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90周年：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石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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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石首人

●辛亥革命志士——沈春岩  王邦凯
●五四运动的先驱——黄松龄
●广州起义的英勇战士——段玉林
●党的七大代表——王尚荣  顿星云 黄松龄  宋一平
●百万雄师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的后勤保障者——李厚坤
●开辟高原航线的傅传作将军
●领导修建川藏公路的廖述云将军
●指挥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成钧中将
●一场特殊的战斗——刘精松指挥扑灭特大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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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志士—沈春岩、王邦凯

　　武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是清王朝反动统治在华中的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之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一地区尤为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来，湖北革命党人就在团聚革命知识分子的同时，注意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力量。从1907年起，武汉地区数十个革命小团体竞相建立，后经分化组合，演变成两个分途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组织网络遍布新军各基层单位，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首籍新军战士十数人参加了辛亥革命，其中，文学社重要成员沈春岩率领新军，革命党人湖北学生军管带王邦凯率领学生军参加了武昌首义，他们率军攻克楚望台，占领军械库、攻陷总督署。
　　沈春岩，清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石首东乡一户富裕农民家庭。幼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8岁时入新式学堂学习，逐渐接受新思想。毕业后，沈春岩几次赴省求学。面对内忧外患，沈春岩转而学习兵法，苦心研读中国古代兵书和西洋兵书。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沈春岩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在驻武昌新军三十标（清末陆军编制之一，相当于后来的团）三营当兵。沈春岩刻苦训练，熟练使用各类火器，在军中不断晋升，历任优等兵、伍长、什长、司务长、排长等职，并被选送到将校讲习所学习，专攻近代西洋各种兵法，“研究军事，无间晨夕，汴皖会操，南北奔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381页）。
　　宣统初年，沈春岩先后在革命党人较多的振武学社和讲武堂学习，于宣统二年（1910年）参加革命党主要团体“文学社”。宣统三年（1911年）8月，湖北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中部同盟会的推动下，实现了联合，并组成起义的总指挥部，推定蒋翔武为起义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决定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原文学社总部（即张廷辅住宅，后称起义门）设立军事筹备处，沈春岩和文学社重要成员，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为军事筹备处重要成员，一道秘密参与组织武昌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新军工程营率先发难，打响首义第一枪。听到枪响，沈春岩同彭纪麟率领起义军主力三十标的士兵，直扑楚望台军械库，在军械库守卫革命党同志的接应下，顺利占领军械库。据史料记载：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枪一万余支，单筒枪一万五千支，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军械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沈春岩等起义人员从军械库换取最好的武器后，随即率部与其他起义部队共同进攻总督府。沈春岩指挥义军彻夜战斗，总督瑞澂逃亡，总督署衙被攻克，武昌起义初战成功。
　　10月11日晚，为保卫武昌安全，沈春岩奉命率部到洪山担任守卫。12日被起义总指挥部任命为营管带，奉命召集补充营千余人。24日沙洋发生骚乱，沈春岩率部沙洋征战，擒斩匪首3名，镇压了骚乱，得胜而归。
　　11月中旬，清军大兵直压武汉，省城危急。沈春岩率部参加汉阳保卫战，同清军浴血奋战10余日。汉阳失守后，沈春岩率部奉命驻守武昌战略要地凤凰山，他带病昼夜巡视。12月1日夜，清军从汉阳偷渡，暗袭武昌，守军察觉后，报告沈春岩，沈春岩急忙协调炮队轰击，无奈夜深且炮队无人值班，沈春岩当机立断，运用自己掌握的火炮技术，果断命令本营步兵操炮射击，“沉敌船数只，溺毙敌军甚多，城赖以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383页）。
　　1912年，南北议和成功，沈春岩奉命同蔡汉卿前往荆宜宣慰安抚。后因身染重病，返回武昌治疗休养。因档案资料缺失，沈春岩以后事迹及卒年无从考证。
　　王邦凯，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于石首县茅草街瞿家湖村。又名多缙，字子才，号铁民。其先祖是富裕的士族之家，父亲王士钦（字若中）是清末廪生。王邦凯幼年随父诵读四书五经，15岁入荆南中学读书，三年毕业后入武昌陆军中学，毕业后入保定军校，在校期间接触进步思想，参加革命党。
　　1911年夏，王邦凯从保定军校毕业，被任命为湖北新军学生军管带，并受命学习驾驶新式飞艇。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王邦凯率学生军参加起义，参加了保卫省城的战斗。中华民国建立后，王邦凯被任命为鄂军都督府稽查部参谋兼厘金局局长。不久，袁世凯窃国，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出卖国家主权，任职仅一年的王邦凯愤然辞职，同革命志士石金川、石钦若、车化龙、余靖安、周铁鞭等人在汉阳办刊物，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抨击当道。王邦凯曾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危言》的文章，此文问世后，即遭到鄂军政府的严厉查禁，以革命党反政府罪将王邦凯逮捕入狱。
