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清官故事（转发毛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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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劵亭补遗
                                                        毛道海
    我写了《王建中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这个故事，说的是黄家场的举人拾劵还劵，当地人为之修亭建碑，知县王建中为之写碑记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文章写完以后，直至今天，方想到《潜江旧闻录》里尚有《还劵亭》一篇未及读过。原因是以为甘先生关于《还劵亭》的记载，一定是和县志上大同小异，读不读都没什么关系。待把《还劵亭》找出来看过一遍，才知道我错了——我太小看了甘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因此，我决定，把甘先生的文章用白话文再写一遍，一则弥补我的过错，二则让读者都能明了拾劵还劵的真实场景。
    我原来那篇文章最大的缺点，是把隗邦衡拾劵时间和还劵地点，以及还劵对于失劵者的意义，都未能说清楚。而甘先生的《还劵亭》恰好侧重在这些细节上，故事中人栩栩如生，生动感人，讲清楚了我们想知道的所有问题。
    我原在文章中说，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隗邦衡应礼部试不第，落拓还乡，于是有了拾劵还劵一事。而实际上，明嘉靖三十四年是隗邦衡中举的一年，拾劵还劵是六年以后嘉靖四十年（1561年）发生的。我又依照县志上的话说隗邦衡拾劵后是“访其人”还之，而实际上，还劵就是在拾劵的现场。
    隗邦衡中举以后，返乡继续复习功课，准备赴京礼试。这期间，读书累了，关在屋子里的时间长了，常在家乡的乡村小道上漫步。有这么一天，即嘉靖四十年的某日，他在道中拾得一劵，过细一看，劵值千八百斤，数量不少。他脑子里翻腾起来：“这劵上是一笔数量很大的钱，这钱又非我所有，我若取之，即是见利忘义。昧了自己的良心！”于是，他干脆在原地坐下不走了。他想，失主如果发现劵丢失，心里一定十万分地着急，一定会沿途返回寻找。自己在这里等着，让失主早一点找到，早点放心，多好！
    果然不一会儿，有人急匆匆地气咻咻地赶来，眼睛只顾往地面左顾右盼，满脸显得忧愁。见状，隗邦衡主动迎上前问道：“你是什么人？是什么事使你这样着急？”
    来者凄然回答说：“我叫任大邦，我的一份劵丢了。我的父亲被强盗所诬，坐牢好几年了。现在病重牢中，人欲死而罪不能脱。如果以金钱赎罪的话，我卖光全部家产也不足抵。没办法，我像乞丐一样讨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凑足了千八百斤。今天持劵上官府赎父，不幸劵在路上丢失！”说到这里，大声号啕，“天哪！我父亲必死无疑，再也无法救了！”
    隗邦衡知道了面前就是失劵人，心生恻然，立即取出劵来还给他，连连说：“不要悲伤了，劵我替你拾着了，不要悲伤了！”
任大邦的哭声止不下来，顿时从大悲到大喜，伤心的痛哭变成了感激而泣。他一边大哭，一边向隗邦衡俯首下拜，叩头不止，说大人您救活了我的父亲，您是我们一家人的大恩人，大人您尊姓大名，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您的。隗邦衡扶起任大邦，说你不要问我的姓名了，这钱本来就是你的，我把钱还给你是应该的，不是为了你报答，不需要你报答，你快点赶路吧。说罢自己先走，离任而去。此时任大邦倒是留了意，他尾随隗邦衡之后，问了别人，方知他的救命恩人就是家乡大名鼎鼎的隗举人！
这就是嘉靖辛酉（1561年）那一年的那一天发生的事。
    一个人做了好事一定会得到报答，这正如人们常说的老实人是不会吃亏的道理一样。隗邦衡还劵的第二年，嘉靖壬戌(1562年)进士及第。始任工部主事，继转屯田员外郎，再除山东济南府知府，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官。
万历十二年（1584年），隗邦衡的家乡黄家场人为弘扬他的拾金不昧的精神，为之建还劵亭，勒石立碑，知县王建中以此为契机，为之写了碑记，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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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士渊创建石桥书院
                                          □毛道海
