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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办老师(张才富)
. 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也经历过不少事情。高中毕业后,先是在生产队放两头水牛;接着是当记工员;再是到社办企业轮砖上拉土、装窑、出窑;后推荐上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完后担任大队农业技术员、又“升官”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在沔阳机校学习一年,分到了镇机站当拖拉机手,因车撞死人被开除;那时,初中下放到大队办,我站在讲台上当了老师,选择了这一“稳当事”,一教就是十几年;改革开放我当了教育战线上的“逃兵”,在乡镇企业跑“采购”、住“汉办”,两脚走遍“天涯海角”;最后是个体户……..虽然这些都已成往事,但是当年自己曾经为“教书匠”的经历,却让我至今不忘。 说起自己在镇机站当拖拉机手,撞死人被开除的事是这样的:当时我开的是襄阳牌“东40”方向盘拖拉机,那时正逢我们镇搞撤区并社成立镇,单位起房子多。机站规定:跑一趟侏儒山拉石灰补助4毛;跑一趟仙桃拉砖补助2毛。早晨我起早床跑了一趟侏儒,下午二、三点钟就回到了机站,为了2毛钱补助,我又领取了拉砖的路单,准备摸黑再跑一趟仙桃杜柳砖瓦厂。 那天确实是起来早了,运气不好。空车开到袁家口,就发现车胎没有气了,拉砖不比拉别的货,得充气。车开到现在的花源酒店门前的桥南头,有一火补充气的,就找师傅给充气。在我充气的时候,正是人们下班高峰,车厢里扒满了搭便车的人,其中还有穿“靠膀裤”的知识青年,谁撵得下来?这些人当然知道我的车是到杜柳砖瓦厂的。 扒车,都是到自己的地点后,扒着车厢的后墙板仰跳下来的。其中有一位女同志,看到知识青年跳下车,她也跳,并没有叫我停车让她下来。别人是在后面跳,她却在前面车头和车厢的接合部位往下跳。当她跳下,行进的拖拉机的车厢挂掉了她的半边脸庞,人的殿部过了车厢的前后车轮,当场死去……… 救死扶伤呀!其他人都下了车,我抱起血淋淋的她,放在车厢里,路边的一位好心的老人主动上车抱起,把她放在腿上,叫我赶紧地开车到人民医院。车到了门卫要登记,门卫房的人一看死者,说她是当时人民医院一职工的女儿,救人要紧,他们抱起死者,直奔急诊室。我怕挨揍,丢下车跑了!跑到了沔阳县广播站打电话叫机站来人处理事故,那时交管部门没有像今天的报警常用电话。 后来才知道死者是县服装厂职工,前不久拿的《结婚证》。事故的处理结果是她扒车、跳车所致,好在有知识青年作证,机站只是开除了我,法律也没有判我的徒刑。这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至今还记得姑娘死之前手里拿着的一把缝纫剪,一个布包,还有那飘逸乌黑的长头发……. 那年冬季,我在沙湖水利工地,老老实实地挑土。在父亲的一位分管镇教育的老战友的帮助下,我成为一名受人尊敬和羡慕的民办老师。交通事故“埋了我的头”,有些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走上讲台不久的我,听到这些以后,无言以对。只好用认真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只有让学生学习成绩提高了,学生家长满意了,这才是我最大的追求,其他闲言碎语,对我来说只当作耳边风。 那时农村学校每年除了星期天、寒暑假外,还要放忙假,放假时老师一般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但每个寒暑假期都要办学习班,内容就是政治学习。在12年教龄中,因为学生考试很争气,我多次被评为先进,自己也顺利的通过了中师函教学习毕业。 冬天晚上,我给学生安排上两节晚自习课。煤油灯都是学生们自己做的,他们用废弃的瓶子,用剪刀在铁盖上剜出一个小圆洞,再把一根灯芯放进去,倒进煤油。教室里,似一只只忽闪着亮光的萤火虫,在课桌上摆放着,一直闪烁到晚自习结束。有时候,风一刮,所有的灯都被风吹灭了。女生们总喜欢惊叫,男生喜欢跟着起哄,大吵大闹,教室里乱成一锅粥。但很快就有“嚓嚓嚓”的点火柴的声音,不一会儿,煤油灯慢慢亮了起来,教室里又恢复了平静。 那时煤油凭计划供应,学生用的灯多为柴油,教室里就弥漫着刺鼻的燃油味,每个学生的脸上都被熏上了一层淡淡的黑色,用手一抹就成了大花脸。遇到刮大风,教室的窗子是紧闭着,教室里的气味更是不言而喻了。但昏暗的油灯却像星星一般,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理想之火,照亮了学生们远航的方向。 那时的民办老师都是拿工分,除了每天有固定的工分外,从1973年开始,上级政府对每位民办教师每月补助6元钱,是班主任每月补助7元。虽然补贴的钱不多,我每月有这7元钱,可为家庭买来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这样我家的日子就比其他村民要好得多了。 民办教师实行“三集中”,每周至少要代20多节课,教师们都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兢兢业业讲解辅导,认认真真备好教案,仔仔细细批改作业;家长们都非常热情,也有丢一二包“游泳”牌香烟给老师的,总是真心实意地对老师说:“他不听话您就给我打”;老师在上课时,学生们进教室,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敬礼喊“报告”。家长和学生那种尊师程度至今都让我感动。 更让我伤感的是,那些年在家时,我教过的学生,从外面回来,有的还到我家里看我。当时已经不是老师的我,也失去了做这些学生老师的资格,但我知道,自己在当民办老师的时候,给这些学生们的心里可能留有一个好印象。 记得我的二儿子出生那年,我在离家五六里地点村小学任教,那天早晨,上课铃声响过之后,我走进教室刚要打开课本时,弟弟骑自行车来到学校,气喘吁吁地站在教室外面喊我,说嫂子“发动”(生小孩前)了,让我赶快回去!我硬是上完那节课后,搭弟弟自行车回到家,进门看到老婆己经生了。我惭愧!由于是“土催生婆”接生的,她产后感染,头疼高烧了二个多星期,现在还经常喊脑壳疼。从而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再后来,我却因为生计所迫,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往事如烟,虽然离开讲台已经几十年了,每年的教师节来临,心里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因为我也曾经是一名民办教师。“老师”这个难忘的称谓,使我一生的保持着一个乡下人纯朴善良的本性,很少袒胸露背,很少言语粗俗。 随着新中国诞生的脚步,民办教师走过了风雨50年。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倾注了最无私的奉献。是他们,用自己枯瘦的脊梁支撑起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大厦。如今,随着20世纪全国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工作的实施,“民办教师”将成为历史名词。这群平凡而高尚的人啊,我们不该忘记他们,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2012教师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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