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头楚尾古文化的认识 李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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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头楚尾古文化的认识                                                                                       李儒科

　　一、 吴头楚尾的古地望
　　吴头楚尾,原指赣北一带。洪刍《职方乘》说:“豫章之地为吴头楚尾。”祝穆《方舆胜览》也说:“豫章之地为楚尾吴头。”唐张守节在《史记·越世家》“正义”中还说:“战国时,江、洪、饶三州属楚,袁、吉、虔、抚四州属越”。故《江西史稿》称:“基于楚吴越的兴替关系,历史上称江西之地是吴头楚尾。”
　　所谓“楚、吴、越的兴替”,《史记》《楚世家》、《吴太伯世家》均有记载。从公元前九世纪熊渠伐扬越至于鄂,前684年楚文王伐蔡,前650年楚成王伐黄和前646年灭英,前632年楚穆王灭江、622年灭六,蓼,前614年派太师潘崇率军镇压群舒,控制了淮南、江北、占据“吴头”之地。前601年楚庄灭舒,与吴越定盟,将群舒之地(巢湖以西、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划为楚之东部疆域,以将“吴头”变成“楚尾”。前573年楚共王灭舒庸,前570年又派令尹子重伐吴获胜。前549年楚康王率水军伐吴,无功而返。次年令尹屈建率楚军大败吴军,灭舒鸠。前533年楚灵王乘陈国内乱,派兵灭陈;前530年又派兵灭蔡,同时又“伐随公恐吴”。前522年,楚平王杀伍奢及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子胥奔吴。前519年楚太子建母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灭钟、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吴太伯世家》也载:“吴王阖闾十一年(前504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赣东北),楚恐去郢而徙。”吴王阖闾夺得楚番邑,又使赣东北地区转入吴国辖区,又使“楚尾”变成了“吴头”。吴王夫差继阖闾之后又打败越王勾践。十年后(前473年),勾践出兵直袭吴都姑苏,吴王夫差大败,自杀。吴也亡国。原来吴辖地又变为越的辖区。以上是见楚、吴、越的兴替情况。同时,正如张国光老师所说:“前684至506年,约180年间,是吴楚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而吴头楚尾地区则是吴楚两国进行复杂政治、军事较量的大舞台。”
　　吴头楚尾是一个地域概念。其地望不仅包括了传统的赣北地区,它包括了现在的鄂东南、豫东南、皖西北地区。这是因为“江西北部处于鄂皖之交,本与鄂东、皖西、豫东南的山水犬牙交错,且历史上互相交往频繁,因此要把它们截然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赞同本书把‘吴头楚尾’当作鄂、皖、赣边区的同义语使用,我想这也是读者所能接受的吧”(张国光老师:《吴头楚尾古文化论集·序》)。
　　司马迁《史记·货殖》曾战国后期几乎奄肿国南方大部的楚国,划分为东、西、南三个地区。其中,“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今天我们说的“吴头楚尾”地域,实际包括了司马迁所说的“南楚”之内,兼及西楚的部分地域。
　　二、 吴头楚尾的古邦国
　　古代的吴头楚尾地域,处于南北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故经济发达,邦国林立。仅战国以前,先后就有20多个邦国,在此兴建,以各自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推动历史前进。它们分别是:
