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晓军 于 2012-9-10 22:13 编辑
别梦依稀忆老师 翻检旧物，发现有一堆红红绿绿的证书静静躺了一个抽屉。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本证书就是我的一段或长或短的过往，都记录着我曾经的人生故事。就说我拿在手上这红色塑料封皮的小本本吧，上面压制的文字清晰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学习毕业证书”，打开来，上面详细记录着我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段学习生活，有时间有地点有学习内容有学习成绩。随着我将证书一页一页翻开，许多往事在脑海一段一段泛过，许多面孔在眼前过起了“电影”。 那是进入人们常说的新时期后，全军上下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掀起一个学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但是苦于部队指战员大都文化底子薄、基础差，一时无法接受高层次的科技知识的学习和对新技术的掌握，所以为了尽快提高部队干部文化素质，从上到下不惜抽出大批干部脱产学习，补习文化基础。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了！以我所在的北京卫戍区为例，各师都在师教导大队办起了初中文化班，人数大约在两百人左右，主要对象为档案中记载只具备小学文化程度，在领导眼里还有点发展前途的干部。卫戍区则在直属的教导大队办起了高中文化班。时间为一年，课程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共四门课。其中语文只规定学习内容，不授课，以自学为主，最后直接考试。其他三门课则请求地方支援，聘请地方的退休老师授课。 我的档案里记载的学历是小学毕业，所以被安排在师教导大队。战友们曾戏说我有先见之明，因为在那之前我利用了长达两年多的课余时间，自学了差不多初中数、理、化的全部课程。初到教导队，我成了一名“特殊”学员，特许我可以不去课堂上课。我本想利用这个机会学点别的，或者自学高中课程，但每次下课后我周围总是围满了要求解答疑难的战友，我几乎成了一名辅导员，弄得很是为难。说起这事，我还得感谢当时负责领导工作的师政治部宣传科那位姓赵的科长，虽然过去并未打过交道，后来才知他是1968年入伍的，河北安国人，很是厚道务实。在他了解我的情况并知道我的想法后，主动提出由他到卫戍区教导大队去联系，让我到那边去旁听高中课程。我原来并不知道，卫戍区教导大队与我们师教导大队同在一个营房，都设在当时叫做通县徐辛庄公社境内。听了他的提议我当然是求之不得。赵科长很快帮我联系好了，说那边根据学员的实际，已分为快、中、慢三个班，按部队编制叫三个中队，叫我过去随便选择一个班去旁听就行了。三个班我分别去听了几节课后，我决定选择中班，那里的讲课方式和进度正适合我。最让我满意的是这个班教数学的那位靳老师，其授课方法深入浅出，根据我们这批学员特点，抓住重点触类旁通，启发学员跟着他的思路去思索，讲课风格真可称得上艺术的了。从此以后，每天提着书包从师教导大队出发，往卫戍区教导大队课堂赶，象模象样地开始了我的旁听生活。因为管理关系不在卫戍区这边，除了旁听，一切都与我无关，坐在最后面，老实地听讲。老师也不给我批改作业，也不参与班里任何活动。老师提问也没我的份。好在邻坐的是一位山西籍的大胡子老兵，他是最早与我交往的，混熟后知道他是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那时应该是正团职吧，姓杨，名刚，他倒是很喜欢与我交流讨论。这种旁听生活坚持到那年的九月份，初中班的学习期满了。而高中班还有近四个月的课程呢。怎么办？还是那位赵科长，他早替我安排好了，一是将我的情况向我所在的团政治处进行了说明，二是与卫戍区教导大队取得联系，将我的关系正式转到卫戍区教导大队来。我这个“插班生”被“扶正”，这位赵科长功不可没。有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可以想见那时的我对这位非亲非故的机关领导是如何满怀感激之情的了。 后来的四个月，我才真正成了这个班级的一员，学习生活用品等，都正式列入这个集体之中。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与其他战友一样，在课堂上向老师提问，可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并可以得到老师的批改了。那时使用的教材是二年制高中课本，两年的课程，要我们一年完成，怎样学，怎样教，时时都在考验着教师与学员。因为参加学习的都是团职以下的有点发展前途的干部，学习的积极性令老师都是很受感动的，年岁大的不下四十岁了，年轻的也在三十岁上下，但在课堂上都自觉以学生身份坐在坐位上，没有一个瞎混的，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的学习热情真的是恰如其分。所以那老师也教得非常认真，合理安排课程，既保证知识的循序渐进和知识的连贯性，又要保证规定的课时不突破总体安排。我最佩服的还是教数学的这位有着数十年教学经验的靳老师，每节课他都经过认真地准备，讲授用多长时间，留多少时间课堂消化，他都做到井井有条。因为我对数学的兴趣很浓，稍有疑问的东西我都在课后向老师请教，有一次还歪打正着，纠正了老师在讲课中出现的一个小小错误。这位谦虚的老师马上在全班予以纠正，用他的话说叫“不让谬种流传”。最后老师见我对数学饶有兴趣，鼓励我再往下学点高等数学的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也就够在工作中的应用了。殊不知，我学完后回到部队除了有些知识在学习和讲授射击原理中用到过以外，如今已将所学的东西几乎全部还给老师了，这也许是他没有想到的吧。 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文化知识虽然大都还给了他，但他身上留下的作为一名老教师的师德却让人难以忘怀。比如他的学而不厌。他是教数学的，但他的英文水平相当了得，当时全英文出版的《中国日报》刚刚发行，他订有一份，教学之余，一面浏览国际国内大事，一面继续加强外语学习。比如他的诲人不倦，他教授知识不是为完成任务而来，而是只要你想学，他总是百问不烦，耐心讲解，直到你理解接受为止。他工作的认真严谨最让我们敬佩，他说做人做事就要像我们所做的这门学问一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有任何的含糊。记得他在演示推导一个数学定理时，借题发挥，说某个定论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要靠我们一步又一步合乎逻辑的推导，而不能靠你强势硬定。他不无调侃地说，有首歌唱的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中没什么别的歌词，就是不停地重复“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他说这就叫“不讲理”！你说就是好，为什么好，你总要讲出好的理由吧？光喊好行吗？他说，作为搞数学的，听了这样“不讲理”的就不舒服，无论好坏，不管你作什么定论，必须要有证明过程。这就是他的做人做事的严谨处。他处事为人的动人之处，在临近毕业时他的离别“演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天，按规定的时间，各科考试结束了，他为自己留了几分钟时间，非常动情地讲了与我们相处一年的时光，对我们这些特殊的学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很谦虚地讲了教学中的遗憾，都是言简意赅的，我们听得鸦雀无声。最后他说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一别也许很难再能见面，如果大家有事去找，他是乐意接待的。尽管各位回去后会担当一方重任，以后也许还会前途无量，但是，请大家放心，我不会去打扰大家的。不管怎样，你们能在今后的岁月中记得与我相处过一段时间，渡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我就很感谢各位了。说完他转过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北京市西城区锣鼓巷靳茂生”一行苍劲有力的粉笔字。写完后，转身面向我们深深弯下身子鞠了一躬，抬起头，走下讲台。我们全体学员这才醒悟过来，这就是分别的时刻到了啊！大家不等值班员喊口令，齐刷刷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以满含热泪的泪眼，目送眼中沁满泪花的老师离去。 正如老师所说，分别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令人景仰的老师，但这泪别时的情景却让我记忆犹新！ 2012年9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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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2-9-16 13: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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