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长老王没有毁坏文化——读书《老王说事》

林深数树

文化部长老王没有毁坏文化——读书《老王说事》

【林深数树】
我说谁说的这句话有理，“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我说谁的担心多余，文化部长老王没有糟蹋文化。
我这还是比较而言：改革了似乎要文化，王蒙部长；那一年什么了文化人不可靠了，姓贺的部长。——就要文化是王部长不要文化是贺部长看，王蒙没有糟蹋文化，王蒙就多一点文化。
可是王蒙要的既不是批判文化，像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中庸文化，如祖宗的行中务庸。王蒙要的是新文化（似乎不是）；王蒙要的是姓毛的文化（也似乎不是）。只是扮角诡异了，扮角滑稽了。毛要革命“奋斗无穷”；王要休战做和事佬。次是王忠诚多多；就还想高明一点点，说‘老大你又讲大话套话空话了’。
活耿现实版《红楼梦》。焦大是武骂，王蒙是文骂；焦大是粗骂，王蒙是细骂；焦大是醉骂，王蒙是高明一点骂……结果都是一嘴马粪。
王蒙扮角是曾经的文学新人；王蒙扮角是曾经的文化右派；王蒙扮角是曾经的文化部长……
这么说，王蒙有或者没有——糟蹋文化，还真未可知了。可有一点可以说，在传统的意义和文明的意义里，在人性的意义和理性的意义里，王蒙没有糟蹋也没有建设文化。他的《中国天机》，我还真的不信不读。
反正我是胡说，胡说没有不招骂的。



“老王”说事
《南方周末》专访王蒙
“如果几个派别用不同的观点在那儿谩骂，两边吵得非常凶，有一个人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态度出来，很平和地说，你们不要这么吵了，咱们坐下来谈谈。也许两边的人会同时骂你，认为你在那儿装腔作势，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这个说话建言者冒的风险，比他站在某一面谩骂不见得小，甚至于几派会一块来夹攻。我这一辈子常常品尝夹攻的这种滋味。”
王蒙说他这辈子捍卫的只有游泳和写作的权利。从1980年代起，每到夏天，王蒙都会到北戴河、烟台等地写作，他的《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我的人生哲学》、《青狐》都是在这里打的基础。
2012年7月30日和31日，年近八十的王蒙两次接受南方周末专访，谈他的新书《中国天机》。书中有王蒙对中国政治运动的回顾和反思，有对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建言。
图片:王蒙.

林深数树

“我是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发展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求证者与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问题。不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而要痛痛快快地写自己的见解。”王蒙说。
王蒙靠《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震惊文坛，是毛泽东点名保护的文学新人，在1950年代后期被打成右派，赴新疆16年劳动改造，1980年代回到北京后写就《青春万岁》，曾任中央委员、《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长。
“我曾经很欣赏咱们的一个哲学家，就是庞朴教授，他主张一分为三。在拥护与打倒之间，在歌颂与批判之间；在圣人和败类之间，在英明和昏乱之间，都应该允许有大规模的中间地带。”
王蒙自认为“能够掌握住一个在维护总体体制这样一个方针下面，很直白地发表了许多带棱带角的意见。这些诉求是建设性的，但是它也很有尖锐性”。
1950年代，王蒙阅读了中共华北局的内刊，知道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当时想，为什么这个刊物不公开发行？让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在想什么。这些年，他喜欢追忆、咀嚼、研讨中国的问题，不愿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而要痛痛快快地写自己的见解，这催生了新书《中国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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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数树

【林深数树】
关于“假大空”，王蒙也深恶痛疾。可原因呢，王蒙认为是官机制使然。可王蒙又是要官机制，不要假大空的。奇了，王蒙是赞美着这个官人，这个官话；忽然说，你不要“假大空”。
关于“文革”，王蒙是不信服不跟随决议结论的；王蒙是不主张回避文革不赞成失语文革的。可是王蒙关于“文革”的结论，是典型的文革语言了。“文革”是王蒙说的是“个人迷信”，是“某种无政府主义”，是“某种民主暴力”吗？背书不犯错，背书也不济事。
王蒙既追求“一定的政治级别”，又想要语言的写实主义、个性主义。那只能说王蒙宿命的是没有组织性原则性性的“自由主义”了。