　　1、苗蛮集团。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伏羲是他的老祖宗。约在八千年前,伏羲一支南下,与当地著居溶合后,又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它的文化几乎涵盖了我国南方。徐旭生先生就把这个强大部落叫做西蛮集团或三苗集团。其他在东方的九黎部落为东夷集团,在北方的炎黄部落为华夏集团。唐尧时,三苗入盟华夏,为其邦国之一,故后人又称其为“三苗国”。对于苗蛮集团的地域,《魏策》吴起对魏武侯之言,有明确的交待。他说:
　　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特此险地,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此处“彭蠡”、“洞庭”,众所周知。至于“衡山”,它就是楚汉之际的衡山郡,吴芮在黄州邾城当“衡山王”的“衡山”,即今大别山。“汶山”在南,虽不明其准确地点,但“彭蠡”(鄱阳)、“洞庭”、“衡山”,就可足以证明:吴头楚尾正处三苗腹地。因此,苗蛮集团应是吴头楚尾最早出现的邦国了(其时无国称,近似邦,实为部落)。
　　自三苗与禹大战失败被放逐后,在夏、商时期,流散的三苗民族,各自为政,散居各地。因此统一部落组织,后人总称之为“百越”,“百濮”或“群舒”。《吕氏春秋·特君篇》载:“扬,汉之南,百越之地,敞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扬、汉之南,自然包括了今天吴头楚尾的江南大部,包括鄂东南、皖西南、赣北广大地域。
　　2、 赣北古邦国。经过“百越”“多无君”的各流散部浇自治以后,在江西赣北逐渐形成了两个帮国,即“应国”与“艾国”。
　　1958年余干县黄金埠出土的“雁监”,上有6个铭文,郭沫若考证为“雁监作宝尊彝”。并指出:“雁即应国之应”,“作器有自称雁监,监可能雁侯或者雁公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应国的监国者。周借助监国之制……可能以后者为确,即应国之监”。(郭沫若《释应监》,《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李学勤先生也认为,余干县所在的江西北部,“当时属于边远,周公定东夷之后,在其地置监,则颇合情理”。
　　1981年,陕西扶风县出土的铜件饰上,有铭文“艾监,叔赵父,作旅,其宝用”等字,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如“应监”一样,是西周王朝派往“艾”地之监国者。艾是江西修水县境的古地名。左传·鲁哀公二十年》(前475)记曰:“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勿听。出居于艾。”杜预注:“艾,吴邑,豫章有艾县。”
　　以上应、艾两国,至战国中期,即前334年,楚发兵攻越,杀越王无疆,尽取吴故地,江西遂归楚。
　　3、 皖西南古邦国。主要邦胃英、六和群舒,后被楚国征服,成为楚国(西楚)的一部分。
　　(1) 英与六。这是春秋时期周代两个方国,均为皋陶之后,被封于此。《史记·夏本纪》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聊之后而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这是吴头楚尾受封最早的两个国家,即英国和六国。皋陶又名咎陶、咎繇,乃舜的臣子,与禹、伯夷同时。《尚书·皋陶谟》说他是舜帝主管刑法的大臣。在禹帝即位后,又跟禹帝继续任职。并以其“最贤”。禹有禅让意。结果皋陶先卒,夏禹便封其后于英、六,成为英、六最早的开发者。
　　关于英国的地理,当在鄂、皖交界的大别山腹地。北接蒋、六,南抵巢、弦、东连群舒,西邻董国。椐民国《英山县志》引《六安志没革考》称,“英地在汉潜西”。《湖北通志》引华亭姚培谦云:“今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所指方位,正是潜西或六安之西。民国《英山县志》还载:“县北三十里,在天人山下,孤峰耸立,相传皋陶曾居此,且有墓、因名。”此处也是在六安之西。综上所述,说明英国地望所在是无疑的。这个英国地望,实际包括了今天鄂东的英山县(原属皖)境和邻近的罗田、蕲春、浠水、岳西、霍山、金寨接壤的部分地域。
