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眼中的家宝同志之四：雷雨革命

桂芷鸾丹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当中，最早一个反省自己作品的作家。1950年10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论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灭亡。”

于是，曹禺在1951年对《雷雨》《日出》《北京人》做了修改。其中，对《雷雨》的修改最大。

首先修改的是鲁侍萍，因为她是剧本里宿命论的代表者和体现者，使其成为一个敢于直面反抗的具有斗争性格的妇女形象;

其次，把鲁大海改写成具有工人阶级的品质，有团结有组织的罢工领导者，当场揭露周朴园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与官府暗中勾结的阴谋;

再次，为了把周朴园改得更反动，增加一个人物即省政府的参议乔松生，与之相勾结;

最后，大力修改了全剧的结尾——周萍按照阶级本性，不可能自杀了;周冲作为资产阶级的开明子弟，也不必触电了;四凤是受压迫、受污辱的穷家弱女子，值得同情，更是不要寻短见了。

照此办理，《雷雨》就已经根本不是大悲剧了，与原来的初衷和面目完全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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