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清官故事（转发毛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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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东凤拒绝建坊
                                 毛道海
    杨市办事处境内黄汉垸十号湖村，距办事处所在地3.8公里。
    十号湖村一组的大片湖田间，有一南北长约100余米、东西宽约40余米的土堆，土堆东侧有石雕华表、翁仲、狮、羊、马各二，共10件，依次左右对称排列在长约30米的地段上。其中一翁仲头部“文革”中被砸坏，其余均完好无缺。近400年来，这被十号湖人称为“石人石马”的石雕就一直袒露在十号湖的地表上。人们说这里是一座古墓，石雕显示的是古墓的甬道。
    墓主是谁？这个村的上阳家台、下阳家台的村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说，这是他们的先世东凤公的“归鹤洞”，并说归鹤洞就是欧阳东凤的墓名。其实，说它是墓是对的，但归鹤洞是欧阳东凤归里后修的别墅，而这别墅早在清顺治戊戌（1658年）就被洪水冲毁。
    欧阳东凤，字千仞，号宜诸，明万历己丑(1589年）进士，东林党人。历兴化县令、刑部郎、平乐和常州太守、颖州兵备副使、太仆寺少卿等职。康熙和光绪的两本潜江旧志均有记载，《明史》有他的传记附《顾宪成传》后。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有欧阳东凤条。这支欧阳姓氏是潜江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科举不绝。欧阳东凤的叔叔欧阳柏是隆庆戊辰（1568年）进士，堂兄欧阳东白为万历戊子（1588年）举人。
    欧阳东凤在明朝官场奔波约30载，吏治廉洁，颇有政声。在兴化令任上，曾不畏大风大浪，乘小船渡湖赈灾；回衙后，又冒死抗疏，终获准“减浮粮二万担，蠲积逋一万余两”，使大批犯逃税罪的农民重新回到了家园。任刑部郎时，他上疏痛斥祭酒冯梦祯、总督陈大科两贪官，一时有“以严见惮”之颂。任广西平乐太守时，恰堂兄欧阳东白任该省宜山令，皆因勤政廉洁，被粤人称为“大小欧阳”。守常州时，又取当地先哲69人，撰《晋陵先贤传》。后备兵颖州，“勤简练，禁包折，清驿递”，使得“墨吏”望风解绶，风霜肃然。为了暂避奸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去，致仕归田。至熹宗朝，下诏任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为明清中央机构的“五寺”之一，与“六部”平列，少卿为卿之副，但他三疏乞休，终未赴任。
    欧阳东凤14岁父逝，不久母又病故。旧志载，他归里后，在先世墓左建祠，又在“县东永兴铺”建别墅，由“同年友董文敏题名曰归鹤洞”。归鹤洞旁为“一枝斋”，是欧阳东凤“课子弟处”。康熙《潜江县志卷八风土志·别墅》和光绪《潜江县续志卷八风土志·古迹》有一枝斋和归鹤洞的介绍材料。归田后的欧阳东凤住在归鹤洞里主要干着三件事：一是在一枝斋设馆授徒。二是著书立说。据1936年秋北平金华印书局印行的《潜江书徵》（甘鹏云著），欧阳东凤的著作存目共14种，其中《自在居偶笔》《一枝斋腐谈》《闲中漫钞》《蝶轩漫书》是在归鹤洞里的一枝斋写成的。三是参与县里的一些为民谋利的事，如清丈田亩、兴修水利、改折兑粮、议赈济灾等。凡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大事，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襄北的汉江支流泗港河，竟陵人为了避免水患，仗着有朝廷官僚势力的庇护，每每筑坝堵塞。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欧阳东风先后写了《与太守议开泗港书》《与两院议开泗港书》，抗议这种做法。他呼吁“上宪”们“从公分剖，力为主持，以解倒悬，以息嚣争”。潜江的县令特地修了一条以青石板铺地的从县城通往归鹤洞的大道，五里两碑，让他往来方便。后来宪台下令为欧阳东凤建坊，欧阳东凤写了《辞两台建坊书》《再辞两台建坊书》，一再申述自己的家乡因水灾万口嗷嗷，不能“空帑藏”，“勤里旅”，大兴土木，为自己建坊，并建议用这笔费用去修城北的石矶，以固城垣。县令又给他“送田二百亩”，再被拒绝。其襟怀坦白和廉洁自律精神令后世仰慕。
    欧阳东凤49岁病卒，志载墓葬“在县东黄汉垸”，礼部尚书、江苏武进万历进士孙慎行为之志铭。常州五邑士民听到他的死讯为之请祀名宦，潜邑人为之请祀乡贤，两祀先后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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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城的故事一：给“两怪”挑毛病
