻草,想当干部而已。那时我们都还小。 父亲只走过了他五十八岁的人生,去世时,我的两个小妹妹还没有成人,是我和弟弟一人分担一个去照顾,让她们都只读了小学,后到乡镇企业上班,她们的亲哥亲嫂给找好婆家嫁出的,嫁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哥弟俩也算对得起自己早逝的父母了! 我一直在镇里居住,弟弟在老家。就在十多年前的一天,打断我父亲胸骨的、当年村里造反派那个小头目,路过我们村子时,被我弟弟撞见。我弟弟是打铁出身,膀子有劲,一下抓住他,把他按到在地,使劲地朝他胸口痛打了几拳,看到他跪在我弟弟面前直求饶,叫我弟弟爹爹祖宗的,我弟弟收起来拳头,想起我们死去的父母,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弟媳赶了过来,抱着弟弟,叫着我们把父亲称呼的“大大”热泪盈眶,弟媳边哭边说;大大,你儿子为您报仇了!一遍又一遍……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之感动;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你爸爸是个好人!人死不能复生。在乡亲们的劝说下,弟弟才同意他不要跪了,滚! 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认为弟弟冲动,有些欠妥!不过,我们农村人就是这性子,知恩图报,嫉恶如仇! 每当想起这些来,我总哭!梦里有时哭醒…… “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 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 写到这,笔者有话想说,拙文绝对不是通过“小说”来为过去的时代“立传”,为自己的父亲歌功颂德。“文革”作为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是为了提及“文革”在当代的人们的精神结构中意味着什么?而我记录的只是那个时代背后的疾病和隐痛。荣幸的事,堂姐的婚事后又说活;还有弟弟为我出了气…… 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是文革中可怜的人! 十年浩劫的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今天当我们再去阅读这段历史,无论是把文革看成是一个教训也好,还是当作一个经验也罢,其中都包含着对文革的许多记忆。随着文革当事人的逐渐离去,这种记忆在我们的下一代里,必将越来越多的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了! .......... (节选于本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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