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贵族的礼乐精神

悠远

我从叶家山曾侯的众多礼器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因此想到我们今天对礼仪的淡忘，觉得海外华人和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对礼的保存比我们自觉。1993年，中国首届炎帝神农节时，我作为专业文化工作者向来宾介绍炎帝神农文化。那天，我精心调挑了一件“梦特娇”的体恤衫，走进会场，我看到所有来宾都穿着正装。当时天很热，来宾的大汗淋漓，湿透衣背，但没有一个人解领带。这时，我才知道礼和敬必须有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我当时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这件事不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礼和敬，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家的礼延伸到族时，族就存在了，再扩大延伸，就有了国家。周礼就因为曾侯言行举止被随州的民众认同并接受，因为任何普通平凡的人，都崇拜文雅高贵，有向往就会学习，深入人心就会践行。今天讲文化建设，其实就是讲人心建设，要让民众看到、相信、接受，并逐步参入产生记忆，有了记忆就会有情怀。他就跟随、拥护这个高贵的集团走向一种伟大崇高的境界。随州是中国南北的一条通道，姬姓曾侯能让西周文化在这里深入人心，就必然影响广大的荆楚蛮荒之地。《礼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就是说天笼罩大地，哺育万物，这是人类生命之源。人类要和天地共存，就要顺应天道。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真正灭绝于种族屠杀的民族并不多，而因为文化消亡带来的民族消失却不胜枚举。
因为工作原因，能多次接触叶家山曾侯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亲手摩挲，虽在地下几千年，但仍然有一种热热的温度，感到了它曾经温暖过人类世界，今天它出土依然可以让世界文明有滚烫的温度。想到全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女士的话：“3000多年前，随州有这么精美的青铜礼器，什么也不要说了。这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这个时候，人类世界到处都是一片蛮荒，只有很少的几处有那么些微微的亮光。看一看随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充满了骄傲和自信。”
历史文献中，虽没有曾侯的记载，但有几处随侯的记载。印证了礼乐文化在这片土地已经深深扎根，而且枝繁叶茂。《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乃盟而还。”这段历史出了中国信史中的第一位叫季梁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他的精神品格孕育了后世的诸子百家，他们构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国文化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才有浩浩荡荡的万千气象。
《史记•楚世家》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它说“楚伐随。”我觉得这样的史观是不符合礼乐精神的。历史是由历史真相和历史观构成的，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正确的史观。细节的真实可靠，不加任何描述，齐太史“崔杼弑庄公”五个字就叙述了历史真相，也蕴含着正确的历史观，这个“弑”字就是以下犯上，是臣杀君、子杀父母。《史记》的这个“伐”字就说明了楚挑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楚武王刚刚完成了氏族制度向国家机关的转化，就渴望政治地位的变化发动了侵随的战争。就好像今天的一些人口袋里装了几个钱，就觉得天下就应该有自己的一份。《史记》虽然有这个字的瑕疵，也难掩作为经典的不朽。但台湾的教科书编撰者把日本殖民台湾的时代称为“日治”时代，这个“治”就具有合法性，就是对治理者的认同和尊重，这种史观就是对民族身份的背叛。这个字的运用就是有点别有用心了。
另一处就是《左传•定公四年》，随侯用一城的安危，来践行先祖对楚王的盟约。这是昭王奔随的故事，伍子胥为报家仇率吴军围住了随城喊话：“周王姬姓封在汉水之东的诸侯，楚国全都灭了他们。现在上天垂示天意，惩罚楚国，楚的国君却被随侯藏匿起来。随侯是周的子孙，你要报答周王的恩惠，替那些被灭亡的姬姓诸侯小国复仇，这是天的旨意。如果您交出了楚昭王，汉水以东的土地，您就可以享用。”
以相当优厚的条件来引诱，随侯不仅不为利益所动，而且还以一城的安危为代价，站在城头，对气势汹汹的吴军说，随国虽小，但我有姬姓周王高贵的血统。我与楚国世代都有盟约。这个盟约我们从没有改过。今天楚有危难，我们就抛弃他，我怎么代表周天子教化天下。
季梁“民为神主”的思想，是西周“敬天保民”思想的延续。敬天就是敬民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政治要“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这就是说国家要生存，必须致力农时、修明教化，亲近自己的族人，利用血缘关系，巩固国家的政治。这样，国家就和睦，民众就安居乐业，民富国就强。他的这些治国思想不仅为随国的生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为后世的儒家治国输送了滋润和濡养。“亲兄弟之国”是随国能在强秦雄楚的夹缝中生存的重要政策。汉水之东有大量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这些小国为了生存朝秦暮楚，但随国对他们一概采用友好的策略。关于这个问题，历史文献少有记载，但考古发现却证明“亲兄弟之国”乃随国的基本国策，随国周边小国出土的随国聘塍的青铜重器。显然，这不是随灭他国的证据，而是随“亲兄弟之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昭王奔随”随侯不因小利迷惑，信守200年定下的盟约，这种重诺守信的行为是曾侯贵族人格品质的具体体现，这才是这个贵族能长寿的重要的文化基因。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让人类世界震惊、惊讶，很多人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改变了这个世界对古代中国音乐的认识。它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因为轻轻地撞击它，它的声音就是天籁，让一个民族为之动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国势衰微，列强入侵，智者思考，把这种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对其进行了百年的讨伐，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思索，却不尽然。好比文弱书生被人打了，就不该去读书。觉得应该去练武艺，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强人。显然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只有身和心的强健，才是真正的高贵。
擂鼓墩二号墓中的“九鼎八簋”，显然是一种僭越。僭越是失礼，是下级使用了上级才能使用的礼，乱了尊卑长幼秩序。礼坏乐崩，周公创立的规矩被破坏了，失礼的行为越来越多，直接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民无所错手足” （《论语• 子路》）。孔子认为季氏享用八佾“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其实这是价值观出了问题，认为自己有力量，就应该和长房的子孙平起平坐。西周分封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的嫡长子是第二代的天子，是为大宗。其母弟及庶兄弟只能为诸侯，是为小宗，亦称别宗。很多人以为辈分长就是族中的权威，其实这是没弄懂宗法制度。这是一种嫡长子继承法。祭祀只能是长子长孙担任主祭，因为只有他才是告慰先祖最合适的人选，他往那里一站，就表示祖先创立的基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种嫡长制避免了王室贵族的争论，抑止了兄弟的争执，为贵族的团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礼乐精神的丧失，其实就离亡国不远了。因为这个人的高贵灵魂已经死去，他虽然活着，最多也是行尸走肉。公元前290年前后，高贵的姬姓随侯就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这个世界没有万世一贯的民族文化，优秀的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营养、历久弥新，持续地影响民族的精神面貌。令人惭愧的是民族文化的礼乐精神在悄然流逝。交往中语言优雅、举止高贵的人日渐稀少。人生中最重要的婚礼，也开始失去民族特性。圣诞节、情人节被青年人所喜爱，因为他们不知道本民族还有比更这些高贵的礼乐文化。青年是这个民族的主体，他们有什么样的灵魂，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品质和质量。随着曾侯贵族的青铜礼器越来越多地在随州出土，这个贵族兴衰的规律中，我们就会体味出，这个贵族长寿的文化基因就是他的礼乐精神。