　　1916年春，王邦凯在革命党旧友的周旋下保释出狱。是年秋，王邦凯被任命为湖南省清乡总司令部军事顾问。8月，王邦凯以军事顾问身份出席孙中山在广州主持的“护法军事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会后，王邦凯出任湖南靖国军湘西防务部督办游击司令，奉命援鄂，率部于湘鄂边境与北洋军周旋。是时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后，率部参加援鄂战争，在王邦凯属下任营长。　　1918年初，贺龙以湘西援鄂民军第一路所属游击司令的名义，率部在公安、石首、松滋等县转战，抗拒北洋军，继续扩大武装。不久，王邦凯率部回石首，因军需弹药不足，援鄂受挫，王邦凯将所属部队一部分编入湘军第三师，一部分交贺龙率领的援鄂民军。是年秋，王邦凯被鄂军第三师师长吴醒汉任命为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并兼来凤县知事。1919年夏秋之际，王邦凯得知贺龙率领一支民军在川鄂边境活动，便亲自前去和贺龙联系，行至宣恩县境内，不幸遭土匪偷袭身亡。贺龙闻讯后，亲为王邦凯治理丧事，“抚棺大恸”，并将其灵柩安放在施南城隍庙内。　　1926年8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通电参加北伐。10月4日，“移师石首”。16日致总司令部并前敌总指挥部报告鄂西战况中称：“石（首）城今日完全占领矣”。贺龙处理完军务，亲带随从前往茅草街王邦凯家中，探望王邦凯的父亲，安抚其家属，并派员至施南城运回王邦凯的灵柩。

             1928年，贺龙请示南京政府，为王邦凯追恤，并准赐“以仁取义”四字匾额一方。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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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平，湘鄂西早期青少年工作领导者之一，曾以中国少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国际少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我国著名的青少年工作领导人。
　　宋一平又名田道文，1916年出生于石首横堤市，后迁移到江北新厂居住，家境贫寒，受大哥田道继的影响，参加了农协会，加入共青团。1929年3月，共青团石首县委员会成立，宋一平当选为委员。不久调共青团湘鄂西特委工作，先后任湘鄂西省儿童局局长、省总工会青工部部长、汉（川）沔（阳）地区游击队政委、团临时省委书记等职，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冬，宋一平代表湘鄂西苏区共青团出席苏区共青团代表联席会议，被留在上海做共青团工作，任沪东区团委书记、团中央巡视员。1933年底被共青团中央派赴苏联，出席少共国际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并留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四年。其间，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中国少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少共国际候补委员。
　　1937年底，宋一平从苏联回国，先后任中共长江局青委书记、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青委常委等职，广泛组织动员进步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宋一平出席了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宋一平从延安赴东北，参加吉东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吉林分省委秘书长、财委主任、延边地委副书记、延吉县委书记兼保安团政委等职。1948年秋，宋一平调任哈尔滨市委常委，同时代理市民运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49年初，宋一平调团中央工作，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会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武汉市的接管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青委书记、团华中区工委书记、武汉市青委书记、武汉市团委书记。
　　1950年，宋一平调团中央工作，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5月调武汉市，先后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三副书记、副书记、书记兼武汉市政协主席。1965年，宋一平调回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被“监护审理”二年又八个月之久。
   1975年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任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后，宋一平任院党组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秘书长、副院长。1980年，宋一平调国务院工作，先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中央保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等职。1995年6月正式离休。2005年11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宋一平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委员；第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特邀代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党的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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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修建川藏公路的廖述云将军　　