    元代潜江有进士林士渊，是翰林学士。按元官制，学士院的官员称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起初掌起草皇帝诏命，后分工更细，按其职责有承旨、侍读、侍讲、直学士、待制等品秩之分。林士渊究竟是担负什么具体职务，因为康熙《潜江县志·选举志》上也只有“林士渊翰林学士”寥寥几字，所以我们也无法说清了。
    潜江旧有白鹤、石桥、中州、同仁、阳春、传经等书院多所，各有创建人，其中石桥书院便是林士渊所创建。旧志说，石桥书院“在县治西龙渊市”。县治西的龙渊市曾是明代全县十一市之一，但后来消失，在今何地没有谁考证过。
    旧志又说石桥书院的创建年代是“元泰定间”，由此可知林士渊活动年代的大概。元朝统治中国89年，泰定帝于1324——1327年在位，只三四年时间，是元中期。这样可推断出林士渊是泰定前的年代出生的，也多半是在泰定前的年代中进士并做官，因为历史上一般官员都是在功成名就、致仕归里后，才兴办学校一类的福利事业。林士渊，极有可能就是石桥书院最早的老师，这里离他的家乡或者也很近。
    林士渊于泰定间在龙渊市创建石桥书院，令我们想起另一件事，这就是潜江县治是在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从安远镇迁斗堤（即现址）的，因此，这个今天已无考的龙渊市有可能就是旧治安远镇或附近的一个市镇，因为安远镇和龙渊市同在“县治西”。
    离林士渊创建石桥书院约140年后，即到了明成化年间，潜江训导叶善写了一首石桥书院的诗，此时书院已毁，我们不妨把诗题名之曰《石桥书院怀古》，诗是这样写的：
   昔人有志绍先贤，构得藏修屋数椽。
   暖席春风悬绛帐，寒灯夜雨对青编。
   事同岳麓千年著，名并匡山万古传。
   今日题诗追旧迹，余光还耀石桥边。
    我们从诗中可看出，叶善，这个江西乐平的监生已把林士渊当成了“昔人”。虽然叶善极力歌颂林士渊修石桥书院的功德“事同岳麓”，“名并匡山”，但眼皮底下现实生活中的石桥书院已是一片“旧迹”，一点“余光”，过去的兴旺景象一去不再。但不管怎么说，在文盲充斥的封建社会能够兴办学校的官员，就是积善积德，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好官，叶善对林士渊的赞美之词恰如其分。
    写到此，我想顺便说件事：1999年3月27日，王场地税分局聂中举先生写给我一封信，批评我这个写潜江风情的人除了写过一篇《黄湾藕》外，很少写到王场的其他人事。
    聂先生积极向我提供王场、高石碑等地的采访线索11条，其中一条说，王场镇有一个“官户村”，官户村的来历，是因为这个村子里在元朝时出过一个“部长级”的大官。一听这事，我就想到了林士渊，因为我所知道的元朝潜江大官就一个林士渊。
    后来查看《潜江县地名志》，又知道了官户村原与“林谌村”是一个村。所谓林谌村，又是因林谌两姓而得名，两姓中，林姓尤多。这样，我就把官户村和林士渊联系了起来。
    从方位上说，潜江旧志常把王场、蚌湖一带称作“县西”，而王场、蚌湖又是潜江旧治的原址，恰好是“县西”。
    综上说述，官户村会不会是林士渊的出生地呢？林士渊创建石桥书院的龙渊市又会不会是他的家乡蚌湖某地呢？遗憾的是我到底未能去那里看一看，听一听那里的群众怎么说。我把这件事写出来，希望后继有人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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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千钧三清官
□毛道海
   《康熙潜江县志•人物列传》有三处一字千钧的话，给我们勾勒出三个清官形象。
    一个是李宗信，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贡士。关于他的一句话，是皇帝开金口说的。明皇朝规定，吏部每三年对州、县、府、道、司官员考核一次，称为“大计”。对李宗信的“大计”，皇帝颁特旨免除。原旨曰：“朕知李宗信廉能，不在考列。”所谓金口玉言，谁能不听。一个官员能使最高统治者信任到这样的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李宗信凭什么使皇帝如此信任他呢？传记说，他初授监察御史，“多所建白，累赐玺书”。“建白”犹如我们今天常用的建言、建议、诤言等词。这样的官员常被称为言官。因为职责，李宗信可以走遍各地，寻访民情，既了解官员的执政是否清廉，又了解黎民百姓的疾苦是否有人关心。由于他仗义执言，如实地上疏反映了情况，皇帝信任他，每每赏赐他在封口处盖了印章的玺信。
后来，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大理寺评事，接着出任四川保宁太守。在太守任内，“清赋均役，验丁核实，民皆称善”，再度获得皇帝信任。
