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在宜昌下游,相距一百六十四里,面临大江,属荆州府,距城十五里,昔为一小市集。光绪二十二年与日本订约,开关为通商口岸。地当水陆要冲,东有河流,与汉水相接,故贸易日盛,俗称小汉口。居民四十万,租界在镇南,全年出入口货,多洋布、洋纱、绒呢、绸、海味。”这是大清国时出版的地理书《瀛环全志》一书对沙市的介绍。 该书由上海中英学院编辑,翟洪来主编,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版,从光绪二十九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分别出版了8次,而记者所见的这本是光绪三十二年出版,由荆州民间史料馆馆主张翅翔提供。《瀛环全志》共七编,图文并茂,依次介绍了七大洲及主要国家的人口、天气、地貌、物产、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书中对大清国湖北行省部分还介绍了汉阳府和宜昌府。 该书用了132字描写沙市,比介绍汉阳府还多30多字。当时,沙市虽然只是隶属荆州府的一个小镇,行政级别低于汉阳府,但以沙市当时的影响力和地位,一点都不比汉阳府差。“地当水陆要冲”、“贸易日盛”,寥寥数语,折射出沙市由一个码头小市集向近现代商业重镇嬗变的轨迹。 据《荆州府志》、《江陵县志》记载,沙市原是江陵的一个镇。春秋战国属楚,仅为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名江津,意为长江渡口。秦至西晋时属江陵县,更名津乡。东晋至隋复名江津。 沙市最早的史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局在此修城堡,置戎所,把它作为江陵(荆州城)的一个外港。后来,由于长江改道向南移,江陵港顺长江沙滩南移,并在沙头滩地上逐渐形成集市。为此,江陵县在这里开设渡口,设立码头,一时间沙市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唐朝时已初具规模,始称“沙头市”,或称“沙市”、“沙津”,意为沙洲顶端集镇。这个被称为沙头市的小市集因沾盛唐的光,开始筑长堤,修楼肆,“十里津楼压大堤”(唐·王建《江陵即事》),成为长江流域的大米市和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 据乾隆版《江陵县志》记载:“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而到了明末的沙市,“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由此可以看出沙市发展进入兴盛时期,开始由码头小市向商业重镇的蜕变,而也正是这种变化引起了外国列强的觊觎。 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沙市被辟为外国船舶停泊口岸。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荆州府沙市与重庆府、苏州府、杭州府一道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1896年1月1日沙市正式对外开埠通商,同年10月,沙市海关正式开关征税。 开关后的中外贸易给沙市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外国来的煤油、玻璃制品、宝石、洋布、洋纱、洋火等舶来品充盈于市。商业经济的兴盛,使沙市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刘家场、丝线街、青石大街、杜工巷、青莲巷纵横交错。此前从江西、浙江、四川等10余省来沙市经商的商人们所组成的“十三帮”顺应潮流,把沙市商界搞得红红火火。大街小巷里仅花行、布铺、药材、黄丝、蜜蜡、糖、洋货等七个行业就有商号435家,银号、钱庄130家。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沙市有1.4万余户,常住人口7万多人,沙市当之无愧地成为长江中游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商业重镇,沙市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版的《扬子江流域现势论》为日本法科大学生林繁著,中国南海汪国屏译,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翻开这本有着百年历史的老书,有一种厚重的沧桑感,书中是这样介绍沙市的:“沙市,自宜昌顺流而下。行百六十四里,即抵沙市……距荆州府城仅十五里,因缔马关条约之后,始开为通商港,其先原不过一小市。以地势当湖北之要冲……交通甚为利便,故商业亦骤然振兴。人口约有四十万,俗呼为小汉口,良不诬也。观中国税关之清册,即可见该地商况日进之势……无时不极其繁盛。商贾辏集。” 从这两本古书中不难看出,沙市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历史是轮回的,现在的沙市正在兴起,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再次辉煌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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