                                           毛道海
    辛亥元老李书城，在解放前的湖北省政府，当过民政厅长，建设厅长，最后当了14年通志馆长。此期间的湖北官场里，有严立三、石瑛、张难先三人不迎奉，不拍马，刚正不阿，个性鲜明，被时人称为“三怪”。李书城与“三怪”齐名，有时还敢批评“三怪”几句。下面就是说的李书城给“三怪”中的”两怪”挑毛病的故事。
        一、棍打张难先
    张难先接替了严立三当湖北省民政厅长后，求治过急，有些事难免处理欠当。这天，教育厅主任秘书张某在理发店中与人争先后，动手打理发师，理发师回手还击，抓破了张某的脸皮。张某回到厅里，在厅长时子周面前添油加醋，尽说理发师坏话，把责任完全推给对方。时厅长见张脸上的血痕，信以为真，也跟着气愤起来，一个电话打到了张难先。上任不久的张难先巴不得有几件事烧烧三把火，于是“雷厉风行”，急电警察局封闭了理发店，关押了理发师，引发了一场官司。
    警察局调查结果，事实完全与教育厅张某所说不同，这场官司以理发师胜、张某输告终，满城风雨，舆论哗然。李书城知道了这件事，步行到民政厅，见了伏案批阅公文的张难先就是两拐杖打去！一边打一边说：“好一个张难先！你身为民政厅长，不察民情，滥用职权，封闭理发店，关押理发师，你当厅长的敢违法，我也来犯点法，看打几下人有什么要紧的？”张难先大叫：“李书城无理！”隔房的主任秘书闻声赶来，李书城已扶杖而去。
张难先见李书城不辞而别，反倒怒气顿消，如梦方醒地对身旁的主任秘书说：“前有蒋先生不愿抗日，张杨二将军以兵谏；今我张难先执法失当，李书城以棍谏，是也！”
        二、戏谑石瑛
    抗战期间，省政府西迁恩施，石瑛当省参议长。这天，军管区一位罗科长到龙洞探亲，走错了路，见一位老人在屋旁的菜园里锄草，于是说：“请问老头子一个路。”老人未理。罗科长提高了嗓门，再问：“老头子，问个路。”连说几声，老人仍不理睬。原来这位老人正是石瑛，他对“老头子”这个称呼极为反感，有谁敢这样称呼他呀？可是罗科长毫不知趣地接着问：“老头子的耳朵不灵光吗？”
    石瑛再也控制不住了，压着怒火回一句：“你是什么人？”罗答：“我是军管区科长。”石瑛一听，犹如火上添油，几近咆哮地挖苦对方说：“好大的官啊！好大的威风啊！随便叫我是老头子1随便骂我是聋子！在城市里有官管的地方你都这么厉害，去乡里征兵是怎样在欺压老百姓呀？！”说着就叫家里人快接通军管区彭善司令电话。罗科长一听，此非寻常人，拔腿就跑。
    事情闹得很严重，石瑛要彭善司令开除罗科长，彭善说我带着他来向您当面赔礼认错行不？石不允，就这样拖着，双方僵持不下。有一天上午，在一个会议上彭善与李书城相遇，彭善把这事透露给了李书城。李书城当天就到石瑛家里，两人一见面，李书城就模仿着石瑛骂罗科长的语气说：“好大的议长好大的官啊！好大的威风！要是当个省主席不也是像陈诚一样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吗？陈诚这大的威风没有听议长说一声不是，可抗日这么紧张，却听说石议长要随便开除人，那不是把人家赶到沦陷区当汉奸去吗？古人有纪晓岚叫了乾隆皇帝老头子，也没被乾隆皇帝杀头呀！况且罗科长根本不认识你石议长，并有‘请问’二字，这有什么错？犯了哪家法？你硬要彭善开除罗科长，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吧？”
    李书城噼噼啪啪说个不停，石瑛早就笑咧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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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城的故事二：面斥陈诚
                                    毛道海
    辛亥元老李书城，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论起资格在湖北没有几人能与之相比。年轻时留日，先后在日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辛亥武昌起义任战地总参谋长，北洋政府袁世凯曾受他以陆军中将衔，蒋介石也敬畏他三分。
    抗战时期，蒋介石派嫡系陈诚来湖北当主席。陈诚在战场上总是失利，老蒋姑息纵容，不但不给他治罪，反而给他一个挽回“常败将军”面子的机会，让他当了湖北省主席。陈诚上任后，急欲向世人更是为了向主子表现政绩，做出了三钟姿态：
    一是表示他要建立一个“新湖北”，处处标榜“新”，如他的《新湖北建设计划》《新湖北民生经济政策》等；甚至招牌也要加一个“新”字，如《新湖北日报》《新湖北季刊》。这些，都是为了表示他要除旧革新、与民更始。实际上，一报一刊，也是为他歌功颂德、捧场喝彩的工具。
    二是对湖北能在中央接近蒋介石的一些元老逢年过节，送钱送礼，极尽拉拢收买之能。这些人如何成浚、居正、“三怪”、当然也包含李书城在内。陈诚这样做，目的昭然，是要这些人帮他宣扬政绩，帮助他在中央、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巩固在湖北的统治地位。
