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 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写作学的教授,他叫夏元明。 夏老师在大学很有威望,同学们也经常请他知道写作。他也曾教过我们写作学,我那个时候也非常希望他能指导我写作,并把我的作品推荐到一些刊物上去。 那个时候,夏老师更看好的是另外两位诗人。一位也在我们班,另外一位在我们兄弟班(和我们班大部分课在一起上,由同样的老师教)。他们一个爱写朦胧诗,另一个爱写小诗。我感觉自己处在两位师兄的夹缝中,他们完全把我给压下去了。因为,即使在公开课上,夏老师也讲了他们的作品,而没有提及我。 很快,学校里有几个老师成立了一个临皋诗社,还准备搞一个诗刊。夏老师对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整理一下,投过来。”我也照办了。可惜,试刊出了,里面有那两位师兄的作品,却没有我的作品。 我当然很失望,就去问夏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夏老师安慰说:“这只是一个试刊,以后可能会有正式刊物。你现在的作品还不适合发表,我以后会试着帮你的。”我想等出了正式刊物再投,可是临皋诗社并没有出过正式刊物,诗社也因为一些变故而名存实亡。而且,我那个时候主要精力放在旧体诗上,新诗还写得很不好。夏老师是不主张年轻人把大量的精力用来研究旧体诗的。 后来,夏老师又将那两位师兄的作品推荐到了《问鼎》杂志上,夏老师自己的博客文章也刊登在了上面,唯独没有我的作品。我更加不满,难道我是后娘养的吗?我对夏老师的恨在心头潜滋暗长。 我于是坚定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讲了很多难听的话。后来,毕业论文选指导老师,我也没有选夏老师。有人说:“夏老师这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选他呢?”我说:“他喜欢的是我们这两个班另外两位诗人。” 后来的“文华”杯征文,乃至后来的华师“一二九”征文,那两位师兄都获奖了,我依旧靠边站。我感觉我已经被边缘化了,经常发泄我的不满。夏老师说:“你这个同学完全不讲道理,你自己要搞文学,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直对他抱着成见,觉得他对学生搞双重标准。然而,时间会淡化一切,后来我觉得这样对峙下去并不好,于是主动道歉了。夏老师说:“我不会记你的仇,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没有父母不希望孩子好的。”夏老师还告诉我,其实他从没有在心底鄙薄过任何学生,更何况是我。他其实在别人面前总是说我好,从没有讲过我的坏话。只是我们的性格不太一样,所以接触得少。最让我感动的是,后来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论文答辩组的组长是个女老师,喜欢倚老卖老,她故意提问题的刁难我。我回答了,她说我答错了,她自己却给了一个更离谱的答案。夏老师责怪她:“别人回答得够清楚了,是你自己都没有弄清楚,你还好意思问别人。”我知道夏老师是一个比较世故的人,一般不会轻易得罪自己的同行。 今天,我完全理解了夏老师,因为类似的经历又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由于我爱好写作,发表过很少的几篇,有很多人就给我提过很多苛刻的要求。他们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在知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帮他们出名。 其实这是又可气又可笑的。我当年只是让夏老师帮我把我自己的作品推荐到小刊物上,尚且不能成功;如今他们却让我把我的作品署上他们的名字往知名刊物上发,他们不劳而获就享用我的成果,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夏老师至少这么多年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威望,我能和夏老师比吗?我虽然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大部分都是大学时在校内发表的,级别太低了。后来在《演讲与口才》上虽然发表了两篇,但这是从我写的20多篇文章中选出来的。言外之意,我的大部分作品是不成功的,成功的概率只有大约十分之一。就算我想帮他们,我能保证我一写就上吗?而且,有时候即使发表成功了,稿费和刊物也有可能寄丢。我不是一个名人,也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我很普通,有些方面甚至不如普通人。遇上通情达理的人,我可以耐心地做他的工作;遇上蛮横不讲理的人,我讲得清楚吗?为此,尽管我的口气很委婉,还是得罪过很多人。 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一些误解。我们身边有的人,他们的某些方面的才能与名气比我们高,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些人产生一种崇拜。我们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无所不能,我们可以随便向他们提要求,他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帮助我们。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非常荒谬的。大家都是普通人,没有谁可以无条件地满足我们的要求,也没有什么要求是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