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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苏州
南京,因秦淮河而浓艳煽情;杭州,因西湖而柔情凄美。苏州呢?一段令人感伤的故事,“一首首靖节诗,一幅幅摩诘画”。我看见,一个人,从历史深处从容飘逸地走来。在我与他对视无语的时候,他用深邃的目光抚摸我,亲近我,我的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谁让千年忧伤诗意地栖息在我们的心灵世界?感谢台湾女作家张晓风,在《不朽的失眠》里,她用诗化的语言,细腻描绘了一个封建落魄士子落第之后,返乡途中,于姑苏城外的失落。苏州一行,我在想,为我们一语道破“某一种心情”的人,是谁已不重要。我宁愿把这个人看作一个符号,一个在发黄的典籍里经常与我们邂逅的符号。仕途好比“围城”,张晓风让我看到了“围城”外,失落,孤寂的封建士子痛苦万丈的落魄。想想他们,十年寒窗,满腹经纶,希望经国济世,不想科场失意,一切都付诸东流……这情形,怎一个“愁”字了得!不曾想却留下了千古绝唱。
如果说,张晓风《不朽的失眠》为我们演绎了欲进“围城”而不得的封建士子痛苦的心灵历练的话,那么,苏州的文人园林则为我们诠释了封建士人冲出“围城”之后的平和从容。
苏州园林分别建于宋、元、明、清朝代,其主人以贬谪、隐退的官吏为最多。他们人品高,志趣雅,工诗书画,又都是一些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志节之士。“主人无俗态,筑圃见文心”,故而,苏州文人园林都以隐逸为主题。苏舜钦之于“沧浪亭”,王献臣之于“拙政园”,王心一之于“归田园居”……莫不如此。这些士大夫文人退隐之后,或“卷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鱼竿”;或种树养鱼得佳趣,论文把酒叙幽情;或“往日繁华烟云过”,“但留风月伴烟萝”。他们一扫俗态,了无罹绊,过着“清谈只风月”,“归去田园居”的隐逸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物资需求和精神生活内化为永恒的生命,用艺术的形式呈现给世界,呈现在人们眼前,为我们创造了惊世骇俗的美。
我想起了封建士大夫的处世哲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州文人园林的主人或多或少与这种哲学总要发生一点关联。从政治人格来说,我对他们这种人生哲学颇有微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来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具有这种政治人格的封建士人也不在少数,但从吴中文人从政环境看,我的看法不免失之武断。以明朝为例,“明初以来,吴中文人遭遇甚为惨酷”,王献臣受东厂特务诬陷连遭贬谪;王心一因弹劾魏忠贤党客氏而历遭降斥;文震孟因反对“阉党”专权,曾连遭廷杖,贬职,最后削职为民……“残酷的现实,使士人惊悚、抑郁、彷徨、苦闷,逐渐泯灭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崩溃了政治自信心,却在心灵深处日益确立起以自然、适意、清净、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以企求内心得到平衡。”(曹林娣《凝固的诗——苏州园林》)苏州文人园林正是他们求得内心平衡的物化形式。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明朝的政治是畸形的。在畸形的政治下,我们能希望这些文人士大夫有什么作为呢?至少他们远离了黑暗,污浊,这一点我们是要肯定的。不过,畸形政治无意中造就了吴中士人的人本意识,即自我保护意识。有意思的是,这种意识契合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珍爱生命。因为珍爱生命而充满诗意地生活,因为珍爱生命而创造艺术的生命。苏州得此精髓而焕发出独特文化品格的光芒。
从攻“围城”而不得,到“围城”突围,我看到一个人向我走来。这个人曾经忧伤痛苦,这个人曾经辉煌腾达,这个人曾经愤而归隐。这个人活着,活在枫桥的故事里,活在文人园林。没有哪座城市,像苏州那样,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百态。个中况味,全在一个“遇”字。人生际遇,得耶?失耶?是耶?非耶?苏州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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