    到了永乐皇帝时，南方的交趾刚刚归附，人心思变，常有寻衅闹事者。皇帝派他去那里当按察使。他恩威并施，为国家的领土完整做了许多工作，终使臣民畏服，使得皇帝更增添了对他的信任。
    以上，就是皇帝下旨免除对他考核的原因。年老乞归，皇帝“赐钞”，并给半俸优养，这也是一般致仕归里的官员享受不到的。李宗信年八十卒，万历初，祀乡贤祠。
    第二个是严宾，明成化己丑（1469年）进士，字邦贤。关于他的一句话，是他当知县的江西南城老百姓对他的评价。他在任上，清介自守，人莫敢犯，但对待老百姓却蔼然可亲，没有官架子。平时生活节俭，布衣素食，每餐只一个豆腐菜下饭。南城人看在眼里，于是给他送了一个外号：“严豆腐”。
    好一个“严豆腐”啊！它把一个县官的形象勾画得像平民一样，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严宾后擢南广西道御史。他的传记说，后来因“抗疏忤旨”左迁江苏盱眙（xú yí）知县。“抗疏忤旨”究竟是个什么事件？不得而知。此事如果发生在成化当朝，我们知道成化皇帝朱见深荒淫无道，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抗一下他的“旨”不见得就是严宾错了。只是好官们碰到这样的昏君也多被责难，多吃了冤枉亏，不该！后来，严宾改任安徽太平知州，官职又逐渐回复，但不幸卒于任内。
    因为官清廉，家贫得像洪武中在外做官的潜江人初进忠一样，俸余不足以具葬殓，还得靠未亡人四处求贷。
    第三个是彭凤冲，明万历壬午（1582年）举人，先任广东肇庆知府，继任云南句寻府知府。知府官职不低，至少应该是五品官，甚至从四品。尽管他的知府当得不错，颇有政声，可当他致仕归里时，传记上用了这样一句话：“囊橐（tuò）萧然，不能备资斧（盘川）”。
    根据以上三例和明清两代潜江其他一些清官的事，潜江末科进士甘鹏云在他所著的《潜江旧闻》中说：“明清两代，潜人从无以贪墨败者。”贪墨，即贪官墨吏的简称。潜江为什么没有“以贪墨败”的官员呢？甘氏接着说，是因为“苟践不廉之行，君子耻之，乡里笑之，承学之士既濡染先辈流风，又恐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故黩（dú）货之事则引为深耻而不肯为”。这个分析很深刻，对我们现在的人民公仆公务员来说，只需把其中的“内疚神明”改成“内疚人民”，就时时刻刻都可以起到警醒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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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朱轼智擒杀人凶手
                                         □毛道海
    近读甘鹏云先生《潜江旧闻录》，有《朱文端公遗事》一则，说的是康熙年间的潜江知县朱栻审判大堂阶石，缉拿杀人凶手。读后不禁拍案叫绝，生出许多感概来。
    朱轼，号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甲戌（1694年）进士。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由南书房行走（官名）出任潜江知县。我已写过《朱轼创建白鹤书院》一文，说了他许多振兴潜江文教的事，比如捐薪俸给学生作膏火费，修建诗友集会场所“红雨亭”，创建白鹤书院等等。朱轼后来“蒙皇恩”，青云直上，当了朝廷中枢机构的文华殿大学士，居相位。即使这样，朱轼不忘潜江旧友，仍给当年的一些有真才实学、隐而不仕者写信或赋诗来，竭诚劝导并推举他们去朝廷做官。他死后，追谥“文端”，清史有传。潜江人给他立了牌位，供奉在白鹤楼祭祀。
    朱轼的审“大堂阶石”缉拿凶手，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使得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了他为官清正、对人民的生死高度负责的精神品质。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朱轼从乡下回城，途经杨林湖，斜刺里跑出一只猿猴，攀到了他的车子上，那样子，好似要跟他诉说什么。朱轼对着猿猴细看，心有所思，命随从尾随猿猴而去，自己在车里等着。随从跟着猿猴来到一芦林深处，在一具已死多日的尸体前停下。猿猴似人一般，抚尸而泣，让人想到那死者可能是饲养过它的主人。随从带着猿猴回报朱轼，朱轼颔首点头，心想，那死者必定是被人所害，猿猴攀拦驾驭，有这番表现，无非是要替主人伸冤报仇。可是这样的杀人案件，是一桩完完全全的无头案件，无从着手，如何审理？又如何拿到证据？案件不破，劳而无功，惹人笑话。可是若不去管它，猿猴主人的一条命不是白丢了吗？朱轼就这样思来想去，最后暗自决定，这桩命案一定要管，一定要审，一定要争取擒获凶手。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方案，命随从将猿猴带回县衙，秘不外传。