杜绝“假大空套话”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你在书里提到的，官场上“假大空套话使政治信誉丧失”。
王蒙：我上初中时，听国民党北平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在广播里边讲话，讲话本身那个调子，那个拉长的声音就让人反感到了极点，用的都不是他的声音，是国民党官场的腔调。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叫李新（当时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跟我一讲话，我觉得他那些道理都特别新，说话都特别充满感情，充满了政治的激情。
比如说我在读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实际上是陈布雷替他起草的，那文章里头也都是呆呆板板，蒋介石最要命的是他的半文半白。你再看看毛泽东这些共产党人写的文章，多生动多活泼，用的都是自己的词。
包括苏联那些特别富有煽动力的文章，比如斯大林在二战时的讲演，我就觉得比国民党要强得多。共产党没有不敢批评的东西，孔夫子他也敢骂，蒋介石他必骂，美国、日本都骂，当然后来连苏联都骂，而且文风很开放。
现在的官话系统之强大，连儿童都受到影响，我被邀参加我70年前上的小学开学典礼，就连小学开学典礼上，从校长到教师到学生代表的讲话，一律是念稿，一律是陈词滥调。
南方周末：八股式的官话谱系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王蒙：全是枯燥，假大空、套话、空话，甚至是乏味。怎么造成的？我觉得和历次政治运动，抓说话的辫子有关。“文革”当中，容易抓别人辫子的就是说话，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怎么办呢？第一是不说话，但有时候必须说话，那我重复你的话，我要表达对领导的忠诚，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的话你没有任何独到的见解，领导对你也就比较放心。
话语也需要空间，你要允许一个人说话，允许他说有个性的话，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放开了说话。那种统一的、不准每个人发言的那种说法，它是不能够使一个好的思想、有价值的思想流传、深入人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一些话语“脱敏”？
王蒙：1950年代，由于我到了一定的政治级别，可以阅读中共华北局的内刊，知道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我当时就想，这个刊物为什么不公开发行，老百姓就知道共产党整天在想的事，克服粗暴，反对贪腐，不准侮辱少数民族，不准侮辱妇女，遇到有这种行为的人，给这个警告，给那个开除。这些事不但不应该保密，而且应该特别地公开，这才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考虑人民利益的。人民群众知道这些事，会更加拥护党的领导。
南方周末：你呼吁政府要主动，掌握话语权。
王蒙：比如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共产党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走过各种不平坦的道路，对这些历史，我们要理解它，又要从里头总结经验和教训。
再比如中国发生过一个文化大革命，这是必须面对的，既用不着没完没了地歌颂，也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它嘲笑一通或干脆骂一通就完事了。
我们要学会一种面对的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睁着眼睛看”，就是什么事不能不好看就不看了，你一时不提它可以，但它不会因为你长久不提就不存在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的领域，或者文学的领域，不提倡再写“文革”，可“文革”是一个大事，对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毛主席本人也评价，“文革”是他的事业二分之一。
因为自己不研究，话语主导权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出现一些非常古怪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文革”是毛主席利用他巨大的威望，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尝试，结果失败了。其实，“文革”是在个人迷信的前提下，它又鼓励某种无政府主义，鼓励某种以民主的形态出现的民主暴力。

谷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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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数树