    三是年终召开专员、县长会议，搞所谓“业务检讨”，实则是虚报成绩，互相标榜，借会议发言者之口为自己歌功颂德。此种会议，省同级机关如省党部、三青团、临时参议会的“首长”皆作为应声虫出席。本文要讲的“面斥陈诚”就是发生在这样一次类似的会议上。
    有一次，陈诚由重庆回恩施，通知了一个有党政军首脑参加的高层座谈会，李书城应邀出席。会上，大家齐唱颂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苗培成竟肉麻地把陈诚与清朝鄂督张之洞相比。张之洞，是李书城崇敬的偶像，他觉得苗培成这样打比侮辱了他平素敬重的“襄帅”，遂愤而发言，讲了以下一番义正词严的话：
   “如果把陈主席与张文襄打比，我感到不伦不类。彼何时也，此何时也？那是专制时代，这是民主时代；那是承平时候，这是战争时候。陈主席在湖北敢作敢为，惩治贪污，抑制豪强，我也举双手赞成。但是，办案要经过调查研究，要经过审判程序，如果以手令代替法律，以好恶或一句话决定生死，那不是违法乱纪吗？且办小的，不办大的；大的、有关系的，化为乌有了，何以安人心而伸法纪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古有明训。希望陈主席在这方面有所改进，那就好了。”
    李书城的一番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讲完了，却没有人敢鼓掌。在冷场中陈诚站起来，表示虚心接受李先生的意见，并希望以后多赐教。这次座谈会，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欢而散。会后，秘书长刘千俊挨了陈诚的训——陈诚说他召集了一次没有准备好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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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城的故事三：李书城的女儿
                                          毛道海
    李书城先生有4个女儿：甘夫人生声韵、声韺（yin）；续弦薛夫人生幼文、小文。这篇短文写李声韺。
    我在李书城先生的故里潜江市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近15年，其间阅读也征集并整理了不少李书城先生的资料，还为湖北大学李新福教授的《李书城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担当过责任编辑，但对李声韺除了知道这个要靠工具书才能发音释义的名字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2003年5月下旬，在潜江市政协召开的四届五次全会上，我认识了在市境内田关泵站工作的陈文奇委员。原来他是李书城先生的外孙，而他的母亲正是一直定居在武汉的李声韺。
    这实在叫人难以相信。省政协的《湖北文史资料》和武汉市政协的《武汉文史资料》两家刊物，发表了那么多关于李书城先生的“三亲”史料，为何就没有一篇是他的亲生女儿李声韺所写？是不是编辑们和我一样不知道李声韺在武汉因而没有向她约稿？李新福教授说他动笔写《李书城传》以前，“访问了李先生的夫人薛文淑、大女儿李声韵和女婿冯乃超”（《李书城传·后记》），为什么舍近求远而忽略了和他生活在一个城市的李先生的二女儿李声韺？是不是也是因为不知道李声韺在武汉？照说，李声韺是能够提供并撰写资料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早年在燕京大学专修音乐，毕业后又当过某学校的音乐、英语教员，写几篇政协文史资料是小菜一碟。
    李声韺1917年出生，父亲李书城于1949年7月胜利地结束了在武汉发起的和平运动，接毛主席邀请信，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担任建国后的国家首任农业部长。李声韺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长，即使自己不写，也完全可以口述许多父亲的不被外人所知的资料。
    可是她到底没有撰写也没有向编辑、记者口述什么资料，她像与社会隔绝了一样不被外人知道。陈文奇说,母亲所住的街道和街道所在的区，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就是当年武昌城头替黄兴总司令当参谋长的李书城的女儿。陈文奇还说，她母亲半个多世纪以来深藏不露的原因，归结起来只是当年家家公赴京前对母亲说的一句简单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人民政府伸手。”
    心里记着父亲的话，解放后，李声韺不向政府求职，不拿国家工资，一个有知识专长的知识分子成了完完全全的家庭妇女，只能靠丈夫的工资生活。她的生活圈子便是相夫教子，贤妻良母，自然不被社会所知了。