    回到县衙，朱轼贴出告示，说是三日后，本知县将审理一桩奇案，审理的对象更奇：是县衙大堂的阶石。告示贴出，一传十，十传百，一县哗然，都到世间竟有这样的奇事，哪能不亲自去看一看？审理之日，朱轼将猿猴预先藏掖在大堂屋梁之上。开审后，大堂内外，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人群都往前挤，渴望着亲睹一眼这人世间的稀奇事。突然一声响动，猿猴从屋梁上跳下，紧紧抓住其中一人的衣服，乱加撕扯。大家正在疑惑不解之时，咚地一声惊堂木响，朱轼下令抓人——原来杀害猿猴主人的凶手也来到现场看热闹，猿猴认出来了！
    甘鹏云先生记下的这则朱轼遗事，来源于朱航（字巨川）的《锦江脞记》，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潜江杨林湖。今天我们已说不出杨林湖的确切位置，但我们知道过去天潜沔交界处的竹根滩左家桥有杨林口，竹根滩西两里的汉江边上有杨林洲，口、洲二字都与湖有些关系，莫不是二者中有一个是杨林湖名的演变而来？看来这个故事言之凿凿，并非是空穴来风，叫人不可不信。如果说这故事让人生出许多感慨，倒不如说让人对知县朱轼生出更多敬佩来。比之那些乱忽悠百姓、胡乱判案、视人命如草芥的官员，朱轼树起的是一根高高的标杆。这根标杆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杀人案件，人命关天，决不可使一人枉死，决不可使一罪犯漏网，决不可因无从着手而弃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尽职尽责，视百姓如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凡勤政廉洁的知县，都应该如此做人也。
    也许因为甘鹏云先生自己也是个清官的关系，他记下这个故事后，发出了对官场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对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尸位素餐者。他极力赞扬这只猿猴，说这只猿猴是义猿，它不忘记主人的恩情，悲痛主人的不幸遇难，用猿猴类动物最高的智慧为主人伸冤打官司，终使杀人凶手伏法，这样的猿猴其形似兽而心则人。反过来，朝廷里拥高位，食厚禄，背主事仇的官员，比比皆是，是人不如兽！在这只猿猴的面前，他们应该感到羞愧！感到红脸！
20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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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爱诗歌的知县王又旦
                                     毛道海
    清代陕西郃阳（今合阳）进士王又旦，字幼华，号黄湄，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潜江知县。
    当我们的故事用了“文采风流”这样的开头语的时候，你切莫不要以为王又旦只是一个善舞文弄墨的人。其实，他的官做得好，诗写得也好；做官，为百姓操心；写诗，反映民众疾苦。官声诗名都好。从清康熙七年（1668年）起，他任潜江知县六年。康熙三十三年的潜江县志《知县宦迹传》中介绍王又旦说：“其为政综密而不苛，慈惠而善断，凡施行必期永利。”瞧！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蔼的亲民形象，不急功近利，不搞政绩工程，真是一个不错的父母官。
    举例一，王又旦上任之初，看到全县农民逃避苛捐杂税重负，致使许多村子里人口稀少，不见烟火，便下令蠲免了积赋；同时实行清田、规亩、均赋，使得外逃者接踵归来，新垦荒地二十余万亩。
    举例二，王又旦筑汉水长堤，堵塞决口，加固崩坍险段，消除洪灾隐患；不论寒暑，而且患了足疾，也躬亲筑堤和防汛现场，指挥督阵。
    举例三，当潜江旧时的“阳春”“石桥”“白鹤”“同仁”等书院皆废，王又旦于康熙十年在城内建传经书院，书院内有“传经堂”“说诗台”“操缦轩”“藏书楼”“文场”等设施，重振了全县文风。