     【林深数树】
　　就算是问一问：
　　可以问一问能不能“让情况了解领导”，“让百姓了解领导”？怕不行吧？
　　既然不行。领导未必要了解情况，领导未必要了解群众。
      当领导不亲睐你，你是为领导挠痒痒没有修好指甲，你是拿到个鸡毛当令箭，焉不知许多好听的就官话炒作，就是好话炒作……变作假大空了。
　   其实领导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太容易了，要让实际要让群众贴近领导就难，就领导不舒服啊。
      就说这次人大那个代表的满意度97%，你信吗？我说我们既没有真正的民意测验，也不会有贴近和实情。领导是要体面的实情；不是形容丑陋的实情。这就是领导来了整理市容的原因。哪里不如此？
　　王蒙务书，务纸上语言，务虚幻务理想态，是不切实际不近人性的。
　　
　　【原文转载】
　　“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
　　
　　南方周末：你所理解的舆论是什么？
　　
　　王蒙：在舆论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掌握正确舆论导向；但你要掌握正确的导向，你必须得了解民情，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公开基层的造假，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
　　
　　我认为造假者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封锁真实情况，不让中央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险，实际上是使我们的领导和人民实际脱离。现在中央经常提文化工作“三贴近”，我觉得这个太好了，现在问题是，不光是文化要贴近，希望我们的领导，也能够贴近人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南方周末：你主张“授权一些郑重的媒体，经常做一些民意测验”，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可能实现吗？
　　
　　王蒙：我觉得这个尝试很有必要。举例来说，这种公开的社会操作，社会政策的辩论，似乎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但往前推十几年，北京电视台曾经大搞过类似的测验，他们找了不太会有什么危险的题目。
　　
　　当时，北京市对养狗做了很多限制，电视台就“个人可不可以养狗”展开辩论，这种限制好不好、对不对，老百姓的参与度非常高。这说明公开的政策辩论，不一定都是很危险。
　　
　　比如说廉租房的问题，医疗改革问题，辩论一下也不见得危险。虽然辩论当中，会有错误的意见出现，一开始，也可能会显得很敏感非常严重，但你如果开始慢慢地做，情况就会慢慢不一样，它能够让出台的公共政策更完善。
　　

林深数树

      【林深数树】
　　这里算是我胡说：
　　我说社会矛盾累积时的“杀富济贫”不会慢；我说毛的文革“造反有理”不会慢；我说今天的“发展是硬道理”也不会慢。
　　不是慢不了；是慢了，主人，主导人，没有利益呀。是说，没有他要的利益，没有他要的最大的利益。
　　个中道理，你懂。至于历史是不是快了，历史是不是按你的阶段和节奏进行，那真是多操心思枉费口舌了。
　　更不要说王蒙在设计如何监督和约束；主事人却在设计不要监督和约束，或者说在设计做样子的监督和约束。
　　个中原因，是利益。个中道理，你懂的。
　　
　　【原文转载】
　　没想明白，宁可慢一点
　　
　　南方周末：你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中，就宣称“假如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如今仇富论再次成为社会现象。你怎么看？
　　
　　王蒙：从历史上看，仇富的口号非常有煽动性，比如说“杀富济贫”，中国的农民起义者往往认为社会秩序便利了那些优胜者，由此要扭转这种社会秩序。尤其是毛主席，他从中国历史上就是要造反，总结成四个字“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的意思是如果要想造反，必须依靠劣败者，不能依靠优胜者，当然这个劣和胜都是加引号的。优胜者往往主张社会保持适度的稳定，而劣败者希望把它折腾得越大越好，翻天覆地才好。所以所谓革命格局提出来的都是天翻地覆，叫天翻身地打滚，都是这种词。这种心态要是保留到解放以后，很容易就变成所谓仇富的心态。
　　
　　南方周末：你提到了意大利在各地设监督官的模式，你认为这对中国有什么借鉴价值？
　　
　　王蒙：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做到。一定得让行政和监督分开，两条线不能变成一条线。据我知道的，中纪委、中组部有一个巡视组，会不定期到各地巡视。我希望干脆有一个中央书记处派的巡视组，不是说哪个部门的巡视组，定期巡视。
　　
　　中纪委在国家各个部委都派驻有纪检组，可是纪检组长有时候又在这个部委兼职。比如文化部这个纪检组组长又兼任文化部副部长，你又是副部长又是党组成员，你等于接受文化部的行政领导，怎么发挥监督作用？
　　
　　所以我希望这个纪律检查能够由中央直接管起来。意大利那个模式更厉害，中央部门在地方等于有一个中央代表，对地方监督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他的办公室跟地方政府无关，地方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这个是中央自上而下派出来的，这样就多一点制约和平衡的关系。
　　
　　南方周末：你反复强调，中国改革和发展要戒急戒躁，速度太快会有问题，如果没想明白，宁可慢一点也行，怎么理解这个慢？
　　
　　王蒙：如果要是按别人的看法，包括辛亥革命都有过急、过激的地方，本来还可以缓慢一点。1949年以后更是那样，急急忙忙就要实现社会主义，后来又是大跃进，赶英超美，超越苏联，实现共产主义。
　　
　　其实要按原来的发展计划，花很长的时间搞社会主义，把长期目标分解成不同的阶段，一个个实现目标，不急于求成，没准中国的发展会更好。后来心态浮躁，急于求成，结果是损害了在群众中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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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数树