      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定，并组成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西南军区为认真执行中共中央进军西藏的决定，政治委员邓小平向准备进藏部队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供给重于战斗的原则。
　　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24日，昌都解放，这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重要条件。从昌都至拉萨，要翻越16座4000米以上的高山，跨越12条激流，还要穿越无人区和沼泽，行程约3200华里，物资运输极其艰难。当时进藏部队主力于1951年7月从昌都出发，10月26日抵达拉萨，路上行程近4个月。而进藏物资主要靠畜力运输，进军的速度要慢得多，一驮物资运抵拉萨，往往费时半年。在路途上押运物资的人员就需耗费运送物资的三分之一。据当时参与运输进藏物资的人员回忆，路途山高流急，气候恶劣多变，加上高原缺氧，人员苦不堪言，沿途牺牲了不少战士，驮运物资的牦牛前后共损失5万余头，沿途白骨累累。
　　为保障数十万进藏军政人员的粮食等军需物资的供应，西南军区除扩大物资运输的队伍外，还开辟了“高原航线”，组建高空运输航空师，运输急需的进藏物资和人员。当时进藏军政人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一切物资严禁就地取用，全部靠运输部队运送进藏，造成进藏人员物资紧缺。
　　为解决严峻的物资紧缺状况，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修建康藏公路。1950年4月，西南军区工兵纵队副司令廖述云奉命率工兵部队奔赴工地，在“生命禁区”修建康藏公路。
　　筑路工程异常艰巨，由成都平原登上青藏高原，穿越横断山脉，沿途高山峡谷，相对高差常常在千米以上，先后跨越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12条水流湍急的河流，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大雪山等16座大山。廖述云终年战斗在工地，与工程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攻克技术难关。在施工中，工程兵有时整天、整月用吊索挂在悬岩峭壁上作业，随时都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不少战士为筑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公路一段一段向前推进，进藏驮运的路线逐渐缩短，进藏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也逐渐趋缓。
　　经过4年多艰苦卓绝的紧张施工，康藏公路于1954年12月25日通车。康藏公路起自西康雅安，终点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投资20686万元。1955年西康省撤销，康藏公路起点雅安划归四川省，故更名为川藏公路，公路也向内延伸至成都，全长2413公里。川藏公路西运入藏货物以粮食、副食品、布匹、日用工业品、茶叶、食盐为主；东运出藏的货物以矿石、药材及畜产品为主。
　　川藏公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和平解放后的西藏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加强了西藏与外省的交往。西南军区工兵纵队副司令员廖述云及其参与川藏公路建设的工程兵将士们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共和国建设的光辉史册。时至今日，被西藏人民称为“天路”的川藏公路，仍是我国最长的公路。
　　廖述云，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工程兵建设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之一，少将军衔。
　　廖述云1915年出生于石首调关新河洲村，因家庭贫困，童年时帮家里放牛拾柴，只上了半年私塾便被迫辍学务农。大革命时期调关的农民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廖述云童年时就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熏陶。1928年初，石首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廖述云担任儿童团长，带领小伙伴们为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他机智勇敢，完成任务出色，多次受到游击队的表扬。1929年，廖述云担任调关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4月，调关团防局常练队到路家铺一带清乡，石首游击队在桃口伏击，战斗打响后，廖述云带领少先队员摸到敌人背后，在洋铁桶内点燃鞭炮，剧烈的爆炸声吓得敌人惊惶失措，以为后路被包抄，赶紧拖枪逃命。事后，石首县委书记屈阳春称赞说：“廖述云初生牛犊不怕虎，是我们的好少年！”
　　1930年，廖述云先后在湘鄂西联县政府警卫部队和红八师任警卫员，参加了湘鄂西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他作战英勇，被提升为班长。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廖述云随红三军转战湘鄂边，完成七千里大转移。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廖述云任红二军团卫生部司药、卫生队长，沿途救护伤病员。
　　抗日战争中，廖述云任一二○师司令部参谋，第三科科长，三五八旅八团参谋长等职，并抽调延安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雁西、偏关、五台、冀西、冀中等地的战斗，并率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在雁北战斗中，廖述云协助七一六团挺进雁北地区，连续伏击日军运输队，共阻击汽车500余辆，歼灭日军200余人，并攻克了雁门关，切断了日军的交通线，使忻口日军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取得了正面防御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廖述云任独立二旅参谋长，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及清涧、青化砭、蟠龙、宜川、离石等战役，在清涧战役中，廖述云参与作战指挥，率独立二旅冒着大雪赶到伏击地点，伏击敌军援兵，配合友军切断敌军退路，与敌军血战7日，取得了歼敌1.2万人的重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廖述云历任工兵师师长，西南工兵纵队副司令员，军委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1951年他受命指挥康藏公路的建设，率领工程兵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被称作“生命禁区”的高原上修路架桥。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穿过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崇山峻岭，跨过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激流险滩，修通了从马尼干戈至拉萨段的公路，沟通了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间的交通线。