    那么，他又是怎样地酷爱着诗歌呢？志书的传记作者说他“虽案牍倥偬，呻哔不废；尤工书，最能诗，暇则同士大夫置酒联吟”。这并不是溢美之词。《潜江明清诗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录署名作者104人，诗歌351首，其中收录王又旦诗作19首。讲数目，他在个人署名中占第四位，而若以外籍人在潜江做官者论，他的诗作则数第一位。王又旦的诗不是闭门造车地想出来的，也不是风花雪月地“浪漫”出来的，句句都是他的工作实录。这些诗是他关心民瘼、尽忠职守、辛勤工作的见证。他是一个写实主义的诗人。我们知道，在潜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最大的灾祸是汉江水患，为消弭和减少水患，苦煞了累煞了多少潜江县官呀！王又旦便是一个为此沤心沥血者。《潜江明清诗选》录了他的《民居今已坏》《屯营堤叹三首》《后屯营堤叹并序》《决可塞》《塞白湖》《叹郑浦》《趢趗时患疾居堤上》《多雨二首》《河决京山》等诗歌。他写的全是关于防汛抢险的题材。面对着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作者有对老百姓的房屋被洪水冲毁的同情，有对屯营堤、郑浦堤决口的无奈，也有堵塞决口、战胜洪水的坚强信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还看到了他为夺取抗灾的胜利，带着病食宿堤上，哪怕是行走困难，步履维艰。
    王又旦另有《五月憩于堂》一诗，是写他在县衙工作情况的。该诗题下原注曰：“憩于堂不能退食于室也”。意思是，因为事多，只能在办公室里吃饭，小憩一会。诗是五言古风，二十二句，同前诗一样，毋须再读诗的内容，我们仅从诗的题目和题下的注释，就对王又旦案牍的繁冗和辛劳一目了然了：他忘寝废餐，是一个近于“工作狂”一样的封建官员。
    还有一首诗，也可见王又旦工作忙碌之一斑。潜江城南，有明崇祯恩贡郭铗的别墅名谩园。谩园里有梅花，有梅花亭，某年腊梅初绽，郭铗邀王又旦前往赏梅。王总是不得空闲，直到新一年正月初十，王也未抽出时间应邀。这天，他以诗代信，写了《过岁十日简谩园主人》。诗中说自己早就“传闻南郭梅有花，照耀寒雪生光辉”，还知道“郢南园林君家好，绕屋千株皆十围”，更知道去后会受到主人“况逢金卮催玉柱，翩翾歌舞对夕辉”的招待，但是他说他不能去，原因是“却思催租今日严，昨宵羽檄急如飞”。结尾请求谩园主人：“若得长官不嗔我，酩酊日日款君扉”。写得情真意切，一个公而忘私的县官形象跃然纸上。
    王又旦也有所谓“政暇”，而“暇则同士大夫置酒联吟”，他是把诗歌这门艺术形式当做他联系知识阶层的一种工作方法。康熙九年，王又旦在县衙内东侧建立了一个草堂，取杜甫“老树空庭得”之意，名“得树”。每得空闲，他就把那些未仕和致仕归里的文人们邀来得树草堂“置酒联吟”。在得树草堂产生的诗歌至今我们能读到的有本县进士莫与先的《得树草堂新成郃阳王明府秋夜招集》和景陵举人胡承诺的《同莫大岸饮得树草堂》《再饮得树草堂留别王明府》三首。
    后来王又旦调京先后任吏部给事中、户部都给事，梓印了诗集《黄湄集》。此期间，全国诗坛领袖王士禛（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这样评其诗：“为诗趋古淡，后变而之雄放。自潜江令入为给事中，七言古、五言今体多可传”。王士禛又将其列为“京中十子”。王又旦还一度被人与王士禛并称“两王先生”。可见诗歌创作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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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诚夫以孙子赌咒当清官
                                          毛道海
    欧阳诚夫，号湘茹。德庆知州欧阳东白的大儿子，万历己酉（1609年）举人。
    欧阳诚夫16岁时，省里的学官就像现在搞“预考”那样，对儒学的秀才进行摸底考试，连续三次，欧阳诚夫夺冠。万历己酉（1609年），在三次摸底考试中夺魁的欧阳诚夫中举。同年，朝廷举行了一次分发官职的“天官试”，欧阳诚夫第一，被授予陕西乾州知州。
    乾州这个地方，土瘠民贫，诉讼尤多，社会秩序不太安宁。欧阳诚夫知道这个地方的官难当，但为了表示决心，带了他的长孙欧阳瑊（jiān）上任。在乾州官民欢迎新知州莅任的会上，欧阳诚夫指着瑊发誓说：“我今后若不洁身自爱，因一钱一事累及乾州的百姓，那就殃及我这个孙子！”如此的赌咒发誓，听者啧啧赞叹，是官场罕见的一幕。
    欧阳诚夫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乾州守任内，政廉如水，两袖清风，凡利民的事，都尽心尽力地去做。为了改变乾州的贫困，他带领民众披星戴月，“剪棘伐丛”，扩大耕地面积。他被上级9次举荐，后擢刑部郎中，获得皇帝亲赐“盘错益利，雷电合章”八字的褒奖。继迁廉州（今属广西）太守，以平海功，再调韶州（今广东韶关）太守。为防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土司”生变，又将欧阳诚夫改任兵备副使，移镇姚安。
朝令夕改，变来变去，各种各样的繁重公务，拖垮了欧阳诚夫的身体。他再也经受不住折腾，连续地给皇帝上疏，要求致仕休息。皇帝准奏，却又满含留恋地批复说：“你善自珍摄，多加保重，朕将后用。”
    皇帝再也没有机会“后用”他了，崇祯癸未（1643年）秋，李自成的部队打到潜江，焚烧陵庙，64岁的欧阳诚夫气愤之极，酒后诗曰：“澄清若是为期杳，蒲质何须更假年！”然后，掷笔而逝。