      【林深数树】
       我就想饶舌问一问，要是设“人文院士”，王蒙会是“院士”吗？
　　王蒙要是是，够格，人文领域，他有建树吗？——其实他是够的。
　　王蒙要是不是，说他不够格，那他怎么当了文化部长的呀？
　　王蒙的建议真的不错，“人文学识”是大于“科学学识”的。人文院士要，可正是王蒙们当道，哪里会有“人文院士”。不说别的，就说传统就说《三字经》和《弟子规》，王蒙真的打通了吗？传统文化、古代经典没有王蒙说的那样糟，不是无所可取。倒是什么三个面向什么，早证明内瓤不实，可我们尊敬的王蒙还炒啊，还炒炒能炒出什么来吗？我还感觉我们尊敬的部长贩卖旧货，贩卖假货呢。
　　对呀，你自己主张的打头的，要是假了，要是有不实，不是更遭人诟病被人谩骂了吗？
　　
　　【原文转载】
　　为什么没有人文院士
　　
　　南方周末：你是政协委员，提过很多提案，也当过文化部长，主持工作，你切身感受如何？
　　
　　王蒙：道理上对的事情，做起来往往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举一个例子，我在文化部的时候就提过，国家对文化事业要有一个荣誉称号的体系，还有一个褒奖的体系。荣誉称号的体系指的是，“人民艺术家”或者“人文院士”，前苏联过去还有“功勋艺术家”，“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体系，相当于科学家里头的院士。
　　
　　再一个应该有一个褒奖体系，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奖励这些文化上有独特贡献的人。比如说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是由天皇发的。
　　
　　台湾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相当于咱们的科协。原来胡适活着的时候是院长。英国有一个皇家学会的评价体系。法国有一个法兰西院士。各国情况不一样，但基本上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类似的评价体系。
　　
　　如果从我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算起，已经26年了，中共十七大报告里也讲过，要建立这个褒奖体系和荣誉称号体系，2011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里又有这个内容，但是这个体系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南方周末：为什么非常困难？
　　
　　王蒙：据我所知，设立这个体系，要报到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部门，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又要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这样一来，文化的褒奖体系得猴年马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行。
　　
　　南方周末：你对传统文化复兴热这种趋势忧心忡忡，为什么？
　　
　　王蒙：这等于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进步都给取消了。《三字经》和《弟子规》里有一些非现代的东西，只讲尊敬长上，把你培养成特别听话的人，但是它不讲青少年有什么权利，没有讲长上对青少年的要求应该有所尊重。我最反对《三字经》里的“勤有功、戏无益”，就是你不可以玩，你只有勤劳才行，如果玩了一点好处都没有了，这剥夺了青少年的乐趣和创造性。
　　
　　再比如说《弟子规》里甚至于讲到，如果长上对你不满意，即使是打了你，骂了你，你只能够服从不能够反抗，这些东西太“前现代”了，二十四孝的倒退就更不用说。
　　
　　鲁迅当年痛心疾首，什么为了孝顺母亲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什么用自己的肉去喂蚊子，免得咬父母，这种荒唐残酷的观点，现在居然被宣扬，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所以我有机会就讲邓小平的那三句话：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当初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这三句话，弄不好我们会走回头路。

