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养一个民族的源泉 悠悠华夏文明史,烈山脚下是源头。说的就是炎帝神农创立的文化生态,濡养了一个民族。中华民族能平安地走过5000年,与先祖炎帝神农创立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体观。这种整体的价值观起源于家。“家”是一个整体,从家到家族,再到部落和国家,个人只是这个整体的一份子,必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这个整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文化的反复强化。就形成完整的东方文化。 炎帝神农是南方的文化英雄,南方以稻作精细农耕为主,稻谷的种植需要很多人的力量合在一起,去平整土地、修筑堰塘,才能在较少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这种整体观,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整体的完整性。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有八大功绩,几乎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创造的历史文化的总和。这些功绩围绕整体展开,涉及到民生的方方面面,虽是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但这些功德是普通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创造性的贡献中,更多的是先祖的一种牺牲和奉献。随州的一句土话“揽憨”,就是说自己多吃点亏,让别人沾点光,就是这种牺牲和奉献精神的简洁表述。具备这种牺牲和奉献精神,肯定能够得到普通民众的信赖,自然就成为这个整体的核心。这才是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真实过程。 南方的稻谷种植,没有一个聚集得十分紧密的整体,是没有办法开垦稻田、兴修水利的。余秋雨先生曾用很简单的话定义文化,他觉得文化就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随州地区已经发现的56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地下文物证明,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先民,稻谷的种植水平远远超过周边地区,他们通过种植稻谷深刻地认识到,人多好种田,只有家族、部落的力量仅仅集中在一起,才能在较小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 稻谷种植就像一个高妙的老师引导着随州先民过一种集体的生活,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成为随州人的共识,经过时间的积累,就渐渐积淀成一种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家、家族、部落的价值远远大于个人,为了这个整体的成功,个人的一切利益都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你的生命价值只是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对得起这个整体。这种整体观念通过漫长的时间,化进人的心灵深处,这就是一种集体人格,也就凝聚成一个民族的灵魂。 整体观起源于生存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先祖创立的整体观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而彼不能群。”可见“群”是人类文明得以维系并发展的基石。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懂得了合作,才有了人猿相揖别。炎帝神农和他的氏族部落创立了稻作农耕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就是聚集,聚集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根本。 聚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力量的对比,力气小的不听力气大的,就动拳头。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生物链高端猴王式聚集,这就是动物的弱肉强食本能,这种聚集是一种缺乏道德的聚集方式。今天,很多人以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其实这是人类文化良知良觉的丧失,尽管人类社会还有太多太多的丛林原则,但由于人性中始终保持着高贵的爱和善良的因素,人类才没有退回到丛林成为动物。 炎帝神农的伟大,就在于他是用道德的方式让众多的人聚集在自己的身边。随州的气候、地形、食物诸环境让先祖很自然地选择了稻谷种植,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等于选择必须聚集。稻谷的精耕细作可以让先祖在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让自己的部族生活得更好,选择增产潜力最大的农作物必须要聚集众人的力量。这种聚集就有了爱和善良。家、家族、部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整体的关键,就是整体的核心以什么样的力量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炎帝神农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方法就是“揽憨”,自己多吃点亏,尽可能让大家多沾光。自己吃的亏越大,感召力越强,凝聚能力就越强大。这种“揽憨”就是炎帝神农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只要为这个整体“揽了憨”,作出了牺牲和奉献,就永远站在这个整体的高处。 整体观的出现需要条件,广种薄收的粗放式农耕投入较小,财富出现缓慢,舍弃之后没有多少压力,种不下去就舍弃,换个地方再种,这种迁徙在粗放农耕看来是很自然的事。这种广种薄收的农耕,不依赖家族的力量,可以是闲适懒散,无聊无序,纷争抵牾。而在精细耕作的部落,则是不可思议的。家族的强化,亲缘的聚集就在这种生存的需求中,自然地出现在精细的稻作农耕文化生态。家族内部协调需要族长的权威,集权思维就这样应运而生。水稻的种植需要家族的每个成员尽心尽力,族长尽可能照顾家族全体成员的利益。大家觉得族长公平合理才会服从族长的安排,这就是以众为大。众人的利益始终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聚集才紧密。 这种从家到族、再到部落及部落联盟、最后到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观念,虽然能寻出很多很多的缺失,但它却像一泓清洌的甘泉,永久地滋润和濡养了中华民族。它让中华民族从这种观念诞生的那一刻就处于一种整体的状态。