    下面我们说说欧阳诚夫当年借以发誓的孙子欧阳瑊。
    欧阳瑊，字他石，号借庵。30多年后，欧阳瑊以清顺治（1648年）拔贡授甘肃成县知县。赴任途中过乾州，百姓闻讯相迎，并拜倒在欧阳瑊面前，指着当地人给他的祖父建的祠、立的碑说：“人做好事，子孙昌达，虽时过境迁，当年的一幕，乾州人永铭心间。惟愿使君也若祖辈一样洁身自爱，做一个老百姓拥戴的清官。”
    不料欧阳瑊到达成县，迎接他的是一场山崩地裂的地震。这场灾难“压死人丁数千，沉田粮一百二十余石”。照现在看来，这场地震至少是五到六级。欧阳瑊继承乃祖的精神，拼全力领导抗震救灾，以极大的同情心同灾民一道重建了家园。成县人不忘他的事迹，刻碑以志，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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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县相争的知县刘若金
                                     毛道海
    明末清初的潜江人刘若金对后世的贡献，是写了一部32卷80万字的《本草述》，而《本草述》是继蕲州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后，我国中医药宝库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李时珍没有在朝廷做官。潜江人刘若金不仅做了官，而且是个大官。他是潜江历代所有在外地做官的人员中，职位最高者——南明王朝的刑部尚书。早年在福建做官，两地争他当知县传为佳话。
    刘若金字用汝，号云密，归田后，自号蠡园逸叟。明天启辛酉（1621年），36岁的刘若金中举。四年后，天启乙丑（1625年）考中进士。此时的他，已四十不惑，入仕做官，被派去福建古田做知县。
    三四百年前的东南沿海，可不像现在这样繁荣昌盛，旧志描写道：“海堧（ruán）瘠邑，群盗聚丛，篁灌莽中，梗驿劫旅”。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地势低洼，海滩穷县，竹木丛中，藏匪匿盗，拦路抢劫，官驿不通。刘若金上任后，艰苦卓绝，疏通邮道，弭平盗贼，终使士民安居乐业。偏是省里的道员向朝廷将他推荐调补浦城，这一下可就热闹了。
    甘鹏云先生在《潜江旧闻·刘云密尚书轶事》一段话感人至深：“古田如失慈父母，卧辙遮留者数万人，道为之塞，竟十数日不得行。”这样的场面真没有见过，数万人卧在路上拦住道路，十多天不能通行，你见过吗？
    后来，古田人看到拦阻不住，就去打官司，哭诉于建宁太守曰：“夺我好官去，古田人民独非朝廷赤子乎？”而浦城人也早已派了人在建宁争诉。看着两县人民争知县的官司，建宁太守无可奈何地对古田人摇摇头：“朝命也，应与浦城。”一听到这样的判决，古田人在公堂上大哭起来……
    浦城主要是苦于旱灾，再加上豪强称霸，欺侮善良，天灾人祸，致使民不聊生。刘若金到浦城“视事”后，“榜杀”地方恶棍，恰逢天降时雨，天灾人祸，俱得治理，治绩亦如古田。一时舆论称刘为“八闽循吏第一”。刘若金被擢南京吏部主事转郎中，再迁淮海兵备佥事。
    潜江《康熙县志》载：“淮右为豪泗门户，流寇方炽，饷缺卒骄，脱巾兆变。”意思是说，淮右这个地方是淮河的一支全长千数百里的泗水门户，“流寇”十分嚣张，而驻守在那里的军兵又因粮饷缺乏，顽而且骄，毫无士气，朝夕有兵变之虞。
    从文官到武官的刘若金上任后，“核军伍，剔积弊，汰老弱，清冒领，简精壮，勤训练，振风纪，筹饷械……”结果建起了一支“士饱马腾”的地方队伍。同时“筑堡设逻，坚壁清野”，多方物色将才，将那些勇而知兵者都吸收到这支队伍中来，给他们以兵权，授他们以方略。依靠这支队伍，打跑了一批批“流贼”，保了一方的平安。
    刘若金做的是兵备佥事，对地方有利于民生的建设事业也很关心。淮海地区多水患，而“河工因循成习”，水患始终未得到治理。赶跑了流贼，兵备佥事刘若金腾出手来，认真搜求水道，悉心疏筑。浚淤河，筑长堤，最终河水畅流，无阻无溢，水患平息。老百姓感恩戴德，将其所开河取名“刘公河”，所筑堤取名“刘兵宪堤”，记载在当地的志书上。
    由于政绩卓著，朝廷给他晋升官品一级，又赏赐“白金文绮”若干。刘若金忠于职守，做事不忘人民利益，结果却遭到了“当事者忌之”，居然有人对他恶意中伤。刘若金愤然说：“吾岂恋栈者哉！”毫不犹豫地写了一份引咎自责书，辞官归里。
    他的复出，是在京城已沦为清兵之手，崇祯皇帝在景山的一棵槐树上自缢后。1645年6月，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聿键在福州被拥立为唐王，他被起用为通政司右参议，不数月，擢刑部侍郎，旋晋尚书。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短命而又成天争吵不休的流亡朝廷，阁臣三十余人，国是不定，意见纷争。刘若金当然也有所建白，但有谁还愿听他的呢？刘若金知道大势已去，再次请辞归里，结束了他的官场生涯。