林深数树

       【林深数树】
　　这里我要恭维，我要先恭维，王蒙就是文化人，就是文化明白人，怎么也不算日哄，怎么也不会说话现丑露穷。
　　他记住了文化部长不能糟蹋文化；他知道文化就是娱乐百姓；他遗憾的是一次可能是最好的演出被他黄掉了。
　　可是他曾经说现而今是文化是文学的最好时期，曾经的王部长是开玩笑了。或者是开涮文革开涮延安讲话了……可他那是开玩笑，是开涮了吗？

　　【原文转载】王蒙的遗憾

　　王蒙做过3年零5个月的文化部部长。
　　接任之初，，一位老干部提醒他，“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王蒙一直记着这句话。
　　在部长任期上，王蒙开放了社会歌舞厅，歌舞厅从此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对外合法营业了。
　　“在我上任前的三四个月，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我上任几个月后，就把它改过来了，这件事情是得到老百姓欢迎的。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是如何管理好。”
　　王蒙回忆说，当时公安部门反对，说有些流氓地痞的活动往歌舞厅里走。王蒙的意见是，欢迎警察到歌舞厅蹲点。“任何地方都可能有坏人，如果由于怕有坏人就不给老百姓搞文化娱乐消费，这是很可笑的。”
　　也在他的任上，开始了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的设想；以礼仪小姐的名义开放了选美比赛；国家“养”作家的专业制度设想出台；终身制专业作家编制被冻结，短时间签约作家制政策出台；提高作品稿费标准，设立文学创作基金，取代“发工资”制度。
　　如今，王蒙惟一遗憾的是，当年自己胆子小，日本一家剧团导演千田是野，想在中国演出英国经典剧《猫》的日本版本。负责演出的审查官员不敢同意，球踢到了王蒙那里。王蒙看了不敢拍板，“原因是此剧给人以一种群魔乱舞的感觉”，不敢批准他们到中国演出。
　　【原文转载】（今天）文艺的处境是新中国以来最好的
　　南方周末：你说，1979年以后对新中国文艺来说，是最好的时期，这句话是基于什么基础上的表达？
　　王蒙：目前，中国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先生提出来的。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灾荒、内战、暴政、造反、民族争斗太多了，像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作家写小说，虽然它也有各种的问题，这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至于说最好的时期是否有最好的文艺作品，这是说不清楚的，中国最好的小说是《红楼梦》，《红楼梦》写得好，也不能说清朝是文学最好的时期。
　　我觉得没有必要作过度解读，我没有说过现在文学作品最好，更没有说现在没有问题了，只是说环境比以往要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中国几次大的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政策，对中国文艺造成的影响？
　　王蒙：不久前，《文艺研究》杂志上和《文艺报》刊登了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演讲，谈到文艺和时代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讲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讲到了文艺与革命、作家与革命的相互选择，还讲到了对于延安艺术讲话也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收在中央《文献汇编》里。我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里，把作品分为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两个标准，认为艺术性越好，它就越反动，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文艺政策有重大改变，不再提为工农兵服务，而是提为人民服务，不再提为政治服务，而是提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形势已经有一些不同了，原来的某些提法其实是有商榷余地的。
　　南方周末：今天，党的文艺政策，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王蒙：现在，一般的文艺工作者跟政治的直接撞击越来越少，文艺的面越来越宽泛了，现在的领导层，对文艺里政治上的要求并不明显，不像以前，动不动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直接服务于政治。
　　2012年4月伦敦书籍博览会，中国是主宾国，我看到去的作家，除了像铁凝、徐坤、迟子建、莫言这些人以外，也还有一批年轻的网络作家，什么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都去了，政府也非常追求中国作家的广泛性，几乎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写小说写诗歌写戏的人仍然不少，但与强势的电视、互联网相比，文学起的作用很小，电视里起作用大的是赵本山，所谓小品和一些表演。
　　影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电视和电脑屏幕的娱乐性非常强，娱乐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前一阵到处都是谍战片，但这里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这么多谍战片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安全部门为了多培养特工，这些谍战片的出现完全