　　1955年廖述云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翌年担任工程兵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他经常深入连队，边疆哨所，工程工地检查工作，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况，为把工程兵部队建设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沤心沥血。
　　“文化大革命”中，廖述云被诬为“贺龙反党集团”成员，遭到监禁。后又被下放到河南、沈阳等地农场、五七干校、兵工厂劳动，前后遭受迫害达8年之久，但他坚贞不屈，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5年8月，中央军委为廖述云彻底平反，恢复工作，任工程兵副司令员。他竭尽全力投入工作，在短短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天津、南京、长沙、徐州、上海等27个工程兵所属基层单位，为工程兵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
　　廖述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9月病逝，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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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击落U —2高空侦察机的成钧中将　　
     1962年2月23日，在北京北锣鼓巷空军指挥所作战室里。高大透亮的大标图板上，一个蓝色的图影在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图影好像半空中飘荡的一只风筝，风筝下面 拖出一条细长的尾巴——飞机的航迹。航迹起自台湾桃园机场以北的海面，从福建马祖岛上空进入大陆。入陆后沿南昌—九江—武汉—郑州，一直向北延伸……
　　指挥作战室中央的大标图板前，几位男女标图员手指间夹着尖尖的红蓝铅笔，戴着耳机，正屏息凝神地在军用地图上标注。空军指挥所的八大参谋—作战、领航、情报、气象、通信、航行、雷达、高炮参谋们的目光，紧紧盯着标图员的笔尖。
　　大标图板上，蓝色的敌机航迹，在迅速攀升……小巧的扬声器里，传来情报总站的最新信息：敌U—2飞机，一架，高度：18000米、速度750公里/小时，方向：270度。
　　特大型的指挥桌上，迎着敌机前进的方向，内陆纵深机场有几批歼击机起飞栏截了：女标图员用红铅笔敏捷地标出我机出击的航迹—一支支红色箭头。红箭头昂扬直上，正栏在U —2的前方。
　　作战室里一道道欣喜的眼波，随着红箭飞扬。
　　大标图板上U —2飞机继续往前飞行，它的高度已经攀升到2.25万米，速度加大到800公里/小时。
　　而歼—6飞机上升到1.7万米，就再也爬不上去了。几分钟后，红色箭头纷纷从标头板上下降，终于消失了。
　　作战室飘过轻轻的叹息：“5000米，总是差它5000米……嗨？！”
　　在八大参谋的叹息声中，U —2飞机在两万米高空，对着大西北方向，从从容容地飞去……当日，这架敌机大摇大摆地飞到了青海湖上，在西宁海宴上空盘旋了几圈，然而斜刺里插到兰州。在兰州的上空，它又盘旋了一气，飞回了台湾。
　　这是1962年2月23日美制蒋机U —2飞窜大陆的一个剪影。
　　当日，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坐镇值班室。他眼睁睁地望着这架U —2飞机大摇大摆地飞进大陆领空，又悠闲自在地离去……他还亲眼见到自己的歼击机飞行员，奋勇争先地腾空、攀升，把当时最先进的新型飞机升高到了实用的极限，最后还是落在敌机下面5000米……这一切，直噎得这位身经百战、年过半百的中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U —2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总设计师凯利?约翰逊为美 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高空间谍飞机。1955年8月，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约翰逊为其取名叫Utility—2，简称U —2。
　　U —2飞机全身黑色，造型轻巧细长，主要用于担负窃取他国军事情报的使命，所以美国人都叫它“黑色间谍小姐”。
　　1960年7月，美国将两架U —2飞机“援助”了国民党蒋介石，替代两年前在北京附近被我军地空导弹击落的RB—57D，对中国大陆纵深进行侦察，主要搜集我国西北地区的核工业、核武器试验情报。U —2隶属于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名为第三十五气象侦察队。实际上，侦察队是美国情报机构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每次对大陆侦察时，它的侦察目标、出动时间、往返航线都由美国人背后决定；侦察所得资料，包括照片和电子信号，飞机着陆后，即由美国军官取去。甚至它的机务维修工作，也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国民党的飞行大队长也不能进它的厂棚。它是由美国人出飞机，蒋介石出人，为美国获取我方情报，供美国人使用的一笔交易。由两架U —2组成三十五中队的队徽是红色底漆加一个黑猫头，所以被称为是黑猫中队。神秘的U —2飞机，台方亲昵地称之为“黑猫小姐”。
　　这“黑猫小姐”的身影，今天第一次在空军指挥所的作战室出现，直搅得成钧副司令员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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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特殊的战斗——刘精松指挥扑灭特大山火　　
     1987年5月7日，一场震惊世界的特大森林火灾，在大兴安岭借助八级狂风熊熊燃烧起来。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仅5个小时，火头就推进了100多公里。仅两个小时，就把面积13平方公里、居民1.4万人的漠河县城化为灰烬……