    刘若金回乡后，在玛昌湖畔建别墅蠡园，自号蠡园遗叟杜门谢客三十载，完成了《本草述》。此期间，竟陵孝廉吴骥曾赠以诗赞美。诗曰：
      兵戈间道入趋陈，追忆深恩顾老臣。
      留得黄冠依故里，占来白社讬先民。
      荫松息竹俱流韵，积雪凿冰益爽神。
      自有龙门难望见，劳身犹作路旁尘。
    刘若金家族的宗谱记载，刘若金的墓葬在今潜江城南门。刘氏的一支看墓人也一代一代生存了下来。他们说，刘若金的墓地也如十号湖欧阳东风墓地一样，地表上有石人石马，十分气派，是哪一年淹了大水墓地全被泥沙淹没了。
    这样也好，就让它们完好地保存在地底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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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祖坚决反对堵塞泗港河
                                    毛道海
     康熙《潜江县志·秩官志下》，有明万历潜江知县王念祖的小传一篇。传中说王念祖“凡有利于民者必竭力以图”，最后“受过”，罢官归里。王离潜时，自号“大明高士”的潜江籍诗人张承宇有《王孝先明府左迁还毗陵》一诗相赠，表达了潜江人对他的依恋和感激之情。诗曰：
    拟向君门借寇恂，胡然顿起庾公尘。
    躬还吴下名还楚，罪在官中功在民。
    一郡泪随千里水，三年恩剩百花春。
    浮云宠辱何堪问，可奈苍生属望身。
    那么，这位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冬出任潜江父母官的王念祖，究竟因何受过，又是些什么“过”呢？
    说来也简单，主要是为开挖汉江北岸支流泗港河的事。泗港河位于潜江城西北四十里，大约在今红旗码头对河，这里有一条直通景陵（今天门）、汉川的古河道。那个年代，汉江北有杨湖、乐丰、车墩、赵林等近二十个民垸，什么诸通口、虾子湖、中洲嘴等，都在这些民垸内。所以说，泗港河口和泗港河的一大段实际上是在襄北的潜江地面上，只是出境后通过景陵、汉川而已，泗港河的开挖和堵塞首先应该是潜江人的事。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承天府（今钟祥）守皇陵的太监以护陵为名，向朝廷奏准堵塞了汉江北岸的所有分流口，泗港河口也在其中。此后每年汉江涨水，潜江境内，不仅汉江堤自身难保，而且江南岸的两条泄流河夜汊河（今东荆河一段）和芦洑河（旧县河上游一段）更是此堵彼决，人民苦不堪言。万历二年（1574年），巡抚都御史赵贤奏准开挖了泗港河口，但不久，景陵人便擅自筑塞。再之后，塞多于开，潜江人始终未能摆脱频仍的水患。王念祖上任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一年，他避开了顶头上司承天府和省抚宪两院，直接向朝廷派来的直指大人钱椿上书，把锋芒指向“太府”（护陵太监），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他说，泗港之河通景陵，夜汊之河通监利，芦洑之河通潜沔，如果说景陵可塞泗港，则监利何不塞夜汊？潜沔何不塞芦洑？芦洑在潜而潜不塞，泗港也在潜，景陵凭什么代塞？王念祖直截了当地指出泗港应开而不开的原因是：“一由府总之营私”，因为你护陵处居住地“皆高壤也”，水往低处流，就不顾下游黎民百姓的死活了；“一由经济之专利”，因为潜江通过泗港河船运的粮食就不得不以低价就近卖给江北岸的“有力之猾”。这些人与官府的恶势力狼狈为奸，囤积居奇，低价买，高价卖，垄断了一方的粮食。更可恶的是他们处处“假太府以为之祟”，结果是“以一人之私而戕万民之命！历史上泗港河何时曾开何时又塞呢？王念祖一针见血地说：“正人君子甫至，而即议开；甫去，而即议塞。其开也，以旨，以明文；其塞也，仅奸人一丸泥耳。”行文酣畅淋漓，骂得也真够痛快！
    你猜怎么着？直指大人钱椿读罢此书，也许是怕当“奸人”吧，竟然同意了开疏泗港河。不料工程开工后，在朝廷做吏部尚书的汉川人周嘉谟“驰书”钱椿，斥责钱是“误听王生（念祖）言，妄为开掘”，说钱此举将使他周某的“田产宅第尽受其害勿论”，而且“先人遗骨亦遭其毁”，信的最后赤裸裸地威胁钱说，如再坚持开挖，他周某将“他有举动，岂不更烦台虑乎”！就是说，你再开挖，我就要对你下手，那就有你好看的了！钱椿吓坏了，一面命令赶快重堵，一面复信向周请罪。那么，在这样一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的博弈中，倒霉的当然就是七品芝麻官王念祖了。不过，王念祖也没全输，他赢得了潜江人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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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为还劵亭作碑记