2012年10月

悠远

长寿贵族的礼乐精神

包毅国

叶家山曾侯墓群的发现，我们知道了曾侯谏应该是曾侯乙的先祖。虽然文物中没有发现带姬姓的文字，但中国的先秦史学者认定安州六器的曾侯为姬曾，这与昭王南征青铜器诸多铭文形成对应关系，也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战国早期的曾侯遗物构成完整的器物链条。

叶家山曾侯谏为西周成康年间，这时是公元前1042年——1021年，到擂鼓墩曾侯乙，准确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我们从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墓葬规模可以知道，这时的曾侯贵族还是处于兴旺发达时期，学界认为曾随就是一体，文献中随从文献中消失应当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这就是说，曾侯贵族在随州这片土地上存在了700年。我们知道，西周初期到战国末期的700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中国真正意义的大一统就发生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格局变化、社会结构重组的时代。是什么因素让一个贵族在这个时代能有这么长的生命活力？文献中关于这个贵族的记载很少，虽有一些地下文物面世，但可供剖析的信息也极其有限，然而，寻找这个贵族长寿的文化基因，对于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不是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就是贵族，只有灵魂的高贵才能称之为贵族。人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需要有物质的保障，但比物质生活更高的是精神生活。人的贵贱不在物质的丰富，而在精神的伟大和渺小，优秀与平庸。周人知道精神的高贵是不能够通过血缘传递的，必须用力越来培育。西周立国后就以礼乐治国。周人认为，国家的兴荣枯衰是与礼乐的好坏相对应的。对于社会的成员来讲，从小就应受到礼乐的教育，参加社会事务后，执礼必须举乐，事事都要在礼乐的规范下进行。因为音乐是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所以朝廷有庞大的音乐教育机构，教育对象分别是具备高贵血统的世子、胄子、学士、君子、贤人。未来政务承担者必须在这里接受教育，掌握道义理想、治国之术、礼乐诗书。正是由于音乐在周人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理解音乐在中国文化中有那么显赫的份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李学勤先生认为不认识古代的音乐思想，就不能对“音乐在古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

