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寻找公权私权平衡点 （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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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访者：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30多年来，江平教授一直坚持不懈地为私权鼓与呼。这位 “只向真理低头”的老人如今年逾八旬，被尊为“法学三老”之一。但是，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他仍然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他看来，节制公权是当前法治建设第一要务，因为权力对私权的侵害，乃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他同时强调，权力也不能滥用，需要把握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
　　江平教授1983年-1990年先后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但在众多中国政法大学的人眼里，他是大家的终身校长。”


　   “ 财新《中国改革》：在各地不断发生的强拆、打黑等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为了经济发展，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江平：我们往往在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下不顾细节。以往，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一现象。思想家顾准早已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不能用一些非法的手段、错误的办法去实施一个很伟大很美好的目标。
　　在我看来，处理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原则，即公权不能滥用，私权也不能滥用。公权滥用，会造成私权不能得到保障。私权滥用也不行，比如拆迁问题里不考虑公共利益怎么行呢？
　　中国的现实是，私权受到公权侵犯的情况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要更多地要保护私权，特别是要防止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因为私权受侵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很好地得到解决，法院秉公执法就可以了。但是，在中国，公权太强大了，私权相对弱小。过去，中国没有行政诉讼法的时候，私权受到公权侵犯时，一点保障都没有。《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后，民可以告官，私权就多了一个保护手段。
　　民告官的前提必须是“告”官方的具体行政行为。什么是具体行政行为？就是单独针对个人采取的行政行为，如果该行政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对象，就是抽象行政行为，民就不能“告”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现实中，大量发生的老百姓控告政府拆迁不合法，是因为政府给的补偿太少。但是，政府提出，有关拆迁的决定是政府统一规定的，对所有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这是抽象行政行为，不能告。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修改《行政诉讼法》很重要，要把法院的受案范围从“具体行政行为”上升到“抽象行政行为”，使得法院有权来撤销相关的行政行为。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现在经济方面的立法很多，而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还缺少具体的法律保障。面对像暴力拆迁等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法律却无能为力。
　　江平：总体上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宣告形成了。但是，确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的，目前的一大缺陷就是，保护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还很不完善，也就是说，与宪法相配套的立法工作还没有完成，比如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都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法律。
　　结果就出现了两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法院不能够根据宪法判案，另一方面，由于宪法所规定的那些原则还没有制定为法律，法院“无法可依”，如果有关机构侵犯了宪法确定的公民权利，也无从去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来源：爱思想网

中原猎手

人治社会，不要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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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公权与私权冲突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征收拆迁群众房产时，公共利益在“公”字旗号下不断向私权领域侵犯，而且呈“异化”或“霉变”的趋势，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引起较大民怨。

相信爱情

   说的不错，转引一条支持：

7月31日下午，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做客凤凰网。他一如既往言语犀利，直指中国这几年的经济主要就是靠“放钱”，简单来说就是“搞泡沫而不是创造价值”，由此造成了中国超低的资本回报率。而为防止资本回报率低造成的资本外逃使得经济下滑，中国就靠土地升值来创造虚似的利润。

谢国忠表示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发展伴随了以惊人速度增加的货币量，这使得中国的劳动者在中国的发展中几无所得。

相信爱情

土地升值这是中国搞的最严重的地方，土地涨了一百倍，它土地的平均价跟东京都的平均价格一样。它一千两百万一亩地的话，是在宁波的郊区，浙江的土地价格是英格兰大约四倍。这不光是货币政策，还有一代人的心态。中国人是地少人多，指的是农业用地，地少人多，它把这个对农地的渴望，变成了对房子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