林深数树

       【林深数树】
　　这是最好的评价伦敦奥运会。没有把自己的说得天花乱坠，没有把人家的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
　　可是他说借开幕式，来展示民族历史，这是自中国始。我看不对。澳大利亚的开幕式不是就有了吗？不是展示了西人来临，外来、本土融合的吗？朋友是不知了还是健忘了呢？
      但王蒙批评我们中国风的恶浊，让球什么的恶浊，一定让主事的不高兴了。
      这样看王蒙到“南方周末”说话，是找对地方了。

　　【原文转载】奥运会开幕式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王蒙：我发现，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对伦敦这个开幕式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它里面出现英国历史、莎士比亚、工业革命、多少个大烟筒在那里冒烟，我过去看别的国家开幕式很少有这个，就是把本国家、本民族这个历史在开幕式集体演出要表现一番，我觉得它这个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美学，开幕式是张艺谋的，导演起决定性作用，艺术家和表演者都跟道具一样。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里，个体的艺术家、表演者，比如说弹钢琴的、唱歌的，这些人起决定性作用。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是可以互相欣赏的。
　　南方周末：北京奥运咱们金牌第一，拿到第一以后，咱们应该有平常心了吧。
　　王蒙：对，这个话我很赞成，中国得一次世界第一，积累、憋着一股子气已经出来了，可以用一种更文明的更友好的态度，对待奥运会了。
　　在伦敦的奥运会上，罗格的讲话说，体育道德比奖牌更重要，他这个话很像中国人的思路。
　　南方周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王蒙：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是一个错误的话，问题是做得太恶心了，什么让球之类的，那不行。咱们的运动员的表现，这次我也觉得是所有的比赛当中最好的一次。他们比较轻松，得胜了以后非常的愉快，很开心地在那里笑。过去，我们每一个胜利者都是在那里大哭，让人感觉到，我们运动员的压力太大。
　　我尤其很感动，易思玲得了首金以后，我们的解说员说她怎么好，同时她也赶上好运气。我觉得这个说法就特别的平易近人，和雅典奥运会的那个金牌完全相反。雅典那次美国人最后一枪打到别人靶上去了，中央台记者问冠军：你这个胜利是不是也有运气的成分？可那个运动员很紧张，非常严肃地说：没有，我靠的是我的努力。
　　另外，我发现这次所有得奖的人，不管是胜还是负，都和对手有拥抱，有贴脸，和对手表达一种友好，这说明中国的体育文明也在迅速前进。
　　南方周末：中国经济规模第二，就有人说“中国世纪”来了。
　　王蒙：太牛了不好，要有自信，不要小气。我们应该成为越来越成熟的国家，不会为了一句话我们就牛气冲天。也不会为了一句话就全国共讨之，包括网络上，一个人说了一句不合适的话，然后全国批判，人肉搜索，语言暴力，然后紧接着这个人，就被清除出什么队伍，我特别不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意气用事的国家。包括网络里面很爱用的卖国、汉奸这些词，动不动就用一种煽情、谩骂的态度，用一种和别人拼命所谓血性的态度，这不应该是我们提倡的。
　　2008年奥运会以前，我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举了很多例子，一个不要随便政治化，比如中国女排的胜利就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国男足一败涂地就是中华民族的一败涂地。另外一个，我说你胜利了就胜了，不要牵扯到肤色和洲际，什么黄种人也能跑得快，这什么话呀，在欧洲是要被起诉的。

林深数树

【网友回复】
重金属乐队：导致王蒙不当文化部长的  是在反自由化期间发表的那篇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   我不知道网上还能搜到不。
哥特有猜：读书时听说过《坚硬的稀饭.》。剧情简介
一家人吃早饭，吃腻了稀饭。有人提议换口味。换来换去，还是老人说了算，吃稀饭。
讽刺老人政治，得罪了矮凳儿吧！

【追究实情】
还是当时要煞，要狠煞文化思想的自由化风气。
特殊环境啦。大家知道的。与具体作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