礼乐政治的重要支撑就是分封制，用血缘关系来支撑西周王朝。叶家山的曾侯墓群具有显著的周文化特征。墓群的葬制，口小底大、墓坑陡直，随葬以礼器居多，说明墓主骨子里是信奉西周文化的礼乐精神。这充分说明，一个刚刚诞生的西周姬姓王朝，成功地掌控了中国南方地区，并用自己的礼乐思想影响了中国文明。

叶家山墓葬中许多青铜器细节上又与中原青铜器明显不同，这表明墓主应该受随州本地文化的影响很深。一号墓主的青铜器铭文有“癸”字，周人少有用日名的习惯，研究者们所公认：周文化是在商文化（尤其是其青铜器文化）等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墓主可能在西周立国之前就来到随州所以受商文化的影响较大。这就为《诗经·小雅·北山》中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做出了实际证明。表明周王室对中国南方真实有效地控制已到达随州，并通过随国之曾侯对长江、汉水流域的荆楚地区进行教化，为进一步的掌控奠定基础。墓中的器物有太多的细节说明，这些器物就是在本地生产。那么，我们可以以此判断，这时的曾国具有巨大的经济生产能力，而且，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随州地域文化。

其实随州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随州的地域文化就有一种本源性特征。所谓本源性就是一种本质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变异的。礼乐文化的核心就是敬。随州这片土地蕴藏着深厚稳定文化基因，这就是对权威的认同和敬重。对权威的承认并遵从的文化基因萌发于稻作农耕。因为稻田的开垦、堰塘的修建，需要众多的人群聚集。聚集是文明发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元素。聚集需要权威，权威的产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多吃点亏，让别人多沾点光。你吃的亏越大，感召力就越强，聚集能力就越大。随州的土话有两个字“揽憨”，就是这种做法的准确表达，这其实就是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

当然，这个世界还有人会以为力量就是一切。这是生物链高端的猴王聚集理论，但这种方法聚集的能量十分有限。就像孩子很小的时候，没有多少力气，就会信服力气，成长之后，积累了人生的经验、智慧、道德，就会对人生和社会有自己的看法，就知道真正的强大是有实力支撑的道德。

稻作农耕生产必须就是让很多的人聚在一起，而且是长时间的紧密聚集，因为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有时需要几代人。这种聚集是从家、家族、再到民族，服从整体、奉献整体。这种对权威的尊重起源于家，家长在家里受到尊重。这种尊重是需要载体和形式的。比方，早晨起床，需要去给父母请安，家长不动筷子，一家人是不能端碗的，晚上是需要儿子去给父母暖被窝的。人在各自的特定的环境里形成各自的习惯，这种生活习惯转化为礼需要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这就是以文化人。西周时期完成了这种从俗到礼是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这才是中华文明的底蕴，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站到更高处来看中国之心，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曾侯来到随州显然不仅仅是攫取财富，更重要的是实现西周王权对整个南方的影响，进而进行实质性的掌控。天地间最合理的秩序就是礼，天地间的最美好的声音就是乐。用礼乐来传播西周的文化是最智慧的选择。今天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曾侯用怎样隆重的礼仪来展现自己的高贵，但我们通过叶家山的葬制礼器的组合方式，可以看出遵从的是西周的礼器制度。古人说：“藏礼于器”就是这个道理。礼器就是行礼所用的器具，没有器物礼无法表达，礼器怎样组合，何种礼器在什么样的场合行什么样的礼，体现着尊卑的不同。比如，甒为君之尊，而罍就是臣所用，不能混同。贵族传统的礼仪是一丝不苟的。许多人觉得礼仪多繁琐，叫人不自在啊。你真的这样想，你就把自己的格降底了，降为庶人。“礼不下庶人。” 礼仪需要成本，所以，庶人对许多礼仪都没有条件与资格去执行。

但不是说有了钱财就可以执行礼仪，因为他首先必须懂得礼仪。就像我们随州有个老板在迪拜8万块钱住一晚，眼睛都不眨一下。内心贫乏的人精神世界不一定很丰富。因为他不知道这里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他更不知道阿拉伯半岛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他不知道就感觉不到文化的美妙、也就享受不了，最多是肉体快活一下。没有文化能力体味文化的精妙，就不会有精神参与，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愉悦欢快。那么他到了这种文化厚重的地方，最多是到红灯区或者疯狂购物。所谓无知者无畏，就好比说，随州文化的深厚，因为不知道，就敢指手画脚。这实际上是教育的缺失。随州的学校，什么时候讲授过随州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自己摧毁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礼仪。连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只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到了“吃人”两个字。礼仪确实有缺失，但无论有多少缺失，它都是文明的表现；就如文明无论有多少弊端，也要比野蛮好。