    李声韺避开了名利场上的争逐，担起了料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丈夫生前工资虽较高，每月百数十元入账，养活5个子女却仍然捉襟见肘，常临窘境。1973年丈夫病故，一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此时，5个孩子中的老大已嫁人，老二即陈文奇去了边远的山区，而老三、老四、老五都尚未成年，嗷嗷待哺。李声韺每月从丈夫的工作单位领取一点微薄的生活补助，让老三老四拿了高中文凭，老五拿了初中文凭，然后又让他们一一应招去了工厂上班，其间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那天与陈文奇座谈，我反复问：在那段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你母亲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去找找市政府、省政府或者你家家公留在武汉的朋友？陈文奇说，这不是母亲对待困难的思维方法。他说他的母亲虽然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历尽了艰辛,但她心胸开阔,善自解忧愁,今年86岁（按；2003年的年龄），靠着下岗的弟弟在武汉生活,照样健康无恙。
    去年（2010年）曹禺文化周后的一天，我在潜江电视上看到了我当年的采访对象陈文奇和他的93岁的母亲李声韺。在电视上，我第一次和老太太见了面。她应该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世纪老人，之前，我把她想象得很苍老，但完全出乎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看到的老人一脸健康，一脸乐观，一脸幸福。老人声音洪亮，十分健谈，操着一口纯正的武汉话向潜江的家乡人问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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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旧县署的反腐倡廉碑   
                                          毛道海
    据《潜江康熙县志》记载，潜江县的旧衙门内，曾先后立过两块石碑，上面写着劝县官们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话，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管它叫“廉政碑”或“反腐倡廉碑”吧。
    第一块碑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潜江知县明安达尔立。蒙语把知县叫“达鲁花赤”，元朝廷给这位达鲁花赤还加了一个“兼劝农事”的官，全称是“达鲁花赤兼劝农事”。似乎多此一举，难道“劝农事”不是知县职责之内的事吗？元代的官制我们不懂，这些淡咸事用不着我们去花笔墨。但我们却从志书的记载知道，明安达尔曾有过一番良苦用心，做过一件黎民百姓喜欢的事，这就是他亲作铭文，令人刻石，在元朝廷的潜江衙门竖起了一通碑，一通潜江县衙有史记载的第一块“廉政碑”。上面的铭文是四句话：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十多年后，改朝换代，明洪武初年（1368年），潜江知县史纯一珍惜前朝留下的这块遗石，特地修了一条甬道，大大彰显了对碑刻的重视和保护。
    时间再过去222年，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朱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莫非是为了对摇摇欲坠的政权献上一份忠心？潜江知县曹珩重作碑文，题曰《守官箴》，后又勒石于迎宾馆堂，再题曰“官箴石”。曹珩的《守官箴》极大地丰富了“廉政碑”的内容，全文是：
    行朝廷之公法，不行左右之私情。
    畏君子之清议，不畏小人之横谤。
    恤良善之怨抑，不恤豪强之怨恨。
    惧鬼神之检查，不惧刁嚣之污玷。
    求百姓之利益，不求一己之便安。
    积无穷之阴德，不积有限之凡财。
    认人品之高下，不论官爵之崇卑。
    求上古之循良，不为今时之欲吏。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上任一年的潜江知县潘之祥继续在《官箴石》上做文章，为“官箴石”建了一个亭子，起名曰“戒石亭”。
    就这样层层加码，铭文由短而长，碑从无名到有名，碑的位置从迎宾馆堂到建专亭，目的无非是要碑上的话深入人心，要过往官员照着碑上的话去做，从而达到更高的政治目的：确保“吾皇万岁”， 江山社稷稳固。
