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宗慎远是中国人的传统,每修一次族谱,都是一次后来者缅怀先祖、追根溯源的努力。作为一个大冶人,你我他都曾有这样的疑问:我从哪里来?我的祖先曾在哪里生活?他们为什么来到大冶?其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楼主不才,结合自己以前的认知,今天下午整理了一下资料,斗胆发出来,有些有真凭实据,有些只是我的猜想、推测,所以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行家的批评指正,先谢谢您了! 个人认为,现代大冶人的来源可能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1,最大部分,从元末一直持续到清末的“江西填湖广”,从江西移民而来,这一部分占到现在大冶居民的80%以上。大冶现存的很多姓氏,都可以在江西找到来源。因大冶距离九江比较近,这些移民中,大部分来自于现在的九江市辖区。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黄”姓,一般宗祠上悬挂的是“双井堂”的匾额。这就说明,他们来自于江西修水,自认为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后裔。修水有黄庭坚的故居,原来故居里面有两口井,因此被称为“双井堂”。该故居在约十年前重建,施工者刚好是我们大冶金湖人,可说是一次反哺,一种冥冥之中仿佛注定的缘分。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至今仍然在大冶人身上遗留有痕迹。大冶方言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属于赣方言的一支。很多俚语也在口述这段历史,比如,大冶话将上厕所称为“解手”,有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还有一说,从江西移民过来的大冶人,很多人小趾甲不是完整的一整块,而是分成两小块的,快脱掉袜子看看,你是不是这样? 用船押运、逆流而来,那么押运的起点在哪里呢?有研究资料表明,起点在现在的鄱阳县莲湖乡瓦燮坽村。瓦燮坽村原名“瓦屑坝”,本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是明初移民的集散中心,政府官兵将被安排移民者聚--集到瓦屑坝,然后上船遣送到安庆府等目的地。因年代久远,移民后代随着传说的递减,逐渐淡忘了具体祖居地,将记忆的思路定格于“瓦屑坝”,似乎“瓦屑坝”成了原居地,这是一种思乡情结的归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各位的祖先被官兵押上船,远走他乡,前路漫漫,而回望故乡已不可见的那种伤痛。 大冶人的先祖们逆流而上,来到湖北,我推测在初期是逐水而居的,也就是顺着长江西行,然后随船进入各个支流或者湖岔,最后再逐渐从水边往平地、山地迁徙。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冶人叫村庄为“湾子”,在我看来,应该与移民初期,一个姓氏占据一处容易取得水源的江河或者湖边的土地有关。这个不是继承了赣北方言,而是进入湖北后的改变,因为江西北部普遍是称呼为“堂、塘、房、庄”之类。 移民有先后,初期的移民规模不大,所以能够占据更有利农业生产的地方。但后来者往往规模更大,于是将先期迁入者驱逐到相对偏僻的所在。比如叶姓祖先,先是占据了耕地很多的大箕铺叶家庄。“庄”,农庄、庄园,一看就知道在农耕时代是个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后来迁入的曹姓人多势众,将叶姓驱逐到了水边。水边经常被淹,需要花大力气筑坝保护耕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家坝村的由来。谁知道世事转移,当工商时代来临的时候,叶家坝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正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大冶“土著”,这部分可能比例不足5%。 我们以大冶设立县治作为分界,大冶设县是宋朝,而长江以南地区在明代以前,虽经三次较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开发,实际上人烟还是比较稀少。更何况从宋末一直到明初,战火纷飞,人口大幅减少,大冶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大冶的“土著”,数量是不太多的。 举个例子:公元前877年,楚国国君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鄂王之都城为鄂,即今天的鄂王城遗址。至今,在鄂王城周边,还生活着熊姓后人,他们是大冶土著的代表。据我观察,这部分“土著”大多在水路不能到达的乡镇。这也与后来江西移民占绝对优势有关,水路能到达的地方,基本上成为江西老表的天下,原住民反而成为弱势群体。这一点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后开发地区,原住民是占强势地位的。
3,北方移民,主要是山西的移民。这部分数量也不算多,我没有具体的资料,根据平时所见所闻的积累,推测可能比大冶土著更少。与江西填湖广相比,北方移民到大冶,路途更为遥远,中途流失或者意外情形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与“鄱阳瓦屑坝”齐名,甚至名声更响的另外一处明朝移民集散地,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大槐树,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对,就是那个《苏三起解》里的唱段“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的洪洞。
明代时,因为经过宋末、元、明初的连年战乱,很多地方人烟稀少。而山西因为地形的原因,得以避免战祸,生活相对富足,人丁十分兴旺。于是政府将山西境内的许多移民集中到此地,再强行分批迁往其他省份。据史书记载,自洪武至永乐,近50年内,先后共计从山西移民18次,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这些移民迁往河北、北京、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安徽、甘肃、陕西等十余省,500多个县市。其中就有辗转迁来大冶的,楼主的祖先,就来自于大槐树下。想当年,交通通讯不便,真正“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大家都知道,这一去,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于是大槐树下,整日哭声震天。一步一步远离故乡,最后一眼回望的时候,只能看到那一棵茂盛的槐树。这棵槐树,也就成了那些移民对故乡最后的集体记忆。
我曾利用到山西的机会,来到大槐树寻根问祖,才得知实际上,我的先祖是从陕西迁到山西,然后再随着移民大军来到湖北的。站在大槐树下,我在心里默念:各位祖先,就算不肖子孙在数百年后替你们回来一趟吧?
虽经数百年时间的磨洗,这部分北方移民还是顽强地保留了一些北方的痕迹,比如村庄的名字。典型的例子有金湖的“宋家寨”、金牛的“阎家寨”等。“寨”,是一种典型的北方村庄名称。特别是阎家寨,并不在山区,附近都是平畈,以“寨”为名,分明是在努力保留对北方的回忆与眷念。
4,工商时代的新移民,可能有10%左右。工商时代到来,完全不同于农耕时代数百乃至数千年,一个家族安居一地的传统习惯。求学、就业、通婚圈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连续不断的新移民。
作为工矿城市兴起的大冶,建国后因为各项建设,特别是工矿建设,比如铜山口、龙角山、铜录山、东角山、冯家山、石头嘴、红卫等一大批矿山的兴建,迎来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初来乍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为大冶从农业社会逐步进入工商业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功不可没。这批新移民数量不少,甚至形成了小范围的普通话与大冶话结合的“矿山话”,比如著名的“铜录山话”等。现在虽然大多数矿山逐渐枯竭,一部分老移民故土难离,迁回原籍,但这些移民的后代,大多数已经落地生根,成为地地道道的大冶人。
改革开放后,更有很多因为求学、工作、结婚而来到大冶的新移民。与此前谈到不同的是,这些移民完全是因为个人原因来到大冶,不同于以往政府主导的移民,因此他们更容易融入大冶,迅速成为“大冶人”的一员。
时间流转恰如白驹过隙,从大冶设立县治至今,1045年过去了,不管你是先来,我是后到,大家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一样喝着大冶湖的水,一样吃着这片土地生长的大米。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美丽的大冶,我们要团结起来,像当年不惧长途跋涉、不畏逆流艰险的祖先那样,团结、努力!
因为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大冶人! (作者:风云网:冶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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