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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这部小说是一部低调的小说，和过去红高粱时代语言的张扬、情绪的张扬的小说有很大区别，我把调门降到很低，用一种很克制的基调来写。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革命历史小说，写红高粱作品，实际上完成的工作是坏人身上的优点我们绝不回避，好人身上的缺点我们也毫不留情，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 “蝌蚪”身上确实有很多我的影子，这可能也是我自己心里的想法。这种想法很偏激，文学哪里都有，未必回到乡下文学就离你近。在都市高楼大厦写字楼里照样产生文学，这是写蝌蚪一个人的感受，跟他的出生和经历有关系。假如一个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有很多作品的文学灵感也是产生在豪华的大厦里。 写小说写的过程已经字斟句酌，写出来还要反复修改，有时因艺术的需要也不能太直露。你要塑造人物，有时人物是虚伪的，你让他满口实话这个人物就不对。但是真正的如果要看出我想表达的东西，还是要看小说，我在访谈当中很多话未必能马上说出来，但小说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把我想说的话曲曲折折表现出来 我写小说将近30年来，刚开始所谓把好人当坏人写也好，把坏人当好人写也好，实际上是对我们过去极左路线文艺观念的拨乱反正，那个时候，如果年龄稍微大一点，看一下当时的作品也知道，当时是把好人塑造得完美无缺，把坏人塑造得一无是处，这是所谓现实主义最不现实、最不真实。 我个人读小说，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这个历史背景和这个历史事件，而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凸现出来的令人难以忘记的性格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我们读鲁迅也好，记住了阿Q；我们读包法利夫人，记住了包法利夫人，小说历史背景很快就会陈旧，小说里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很快也会变成陈旧的东西，人物是万古长青的 过分夸张的语言一向是我反对的，多年前我的书后面也印了很多夸张的语言，也印了很多包括国外作家给我非常高度的评价，我自己看了也不舒服，没有必要用这样的语言，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应该相信真正的好书是通过口口相传的，读者的口口相传比任何广告都更加有力。建议出版社拿掉腰封。 | 
发表于 广东省肇庆市 2012-10-12 1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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