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哲学博士后“道德堕落”的背后》（时评）

观尔

-- 为常艳博士后而辩

自我撰写《为学者男人衣俊卿而辩》（时评）和《今夜，常艳访我博》（随笔）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 。我的邮箱爆满，QQ占线，短信打架，话铃此起彼伏，我在两夜之间，突然成为该事件的“裙带者”。骂我的 ，质疑我的态度，如对“衣常事件”一样。“衣常事件 ”波及这么广这么大这么深这么远，是我始料不及的。常艳自事件出现后，一直在作低调的反省。除了她先前发帖的“艳情故事”外，几乎消失于公众的视野。然而，几乎不轻易在自已和他人博客露面，更不轻易留下访问脚印的她，却破例地在我博留下倩影。常艳突然在我博“亮艳”，令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在进一步地搜索、甄别该事件所有在网上的信息后，蓦然发现事件的背后，濳藏着那么多的,令教育界的"三思":令教育的体制者三思，令教育的实践者三思，令受教育的社会公众者三思。于是，我有必要再写一篇时评《一个哲学博士后“道德堕落”的背后》，来为常艳博士后辩。

2012年12月，常艳在网上实名发表12万字的“写实小说”《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文中讲述 2011年7月，常艳到中央编译局(以下简称“中编局”) 进行博士后研究。此间，她欲从山西师大调出档案，以正式职员身份进入中编局工作。然而，山西师大以“留才”为由，拒不提供档案。常艳无奈，出于急迫欲去中编局工作的强烈愿望，遂以性（或是两情相悦）为诱饵，先后多次与衣开房。希望以衣局长之权，留在中编局工作，并欲假以中编局的权威，向山西师大施压还档。而最终的结果是，衣局长削职“软着陆”，而常艳却是工作“无着落”。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人事体制，教育体制，至今仍落于“以人为本”之后,而不是在“ 以人为本”之先。因此，我要向教育的体制者发问：你们或培养，或接纳，或交流，或引进一名博士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你们回答的结果，肯定是只有二个字，“用人”。所谓“用”字，肯定是有“才”和“价值”才会 “用”。你们既然不仅肯定了其“才”，而且还引进去受“用”了，而最终又“抛弃”和“扼制”一个特殊人才的流动和发展，请问：你们的这种是是而非的做法，符合一个朝着现代化文明国家进程发展的民主、开放、进取的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教育人伦吗？

常艳作为教育的实践者，她的每一步紧逼自己的目的，都是为了实践一个教育者更好地更优地更强地更快地服务于教育。而当现实的身处的学校不能提供和满足一个优秀人才要求“上进”的心态时，作为年轻有才的常艳理所当然地要“挣脱”而飞。而“挣脱”而飞的结果是：被断停职无工作，回迁档案被拒绝，成为无业游民。虽然面对这样的结果，但是，常艳仍然能自我反省地表示她的错误行为“有悖于师范大学的校训”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忏悔之后，她又央求山西师大校方“ 我不能登上讲台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了”（常语） “但我是否具备在师范大学作为一个工勤人员的资格?看看大门，扫扫地啥的 ” （常语）。一个堂堂的哲学博士后，一个“有幸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恩格斯研究专家之一”（常语），竟然沦落到为了谋求一个低能的工作，进而妥协到如此需要“央求”的境地。我不禁要问我们的当事学校:一个学校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博士容易吗？一个地方好不容易考出了一个博士容易吗？一个家庭好不容易学出了一个博士容易吗？是人才，可能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况且，常艳知错了，并正在改正错误的途中。可是，为什么你们这些惯以“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教育管理者，就不能友善地宽容和接纳一只受了伤的“迷途糕羊”呢？

谁是受教育的社会公众者？答案当然是具有社会属性特点的广大群众。而这些“群众”，一旦被是是而非的事件左右后，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当常艳以平常女子不敢为之的“亮艳手法”，为自己的命运抗争而又不惜珍视别人命运的行为，而遭到来自各方的抨击、谩骂、诅咒、谴责时，“舆论场”迅速将常艳卷入“漩涡” 中。面对来自各方的以“道德”为主题，以“道义”为中心的抨击、谩骂、诅咒、谴责时，常艳却以忏悔而坦 然的心态向她的微博粉丝们说“ 亲们，粉儿们，理解我的、骂我的、可怜我的、挺我的、贬损我的、看热闹的、围观的，各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小朋友们，我真有好多好多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又不知该如何说，说深了，说浅了，似乎都不好”。一个学哲学的人，面临这样的人生窘境，竟然无言以对，无语以还。常艳完全可以用哲学家的口吻布道传教，两事实上，她的一时之错，可能会长久地让她“理屈词穷”。这起事件的悲哀，不仅是常艳自已的悲哀，不仅是哲学的悲哀，不仅是命运的悲哀，不仅是人生的悲哀，不仅是一个社会的悲哀，更是一个不太健全，不太科学体制教育的悲哀。

2013-07-13 04:4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