　　凶猛的火头，似海啸卷起的巨浪，向绿色的森林滚滚推进，瞬间便将大兴安岭间的绿色波涛变成暗红色的烈焰；冲天的火头，顺着山谷、顺着铁道、顺着公路，乘着风势奔腾咆哮，无情地吞噬着一切……漫天飞舞的黑色灰烬，诉说着大火的淫威，大火过后的秃岭枯木，向天空伸出焦黑的残肢，欲哭无泪地向苍天求救……
　　5月9日，大火前锋直扑塔河。塔河是大兴安岭地区第二重镇，有七万人口。如果塔河被毁，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场特大山火，烧灼着全国亿万人的心，更烧灼着中央领导人的心。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确保塔河，坚决阻止大火于呼玛河以北！”
　　正在火灾一线指挥灭火战斗的刘精松司令员，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并作出了三条决定：一是作战部、军事交通运输部督促铁路部门，尽快把后续部队运上去；二是由某师吴长富师长担任林区扑火部队的临时总指挥；三是通知驻黑龙江、吉林两省的部队注意收拢，做好开赴灾区的准备。
　　常委会议结束后，刘精松司令员对军区参谋长说：“你是某集团军的老领导，你要亲自给吴长富师长打电话，让他把总指挥的担子挑起来，带领部队打好塔河保卫战。”
　　此时，大兴安岭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两个大的火场，东部和西部两个火场的战线已长达250公里，26个着火点，最宽处约40公里，最窄处5至10公里，平均15公里。过火林地面积已达75万公顷，已烧毁加工厂与贮木场商品木材80万立方米。受灾居民1万余户、5.6万余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军区司令员的嘱托，吴长富师长理解担子的份量，他在电话中当即表示：“请首长放心，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人在塔河在！”
　　在保卫塔河五战五捷的战斗中，吴长富师长昼夜不停调动兵力，协调军、警、民协同作战，安排灭火器材，指挥部队开辟防火隔离带，清理火场，一连五个昼夜没有合眼，他眼里充满血丝、人瘦了、胡子长了！5月13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一个络腮大胡子的中年军人，第一次出现在荧光屏上，画面上一行字幕：“某师师长吴长富”。他就是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大胡子师长”！
　　刘精松司令员指挥调动兵力，对参战部队提出要求，一直指挥战斗在灭火第一线。他推荐军区石宝源副司令员担任国务院扑火前线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沈阳军区扑火救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精松司令员和石宝源副司令员通过了解情况，征询专家和部队的建议后，提出“打防结合，部队从内线调到外线作战，全线实行火场大封闭”的战法。
　　刘精松司令员在解释这种战法时说：“这是一场区域广大、诡奇多变的大战役，必须加强宏观决策与果断指挥。该死保的要死保，该舍弃的要舍弃。要在较大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坚固的防御地带，从总体上加以控制，变被动为主动，打防结合，速战速决。这要成为扑灭这场大火的指导方针。”
　　一场扑火史上的壮举开始了。在阴沉沉的黑夜里，军区前指统一调动，数万扑火大军挑出烈焰冲天的火场，在广达1万多平方公里的火区外围摆起长蛇阵。一段段防火隔离带打开，一条条防火道接通。终于，局势被控制住了，不可一世的森林大火，基本控制在预定的范围之内。
　　经过28个昼夜的奋战，这场罕见的山火终于被扑灭。烈火识真金，全国亿万人民记住了全军最年轻的大军区司令员的名字——刘精松！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军装破。笑我傻，笑我癫，为民扑山火。不信阿弥陀佛，只靠顽强拼搏，哪里有火情哪有我，哪里有火情哪有我。”这场举世震惊的特大森林大火被扑灭了，但这恢谐、欢快的歌声，却在林区久久传唱！
　　刘精松，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大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院长，上将军衔。
　　刘精松1933年7月出生于石首县高基庙桥堰堤村，解放前考入石首中学读书，1950年12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齐齐哈尔第七步兵学校学习，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4年起，刘精松先后在东北军区和沈阳军区任排长、连长、团和师作训参谋、团副参谋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军教导大队大队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军长、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职，后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晋升为上将。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精松一贯以“团结、勤奋、正派、从容”的精神自勉，经过军校培训和在实践中的勤奋努力，他熟悉步兵、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的技术知识，会开炮，能驾驶坦克、装甲车、汽车和摩托车，具备指挥陆、海、空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刘精松率部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击落击伤美军飞机12架。在作战和工作中，他5次立功，17次受到各级奖励和嘉奖。1987年5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之际，刘精松亲率沈阳军区某部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奔赴灾区指挥灭火战斗。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大兴安岭火场上，烈焰腾空，浓烟滚滚，热浪如炽。刘精松迅速调集兵力投入扑火救灾战斗，解放军指战员迎烈火，顶热浪，舍生忘死，英勇战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绿色的新的长城。自5月7日森林大火席卷漠河县城起，到6月3日特大山火彻底扑灭，沈阳军区先后分五次投入3.5万人的兵力，出动汽车880余辆，飞机53架次。参加扑火救灾的部队与森林警察和林区群众密切配合，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硬仗、恶仗一场接着一场，经过严酷的“塔河保卫战”、“前哨保卫战”、“古莲保卫战”、“北极村阻击战”……5万余军民连续奋战25个昼夜，扑灭着火点1700余处，开辟防火隔离带891公里，抢救疏散群众1万余人，参战官兵无一烧亡。刘精松连续22个日夜精心组织指挥扑火战斗，终于取得了扑灭这场特大山火的决定性胜利，为国家、为人民立了大功。6月2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通令，嘉奖参加大兴安岭森林灭火的全体指战员。
