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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全家七口住在简陋的连三泥坯屋里,中间是堂屋,两边是房间。家里除了一些农具,就是生活必需品。由于人多手杂,孩子又不懂事,父母就把好东西放在堂屋右边自己卧房的阁楼里。
阁楼是简易的那种,把十几根歪扭的松树,间隔着穿在两边的土墙上,再铺上旧木板。木板不够的地方,钉着长长短短的木棒,东西搁置在上面,又保险又不占地方。几乎每个星期,父亲或是母亲都会架上木梯子到阁楼上去,下来之后总没有忘记搬离梯子。
阁楼上有太多诱惑,比如吊在屋梁上的花生种,挂在墙壁上的腌肉腊鱼,装在坛子里的蚕豆和糖果,还有锁在木箱里的新衣新鞋。可梯子太重了,阁楼又高,我和姐姐用吃奶的劲搬动,怎么也竖不起来。姐姐指着花生问我,想吃吗?我咽着口水说想,姐姐说,去拿竹篙。我屁颠屁颠去拿,她把长长的竹篙对准屋梁上的蛇皮袋子狠狠地戳,一下,一下,晃晃荡荡,终于戳穿了,用力搅动,花生掉下来了,一颗,一颗,把我们的心砸开了花。偷吃了花生种,母亲很生气,训斥我们好吃不留种,来年只能望天,又语重心长地打比方,没有种子就没有苗,没有苗苗就没有花生,没有花生收获的时候就成了白日梦。
母亲的话我们都听,但是她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上阁楼去。阁楼上的好东西那么多,不去怎么也不甘心。这个梦直到我上学才实现。那天母亲是到阁楼给我拿钱报名,我仰着头听见木箱打开了,等了好大一会母亲还没有下来,就悄悄地爬山了木梯。母亲蹲在一对红木箱前,我躲在她身后。木箱是母亲的陪嫁,最好的东西都锁在里面,终于有机会看到了,我捂住怦怦直跳的心凑过去,只见打开的箱子里有好几卷家织布,有一卷方格布展开后还没有卷起。很显然,母亲手里的钱是从那卷布里拿出的。看她盯着几卷布料发呆,我乘机四下窥探,但是,阁楼太让我失望了:墙壁上的腊肉只剩下干肉皮;坛子没有盖,里面空空的;我们5个孩子睡过的摇篮上搭着破凉席;只有那对箱子发出诱人的红光。可这个箱子装的是布,那个关着的箱子装的是什么呢?
我向前探了一步,就惊动了母亲,她马上拉下箱子盖,上了锁。我忍不住问:妈,从没有见您织布,家里怎么有那么多布啊?母亲应了一声,你外婆织的。我哦了一声,又问,那个箱子装的什么呀?母亲摸了下我的头,神秘地说,都是好东西!这个箱子是你外婆给我的宝贝,你好好读书,将来那个箱子的宝贝留给你。我好奇地追问,那是什么呢?母亲笑笑说,下去吧,长大了,就知道了。
箱子总是锁着,长大一些,看到村里出嫁姑娘的红木箱,我以为箱子是母亲留给我的嫁妆,更不好意思问了。母亲忙碌着,白天出工,晚上做鞋子,织毛衣,她做的鞋子手工一流,织的毛衣方圆十里都有名。油灯下做事的母亲端庄而秀丽,偶尔唱几句革命戏,比如:“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母亲的嗓音让灯花为之一振,圆润动听的曲调在夜色里弥散。我偎在被子里瞅着她齐耳的短发,想起很多人叫她李铁梅,有些恍恍惚惚。
母亲在偏僻的小村里生活着,不会绣花,不会纺线,却会织式样新颖和各种图案的毛衣。那时的老家毛线很珍贵,母亲是为公家人织毛衣,织完锁在木箱里等人来取。有次来了个很体面的人,给母亲工钱的时候,母亲不要。那人说,好歹我是你师傅,剧团要人,你还是去帮帮我吧。母亲抱歉地说,师傅,我早不唱戏了,您看,这些孩子,高一个矮一个的,哪里走得开?母亲也不爱串门,不拉家常,每天织着毛线督促我们做作业。她没有跨过学堂门,却能背出好几本戏剧,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小学毕业后,成了湾里第一个考上初中的女学生。那年的暑假,母亲把我带到了阁楼上。她打开那个我梦寐以求的木箱,满满一箱子书籍呈现在我眼前:《红灯记》、《沙家浜》、《林海雪原》、《刘海砍樵》、《毛泽东语录》......我拿起已经千百遍听到的《红灯记》,迫不及待的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剧照: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飒爽的英姿不怒自威,一把辫子坠在腰间……李雪梅!妈,您真是李铁梅呢!这一刻,我更觉母亲的不平凡。
母亲只是微微一笑说,是你外婆要我学戏的,那时候我要学织布绣花,她说,你只要好好学戏,我来织布,保证你20年有穿的。
我想起母亲托那些来织毛衣的人给我带的书、笔和本子,想起母亲留给我的一箱子书,原来这些宝贝,就像爱一样一直深藏着,已经在不经意中传给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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