　　关于六国的地理。据《汉书·地理志》载:“六安国,六县,咎繇后,偃姓所封国。”《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百三十二里。春秋文公五年,楚成大心灭之。”两书所指谇闰,大至相同。即东接群舒,西连蒋、息,北抵舒蓼,南邻英、黄。实际拥有今天六安县境和金寨、霍山大部分地域。
　　前646年和前622年,英国和六国,先后被楚所灭,地属楚国。
　　(2) 舒鸠,也是皋陶之后。唐代《古今地名记》载:“松兹,一名祝松,古鸠兹地也。”松兹,乃古鸠地,徐旭生先生说:“住在蓼地的就叫作舒蓼”,“住在庸地的就叫舒蓼”。那么住在鸠的自然就叫作舒鸠了。据《汉书·地理志》的庐江郡条,上有舒(故国)、居巢、龙舒……松兹等县。《新唐书·地理志》的寿春条也提及武德四年以公兹,霍丘二县置蓼州,后来州废,松兹合并到霍丘。并指出,废松兹县在县东15里。可见,松兹地近霍丘,其地望在今霍丘县东。
　　(3) 舒庸,也是群舒之一。诸家考证,在今六安县之东北。
　　(4) 巢,不止一处。《元和郡县志》载江州浔阳县条时,提到二巢。一在庐六县,在庐江从浔阳县。前者,杜预《左传·文公十二年》注:“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又民国时曾发现汉居巢刘君冢,在出土的一块窆石及石羊题字,明确载有“居巢刘君冢”,其地正当六安县之东北。后者浔阳县,就在鄂东黄梅西北。在浔阳县东北。至今保留有舒城,离江州30公里,宿松20公里。清人石灿的《太白湖晚渡》,曾有“淡烟斜抹舒城柳,文照频催濯港船”的诗句。还有明弘治《黄州府志》载:蕲州旧治方位是“左舒右黄”、“介舒黄间”。即左为舒国,右为黄国。黄国在其西,舒国在其东。这个舒城,是否舒庸,或者还有舒鸠?无论是“克鸠兹,至于衡山”,还是“舒庸人导吴人围巢”,都是顺理成章,至为方便。此事存疑,此处不议。
　　由于舒庸更靠近楚国,因而比灭舒鸠早26年,比黄国晚74年,蛮即先灭黄,后灭舒庸,再灭舒鸠。对楚国说,由近及远,逐个灭之。
　　4、 豫东南和鄂东北古邦国。计有邾、陈、蔡、申、息、江、黄、弦和舒蓼。
　　(1) 邾国。今黄冈市北的新洲县城(原属黄冈县),即为邾国都城,约建国于大禹征服三苗以后。徐旭生先后考证认为:“看祝融的后人曹姓有邾,而‘故邾国在黄州黄冈县北百二十里’,就在今湖北黄冈县境内,逼近长江,可以知道邾国原来在南方的长江边上,以后才迁到今山东省的西南部。有人主张邾自北迁北,看春秋时邾国的形势,绝不可能。”(《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第108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后来可能受黄国攻击,邾国迁往鲁西南。前431年楚灭邾(邹)后,又将其遗属迁回邾国故地,安置在今黄州北近十里地方。也叫邾城,当地老百姓又直呼其“鲁城”。此前,即前648年楚灭黄国(当时黄冈属黄国)后,楚王把此作为封地给了他的女儿,故黄州邾城又名女王城。总之,这里是邾国,且受封最早国家之一。其地望主要是现在的黄州、团风县和新洲县及其周边地域。
　　(2) 黄国。黄国是西周的封国。赢姓贵族,颛顼帝曾孙陆宗的宗支。其西北与北部隔淮河与息国(今息县境)相望,西与西南部与弦子国(今光山以南)接壤,东与东北部与蒋、蓼(今固始、淮浜县境)毗邻。南方当囊括三黄(黄陂、黄安、黄冈),直抵长江。黄国地理位置重要,在周末春秋时期,往往成为大国争衡交锋的重要地区。前704年,楚国会盟,黄国不参加,因此在前675年遭到楚国的讨伐。前656年,楚又会盟于沈鹿,黄又不参加。第二年,齐的姻亲弦子国王逃亡黄国,黄国又表示依附齐国,并拒绝向楚国纳项。前648年冬,楚举兵灭黄。在春秋时期,黄国仅存122年,后成为楚国的领地。
　　(3) 弦子国。也是西周封国,地辖现在的商城、麻城、新县、光山至浠水、蕲春、罗田、黄冈、新州东等部分地域。《汉书·地理志》:“车大,故弦子国。”《新唐书·地理志》:“光州弋阳带”,“本治光山,太极元年徙治定城”(武德三年置弦州),其中弦州所辖五县有定城、光山、仙居等。《旧唐书·地理志》中提到:“晋分弋阳置西阳县”、“仙居,汉弋县”、“宋分车大县置安乐县。天宝元年,改为仙居”。麻城《宋埠志》载,元代宋埠就是仙居乡。还有《浠水县志》载,古属车大国。《黄冈县志》载,其县东境邻近罗田处,就是古地名上弦乡。这些地名的更换,实际万变不离其“弦”地。所谓弦州,也正是以古弦而命名的。