礼乐精神的基础就是感恩和敬畏。父母不动筷子，自己不端碗，就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来源于他们。无视他们的存在，与禽兽何异？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最重要标志。有人说：文化的核心是爱。但这种爱用礼来表达时，才是文化，才是高贵。比方，动物也有爱，但动物不会选择唯一的配偶，也不会为爱自己的配偶去举行婚礼，甚至还会父子聚麀。然而唯有人类把自己对配偶的爱转化为敬，不厌其烦地去操办一道又一道的礼仪程序，只有这样才是对配偶的尊和敬。

曾侯在叶家山家族墓葬的所有葬制遵循西周模式就是继承祖制，这就是一种感恩和敬畏。把祖先创立的这种人生方式向更广阔的地域、更众多的人群传播，就是更高层次的一种感恩和敬畏。只有这时，曾侯的礼乐才会成为一种自觉，因为这是曾侯来到随州的神圣的责任和使命。

周王朝从殷商灭亡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感到了政治首先是一种责任，所以周公亲自制礼作乐，目的在于用礼乐规范人心，实现真正的一统。“统”的文字学意义就是一大把丝线的线头束在一起成一个总线头。总线头形成后，人们就直接和总线头打交道，否则，就是面对一团乱麻。“统”由此引申出“始”的意思。“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就是说正月是一年的开局，是把握统率一年的关键时间。所以《春秋》有“王正月”之说。就是用王道来统率天下的秩序。什么是王道？就是礼乐征伐。“礼乐是政治”、“征伐是实力”。

用今天的话说：讲政治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应该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实施“德政”的起始，也是古代中国真正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为政得失要看人民的反应，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类要进步，就要自觉地抑制自身的动物性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应该归结为生物性和社会性。人从动物中能脱颖而出，能保持对自然界的优势，就在于人能够克制自己的生物性，去自觉地履行道德规范的人格修养。用礼乐来培育人的健康情感，创造出一个有别于殷商的人本主义社会，可以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同时推行各种形式的礼。从此，礼乐文化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根本。这种传播不是武力，而是文化自身的力量。

可以想象，曾侯在随州这片土地上进行日月星辰的祭祀。曾侯乃诸侯之国，没有资格祭天。祭天是国家最重大的典礼，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诸侯只能祭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附丽于天，日月乃天之明，星辰指“五维”、“十二辰”、“二十八宿”，在古人眼里，这日月星辰是与民生关系最为紧密的天体。

曾侯沐浴更衣，沐浴是一种隆重的礼仪。沐浴斋戒更衣以祀上天，更衣，换上庄重的深色祭服,体现是“依”，“依”是一人一衣，有所依托的意思。更衣就是寻找依托，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曾侯是诸侯，身着诸侯黼，这是黑白斧型的祭服。随行人穿大夫黻，这是黑青相次亜型祭服。还有更多的人着玄衣纁裳，这是士祭祀时穿的服装。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样的服装有明确的规矩。诸侯祭祀时舞者为六佾，也就是四十八个人，不得超过；钟磬为三肆，摆放在东、西、北三方。隆重的仪式之后，钟磬和奏、载歌载舞，点燃堆积的薪柴，经过肢解的全牲在烈火中发出“啪啪”的声响，扑鼻的香气随着冉冉升起的浓烟上闻于天。这种日月星辰的“实柴”之祀，场面宏大、惊心动魄，令人震撼。亲历过这样一场祭祀，不用说什么，就知道了什么是高贵。

曾侯的举手投足都有着规范的程序，这每个规定动作都有深刻的内涵。比方天子巡视诸侯境内时，诸侯侍奉天子就如天子侍奉天，天子就是诸侯的天。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是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巡守。聘：从耳，从甹。甹从由从丂。“由”意为“滑行”、“过渡”，“丂”意为“磨难”、“折磨”，“由”和“丂”成上下结构就表示磨难折磨过程，“耳”与“甹”联合起来表示“我说这个磨难过程你听”。用今天的话说：诸侯每年要到天子那里去汇报，三年要进行一次考核检验，每五年天子要对诸侯的领地进行视察。天子在诸侯的领地巡守，一食告饱，诸侯再食、大夫三食。一食就是只吃一口。尊者是以德为饱，不以食味为重，诸侯大夫的德行递降，食数就递增。礼仪有时以繁复为庄重，表示礼数的高低；有时以简洁明了为虔诚，以素为贵。这就是“大圭不琢、大羹不和”。比方天子祭天用的木车几乎不加装饰。礼仪的制定，是以人文精神为根据，以思想内涵为依托，传递出尊与敬的情怀。(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