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虽然是有差别的农耕文化生态,炎黄之战后炎黄的融合,长江流域精耕细作的文化观念迅速被黄河流域的粟作农耕接受,旱作物的精细种植也能让土地获得更大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整体文化观念可以让人们的生活品质和质量得到提升。炎帝神农接受了轩辕黄帝的分封,诚心诚意把自己的故里更名为“随”,就再也没有背叛过轩辕黄帝。中国南北一体从此就成为一种常态,尽管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南北的分裂,但分裂的双方时刻都在思考如何结束这种分裂,这是在争夺整体主导权,只能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整体观。无论分裂多久,在中华民族的成员的心中,分裂的另一边就是自己的至亲骨肉,骨肉分离的苦痛,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时时刻刻折磨着人。 近代以来,特别是人类世界纷纷攘攘地进步,大一统的中国落后,更多的人把眼睛盯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连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只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到了“吃人”。中国的历史文化被定位于封建文化,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困局。我们用什么文化支持民族复兴?许多思想的探索者提出了新鲜的思想,但实质却是与先祖创立相同或相通,只不过换了个说法。 比方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民族为了自己的尊严,忍饥受饿,也要制造出“两弹一星”。在世界握有文化话语权的西方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民族为一个虚无的尊严牺牲,先是觉得不可能,而后又感到了害怕。因为这些相信适者生存进化论的人,信仰的是力量的对比。要想自己成为处于生物链高端的猴王,就应该让中国这个整体分裂成七八个小的个体,他们就永远是一个强者,就可以很轻松地操控这些个体,永远主导这个世界。 炎帝神农创立的文化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左冲右撞中,其整体价值观显示出越来越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迅速拉近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看一看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中的词句:要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民族、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这些词语中蕴含着一个核心,就是颠覆中国文化的整体观。 西方文化的知识精英对待中国文化的最佳智慧就是分三步走:一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二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三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三步走战略目前正在具体的实践中。 这些遏制和围堵让中华民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地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世界强国,成为强国需要物质力量,还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这时,我们再看炎帝神农文化的整体价值观,就会感觉到发源于烈山脚下那文化之源是那么清醇甘冽。 整体的和谐稳定需要秩序。文明的成长最怕的就是社会的失序。稻田的开垦需要聚集巨大的人力,而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勤扒苦做,贫瘠的土地可以变得肥沃。珍爱土地的人在外面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堆牛粪,他情愿脱下衣服把这堆牛粪包到自己那硗薄的稻田。多少年下来,这片土地就变得松软柔和,捏一捏都可以流油。从开垦的那一天起,稻田的主人就想到要把自己的稻田盘成肥沃得流油的良田,就必须把土地看得比自己的子女还珍贵。一个人能想到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以后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他必然目光远大。那么他就会拼尽全力维系社会长久的稳定和有序的规则。 社会的安定和有序,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只有思想的大一统,才有政治的大一统。近一百多年来,影响中国安定有序的,就是自认为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人太多,以一种新的思想破坏中国文化的整体观。这些异见者与国内的利益集团结合、与国外的势力呼应,以革命的主张,肃清封建专制的口号,损毁着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困局。幸亏,中国历史文化整体精神的价值不可超越,其核心内容被更多的人认同,重新成为国家明确认可的思想共源,虽然表述方式是现代的,其实质却与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不同的政党所倡导的思想、道德、精神虽有许多不同,然而在文化的核心部分却有惊人的一致,这就是民族的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诉求。 先祖创立的精细稻作农耕,就是那种深厚的恋土情结。只要拥有脚下的土地,就会付出全部的身心去热爱、呵护,人类世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葱茏的稻田,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大树在那里深深扎下根去,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精细稻作农耕的文化生态,把已经拥有的土地服侍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成为良田还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气力来捍卫,这种固土自守很少对远方产生仰望,更不会对远方的占领有丝毫的兴致。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则完全不同,疆域的广阔,就会让自身生命具有强健的活力,所以这两种文化从发生的那一刻,就对生存空间的拓展,有一种激情和渴望。