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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经济上看,支持私有化的观点站不住脚。
中国依然有人不遗余力地推动私有化,除了那些不能公开的理由外,所有公开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有的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
2010年年初,有人为了推动私有化,开始将公有制同鸭子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社会主义有公有制如同鸭子有两条腿一样,但是,有两条腿的不一定都是鸭子。言下之意,国有企业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这种鸭子理论一时弄得洛阳纸贵。
这种逻辑是不全面的。玩这种逻辑游戏的人,故意省略了关键的一点:不是两条腿的一定不是鸭子;没有公有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由于这种故意的省略,上面的逻辑差一点就变成了“不是两条腿也是鸭子”。这种堂而皇之要在十几亿的餐桌上摆上不是两条腿的鸭子的行为,比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还要厉害。
将国有企业指鹿为马,强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必欲去之而后快,由来已久。最初对国有企业的指责是低效益。随着国有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多年打拼,经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有些国有企业,其效益和经营水平已名列世界前茅,说国有企业效益低站不脚了,有人又开始在国有企业身上寻找其他借口。
我们曾经指出,经济学在有些人手中,如同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对同一对象可以有完全相反的指责。比如对公有制和政府干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人指责它们导致大锅饭,导致平均主义。为了打破这个平均主义,要私有化,要减少政府干预。这条路走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大量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为了解决贫富悬殊,必须实施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就建立在这两个完全对立的假说上。这两个彼此打架的观点,几乎出于同样的那几张嘴。
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指责很多,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行业垄断;二是成了分配不公的祸首。其实这些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国企垄断的指责涉及垄断利润和引入竞争。实际上,目前大多数国企所在的行业,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或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指责国企垄断利润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少数人对垄断利润的渴求。无利不起早。有些学者拿了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说话。这种指责其实只说了半句话,没有说出口的那半句是:垄断利润不能归国有,必须通过私有化变成少数人的垄断利润。有人指责国有企业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借口是要引入竞争。这些人大概又忘记了两点。第一,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竞争会带来或正或负的作用。竞争不是一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对竞争带来的后果作出判断和选择。第二,同一行业内部,也可以允许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存在,让它们之间竞争。中国许多国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胜出,当然也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胜出,当然也能在国内市场上互相竞争。所以,仅仅由于要将垄断利润变成少数人的利益,仅仅为了竞争的需要,而将国企私有化,站不住脚。从经济学上讲,有些强词夺理。
对国企导致贫富悬殊的指责,涉及行业间的工资差异。有些人指责国有企业,说国企由于行业垄断导致职工薪水偏高,从而导致贫富悬殊。这是有意地转移视线。中国过高的基尼系数和过分的贫富悬殊,其根本原因不是国企职工的收入,不是行业间的工资差异,而是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社会财富。这么简明明了的事实,又被少数人给搅糊涂了。这些年来,国企职工的收入基本按照人均GDP增速在增长。而其它企业的人均收入增长远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国企和非国企间的人均收入差别,是由于非国企工资收入增长低于人均GDP的增长。所以,将中国工资收入只占GDP36%的原因放在国企职工的薪水上,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国企职工薪水能同人均GDP一同增长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它正好证实了其他行业职工的薪水偏低,证实了公有制利于解决中下层相对贫困的问题。如果真要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是要通过私有化将国企职工的薪水降下来,变成私人利润,而是要通过国企分配体制的规范化,让它成为全社会初次分配的榜样,带动其他行业的薪水上涨,让非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增长赶上人均GDP的增长。这,才是出路。
个别人却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不愿意讨论如何提高非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不愿意讨论如何解决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而专拿国企职工开刀。似乎,将国企职工普遍推入相对贫困,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就解决了,基尼系数就下来了。要证明这个假设,可能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制造大面积的相对贫困,无法解决普遍存在的相对贫困。对中下层的收入,要做加法,不能做减法;要“水涨船高”,不能搞“水落石出”。以解决贫富悬殊为借口,将国企私有化,逻辑不通。
总之,目前对国企的指责,站不住脚。当然,国企自身有许多必须改进的地方。但任何企业都有必须改进的地方,并非国企独有。
本文作者:黄树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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