　　自1985年以来，刘精松组织指挥2万人以上的诸军（兵）种参加的联合军事演习10余次，为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修完函授大学课程，编撰了大量的军事专著和论文，主要有《军队基层管理教育概要》、《精兵才能发展才能胜利》、《着眼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全面加强部队质量建设》、《关于局部战争战役指挥要诀》、《高技术条件下战区联合战役战法思想初探》、《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当代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军事改革与军队质量建设》、《新时期军事实践与思考》、《跨世纪的国防建设》等。
　　刘精松上将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曾多次回家乡视察，对石首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非常关心，特别是对江波渡大桥、团山河大桥、公石公路、江南高速公路、后石高速公路、荆岳铁路以及桃花山烈士陵园等大型工程的立项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提出过很多宝贵的建议。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有伟大意义的节点组成的。历史的意义常常在回望中更为深刻地显现。
　　当我们一次次聆听先辈们讲起那些峥嵘岁月的往事，一次次捧读写满难苦与辉煌的史册，一次次重走那些洒满烈士鲜血的红色征途，一次次感受时代精英创业的艰辛，我们无不冲破心中的“名缰利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立志承载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90年艰辛曲折的探索，90年波澜壮阔的岁月，90年辉煌灿烂的业绩，中华民族复兴的蓝图已经绘就。宏伟的目标要靠党的正确领导，也要靠每个个体来实现。石首英才辈出，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石首人民必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勇气，成为光彩动人的时代先锋，在中华民族的辉煌史册上留下深深的足迹。到时候，你也会发现世界因你而不同、世界因你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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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的先驱——黄松龄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俄国的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列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利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石首籍学生黄松龄与北大等高等学校代表共同组织全市学生游行集会。　　
       黄松龄，又名黄克谦，1898年出生于石首县岳军乡（建国后划入湖南省华容县操军乡）一个富户人家，幼年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抚养。他5岁入私塾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中央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的思想。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昂，举国愤怒。5月3日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在北京大学法制大礼堂主持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黄松龄和北京其他高校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法政专门学校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并由北京大学学生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为各国使馆驻地）遭到外国巡捕的阻拦后，又转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和谈判代表之一，当时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他和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制币局总裁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是爱国学生一致要求惩办的3个卖国贼。学生的游行队伍冲进曹宅，曹汝霖已闻讯躲藏起来，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遭到痛打。曹宅被愤怒的学生放火焚毁。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捕去学生32人，黄松龄和北京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许德珩等一同被捕。　　
      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实行总罢课，并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学生，严惩国贼，不承认“二十一条”，不得在和约上签字。5月6日，又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象春雷一样震动全国。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南昌、广州、成都、西安、昆明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举行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日本、法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南洋的华侨学生也都开展了爱国活动。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又反过来支持和鼓舞了北京学生的革命热情。