正是这种激情和渴望,必然让自己永远地被历史所唾弃,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很多人觉得今天的西方商业文化似乎充盈着勃勃生机,就以为这才是人类文化的一条坦途。这必须用历史来证明,中华文明能平安地走过5000年,已经证明先祖创立的文化能让世界最多的人,用这种方式生活可以获得幸福。 精细稻作农耕文化中也有强烈的尚武精神,敢于牺牲、勇于奉献就是南方炎帝神农部落的精神特质,刑天舞戚、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悲剧故事都发生在这个部落,为了能追求安稳的农耕生活,蚩尤九死不悔、英勇牺牲的精神铭刻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从抗金反元,到反清复明,从辛亥首义,到红色革命,忠臣良将世代相传。“无湘不成军”,“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还有中国现代军队均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这是因为稻作农耕部落最追求和平,当他们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被破坏,他们身上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牺牲和奉献如果是为一个地区付出的,英雄就活在这个地区民众的心里,如果是为一个民族,英雄就永远站在这个民族的高峰。 然而,英雄的牺牲和奉献起点和终点都是为了和平,“止戈为武”就是说真正拥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才能够获得和平。1964年,中国核爆炸成功,中国立即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是防御性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主张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拥有制止战争的能力就必须拥有核武器,为了拥有这种能力,一个民族可以勒紧自己的裤带,这就是为了世界的和平而牺牲和奉献。没有核能力的时候,中国曾经多次受到核威慑。一个民族的生存权没有了,谈什么个人的人权?这时,整体的权益绝对高于个人的权益。今天,中国最大的国家能力就是具有了制止战争的能力,这种“止戈为武”就是中国掌握拥有了核能力,即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和稳定,也确保了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今天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鼓噪者,说轻一点,就是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他们不知道农耕文化最根本的意识就是欲望的自律,虽有强健的军队,那是守护农业的疆域、保持耕作的安宁。即使有远行万里的使者,但绝不是开疆拓土,那一定是去宣讲农耕的荣耀,是为了“协和万邦”。中国文化能延续5000年的根本,就是这种整体的和谐约束了自己向外扩张。说得更贴切一点,就是这些人以自己思维推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游牧文化产生于人食牛羊、牛羊食青草、青草需要广博的地域;商业文化需要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人力,市场的大小又和利益紧密联系。所以,这样的文化只要具备能力,就必然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如果不是这二者,那用心就一定很险恶,这些人明知中国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和谐理念,具有非扩张特点,还要诬陷为“威胁”,无非就是要造一种混乱之势,以便乱中取利。 文化必须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是一个巨大群体5000年积淀的精神惯性,不是某个精英或某个政党就可动摇能够改变的。中华民族最期盼的是和平安定,最优秀的人是忠臣孝子,最伟大的事是读书种田它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的每个个体心中。中国文化的这种做人做事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时,它才被称为是一种“文化”。随便到中国的工厂农村问一问,看有几个人会对远方的占领有正常的兴趣。这种共同意识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惯势,就是民族文化。 东方文化从炎帝神农创立以来,就主张和而不同,认为文化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产生,自然就有不同的特性。想着法子与别人相协调,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保持自己的特性的协调而不重复别人能达成和谐就是真正的高明。这种和谐是一种君子雅量,否则为了迎合他人而趋同别人是不齿的小人,觉得这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只有这样,才是大美。因此,中国从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在别人头上,内心深处以为美就是爱与善良,爱与善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君子内心的爱与善良相同,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所以中国文化的那种多元共荣、互利双赢,觉得自己获得利益,同时可以让合作的一方也获得利益,并不认为自己幸福,别人必然痛苦,其实这种共荣共生的观念是整体观的进一步升华。 怎样维护这个整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维护方法,不同的维护方法,就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学问。孔子主张:做人要对这个整体有所作为,要立德立功立言,要有责任和担当去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成为中国的儒家;老子主张:做人要顺应这个整体,顺应天地为道,顺应社会为德,无为而智,要超越自我,去感悟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就变成了中国的道家;释迦牟尼的弟子走进中国,以佛的名义传的是中国文化,以出世的心(道家)做入世的事(儒家),也就是身在红尘、心在净土,这是中国的释家。中国文化的核心整体观从炎帝神农创立以来,中国的儒、道、释用不同的方法加以阐述,才成为人类蔚为壮观的浩浩江流,濡养一个民族的心灵。 201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