                                         毛道海
    明万历十一年，江西上饶巨人王建中来潜江当知县，刚一到，就“观风问俗，采民谣，询巷议，以期勿负圣天子之命”（王建中《隗公还劵亭碑记》自白），一些耆老便告诉了他黄家场正在修建中的还劵亭。
    潜江这块土地上的亭子很多，有史记载的与官方有关系的有戒石亭、红雨亭、览秀亭、冰玉亭、接官亭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亭子有的含有政治意义，如戒石亭、接官亭、冰玉亭；有的又极富诗情画意，如红雨亭、览秀亭。亭子的建造人都有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动机。
    上例各亭除接官亭是建在“县治西北十五里的策口”（即今泽口）而外，余皆在旧县署内。戒石亭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知县潘之祥修，亭中有“官箴石”，石上刻的铭文叫“守官箴”，时刻给官老爷们敲着警钟。红雨亭是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知县朱轼在县衙内修。朱轼是江西高安进士，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属宰相品级。红雨亭是一处文人雅集的场所，当县署内满院的桃花落红如雨时，朱轼开樽延宾，一帮文友赏花赋诗，6年任内弄出了一本《红雨亭诗集》。其他各亭也都有较深刻的寓意，每个亭子都可写出一段生动的文字来。那么县里的老人们为什么要特地向新知县王建中介绍黄家场的还券亭呢？
    还券亭，在汉江边上的黄家场河滨，乡人筹资修建。还券亭的“券”，是指票券，大约相当于今银行存折、存款单、支票一类的凭证。黄家场的举人隗邦衡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应礼部试不第，落拓返乡，在当地拾得票券一纸。后经多方查访，方知是同里人任大邦所遗，便将票券璧还。
    隗邦衡此举，就是我们常说的拾金不昧。金就是钱。钱在历史上被称为“孔方兄”，旧制铜钱中有方孔，孔方而“兄”，尽管有取笑和鄙夷之意，然它确也是“亲爱如兄…… 失之则贫穷，得之则富贵”，故被人崇尚。中国有“贪财如命”“钱能通神”“瞎子见钱眼睁开”“有钱能使鬼推磨”等好多词汇和俗语，从正面和反面说明钱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当今经济大潮的市场中人也常把“时间就是金钱”挂在口头上。这些话，表明了钱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也表明了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对钱的狂热追求。钱好，也坏，当官的取了不应该要的钱，叫贪官，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贪官本是平常人，把不该要的钱要来了，变成了坏人，这是钱的坏处。举人隗邦衡捡了钱，是多少，无记载。但既可质券，数字也一定可观。有道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捡的钱非偷非抢，是“横财”中最光明正大者，而隗邦衡不要，他没有一点儿对钱的世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饱读诗书的隗邦衡一定认为把捡来的钱据为己有也是一种“失道”，他没有让钱的坏分子在他身上发酵，而是“访其人还之”， 保持了身体上的洁净。
        28年后的“万历癸未之秋”，黄家场人为隗邦衡修了还券亭。新知县王建中听了始末，非常感动，濡墨挥毫写了《隗公还券亭碑记》。此后好几个朝代，黄家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待人处世的必然规律。伟人毛泽东也说过，老实人终究不会吃亏，这与宿命论的因果报应毫不相干。隗邦衡还券后的第七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考中进士，先是任陕西某县县令，继迁山东济南知府，这也是一种“善报”吧。
    写《隗公还券亭碑记》的知县王建中，把隗邦衡还券誉为“空谷足音”；又说他“勋业在朝，闻望在野，范于乡音又卓”，可以和唐朝的裴晋公、宋朝的范文正公施德施仁相媲，极尽称颂之能。
    还应该说，王建中此举也值得后世称颂，他为一方良好的社会风俗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潜江历史上，王建中也是一个难得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