　　5月7日，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学生们开始复课。但他们所要求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因此斗争并没有平息。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的2.5万多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护鲁义勇队，继续进行斗争，同时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800多在街头演讲的学生。由于监狱容纳不下，北京大学的校舍也成了军阀政府设立的“临时监狱”。在街头演讲的黄松龄，再次被反动军警抓进了监狱。
　　持续两天的逮捕，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爆发了。6月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10日，罢工达到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六、七万人；与此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到全国的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级，即从其开始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
　　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6月6日、7日两日，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被释放的当日，黄松龄被同学们披红挂彩地抬进校园，并鸣放鞭炮迎接。10日，北洋军阀政府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获得重大胜利。
　　从“五四”到“六三”，黄松龄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同反动军阀政府和反动军警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也使他自己真正认识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伍——工人阶级的力量。五四运动后，黄松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组织，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黄松龄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一、二届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我国高等教育界杰出的领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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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下旬，石首籍著名社会活动家、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邓初民回到家乡石首，宣传五四运动。邓初民以新厂两等小学堂为阵地，联合其他学校的师生，组织宣传团，在新厂两等小学堂校长熊龙章的带领下，1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讲演五四运动斗争的经过，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同时宣传工人阶级的力量。邓初民还组织师生到新厂镇展开抵制和销毁日货的活动。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石首的有志青年李兆龙、李良耀、廖学愚、胥耀庚、李光珍、徐国珍等，纷纷奔赴武汉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汉学习期间，石首籍学子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和宣传活动，他们经常参加集会游行，接受斗争锻炼，经受革命风雨的洗礼，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为石首革命的红色种子。
　　邓初民，1889年出生于石首新厂蛟子村，1912年考入武昌江汉大学，1913年5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攻读政治学，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15年，袁世凯为恢复帝制，与日本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留日学生无比愤慨。邓初民与李大钊等人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邓初民任总评议会会长，李大钊任总会文书干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创办会刊《民彝》，与神州学会组织人林伯渠等，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邓初民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科学家、教育家。新中国建立前，邓初民辗转于山西太原、湖北武汉、上海、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邓初民先后担任山西省政府副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二、三、四届委员，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副主席，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要职。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索救 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列，成为运动的先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从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荆州一丁

可以建一个石首名人馆，彰显其事迹，以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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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一丁 发表于 2012-8-16 21:25
可以建一个石首名人馆，彰显其事迹，以激励后人！

石首在近代历史也出现了那么多的国家领导者，相信石首必会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