    我抄几句，写几句，写写抄抄，不到千字，但是，我应该停笔了——因为，我的想法只是把这两片潜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石头，介绍给潜江的读者，介绍给一切能读到这篇短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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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廉政碑者自己如何
                                      毛道海
    潜江旧县署的两块廉政碑的信息发出后，有人问，那几位为廉政碑忙碌了一通的县官自己做得怎样？这是个情理中的问题，古人曰，不能正己，焉能正人？你要别人做，自己就要带头做嘛，以身作则，此之谓也。那我们就看看，这几位究竟做得如何？
    先说始作俑者明安达尔。立碑的第二年，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已到了元朝政权的末期。一伙反元的军队自沔阳逼近潜江城，明安达尔率众出城，英勇拒敌，俘获了敌军头目刘万户。正待收兵回营，忽然又从芦洑河蹿出众多的援兵将明安达尔包围。这个时候，志书上用了这样一句话记载：“出斗，死其家歼焉。”这是说，明安达尔拿出了全家人的性命和敌人拼斗，结果因反元军队众，明安达尔寡，兵力悬殊，壮烈殉职，全家战死——被“歼”的不是敌人是自己。最终县城也失陷，很悲壮的！所幸明安达尔的一个叫桂山海牙的儿子，怀揣知县印章逃生，免了一死，给明安达尔流了血脉，给政权也保住了一枚象征政的县篆。
    再说给廉政碑修甬道的史纯一，他是在朱洪武初定天下时当潜江知县的。朝廷是在草创时期，一个新朝廷的县政权机构也在草创时期，《光绪潜江县志》说，史纯一“当兵燹周残之后”，建官署，修学校，筑祠庙，大显才干，桩桩不漏，样样周全。万历初年，经明朝中央政权批准，入祀潜江名宦祠。死后的哀荣是众多的知县难以相比的。
    最后说建“官箴石”和“戒石亭”的两人：
    前者是曹珩，光绪县志有他的传记，寥寥数语，极尽褒奖之能，说他“真可为作吏之范”。我在《潜江旧县署的反腐倡廉碑》中说过，他来潜江上任的万历十八年，处在大明王朝的历史转折时期。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在他的名著之一《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5月第一版）自序中说：“过去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他接着说：“‘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好了，我引用这几句话，目的在于说明赋税在万历时期的政治、政权中，成了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恰是这个时期，曹珩来到潜江任知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税法上，遏制了潜江农村大小地主对农民加重剥削，以及县吏乡里对农民的额外加征。这当然不是我信口雌黄，县志记载“赋役有法，听断精敏，士民信而安之”。
    后者潘之祥，江西婺源进士。来到潜江下车伊始，地方豪强恶势力想给他个下马威，煽动了一帮人借税闹事，气焰甚炽。开始潘之祥宽容处置，结果愈闹愈甚，若继续下去，“民将不堪”，他不得不“缚不逞数人”，投入河中。闹事者没料到新官果真使出杀手锏，遂鸟兽散。他任期四年，“均徭役，理学校，修邑乘（即修县志），建浮梁，拾遗骼，有保厘之实，无更张之扰。循声著闻，以征召去”。请读者注意“循声著闻”四字，循者，良好也。封建朝廷把奉职守法的官吏称为循吏，即好官，如曹禺高祖二叔万时喆被时人赞为“循吏第一”。潘之祥因在潜江的政绩誉满朝野，是朝廷信任的好官，官职得到升迁——被征召去了。几年后，潜江来了一位叫安尚礼的县令，他将潘之祥的事迹勒诸碑石，一则让后来者向他学习，二则表永志不忘之意吧。
    上述几位县官，他们在任上倡导廉政，身体力行，潜江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因而被潜江的历史记了下来。同时由于他们的影响，有不少朝廷派来潜江的官员，以碑文或他们几位县官的事迹践其言行，为老百姓做了些好事。另一方面，潜江的一帮儒生也受到他们倡导的廉政风气的感染，日后出仕做官，就有人赢得了“君正清风”甚至“满门清官”的美名，流传后世。

可爱先生

好多，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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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先生 发表于 2012-12-25 22:31
好多，学习了。

慢慢看吧，潜江人，不可不知道潜江古今事。

戒追忘想

建议楼主搞个主题 ，一天一个名人的事迹或介绍，不把这么好的资料都发一个贴
大家有时候没有耐心看，有时候又看不到.

潜城网世

楼上说的是，这好的资料要普及哈 一天一点 多了 消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