　　古弦子国,东临英、西接黄、南临江北抵蒋。面积与黄国相当。与江、黄、道、柏、均为姻亲。据《左传》载:“僖公五年(前655),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它的灭亡,比黄国早七年。
　　(4) 江与道、柏。在地理位置上,同黄、弦一起,横跨江淮(江北淮南)、由南到北连城一片。关系上是姻亲,政治上与齐结盟反楚。
　　江国地处河南息县西北、正阳东南、信阳东北一带。西北便是柏国与道国。这一带正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左传》载,僖公二年(前658)就有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母丘)的结盟活动。僖公五年(前655),江、黄、道、柏又有结盟于齐的活动。楚天黄后,于前623年又灭掉江国。至于道、柏,更是唇亡齿寒,不久也被楚吞并。
　　(5) 舒蓼。春秋时期的偃姓小国。皋陶之后。《隋书·地理志》:“固始,梁曰蓼县。《新唐书·地理志》也载:“武德四年以松兹、霍丘二县置蓼州,七年州废,省松兹以霍丘来属”据此可知,舒蓼应在河南固始至霍丘一带。按方位一看,西旧蒋、黄,北是新蔡,南是弦、英,东是六、巢。前601年,群舒叛楚,楚举兵讨伐,舒蓼遂灭,成为楚之疆土。
　　5、鄂南古邦国。鄂东南之地,除东有舒、巢(黄梅、武穴)、北有英、六、西有典、弦之外,在大江之南,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是东鄂、句、越章等国。
　　《史记·楚世家》:“周夷王之时,王室衰微,诸假不朝而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为荆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这次东征,封王三个,开邦三处,大致应在鄂东南长江边的吴头楚尾之范围,其中东鄂的领地几乎包括今天鄂南全境,即现在的鄂州、黄石、大冶、阳新、瑞昌和咸宁部分地域。
　　以上看出,从三苗至楚统一南方的二、三千年间,在吴头楚尾这块方寸之地,邦国林立,兴替频繁。除周边邻国外,可列举的有艾、应、黄、六、舒鸠、舒庸、舒蓼、巢、邾、黄、弦(车大)、江、黄、道、柏、东鄂、句、越章、吴、越,加上三苗、楚,共计21个,虽然此数不完全准确,但也可大致看出,先秦吴头楚尾古国分布和政治变化举规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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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吴头楚尾的古文化
　　从伏羲至今,七、八千年的古文化在这里发展,也在这里沉淀,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据我个人多年的考察和感知,以及同行们的启迪,我以为吴头楚尾的古文化既全面又丰厚,既精深又博雅,既开放又传统,自有渊源,别具一格。在星移斗转的不同岁月和风云变化的不同环境,无论是血与火,还是智慧与辛劳,经过几千年打造的吴头楚尾古文化,可谓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其中,三苗文化、吴楚文化是其基。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区域因素,又形成了矿冶文化、三国文化、宗教文化、医药文化、特产文化、旅游文化、人文文化,以及当代的革命文化。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但主要的是上述几种。
　　1、三苗文化。这支文化在吴头楚尾,可以说是源头长,扎根深,影响大。其源头就是伏羲文化,或者说是伏羲文化溶合于当地土著文化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当然在伏羲之前,已经考古证实的黄石市石龙头(原属大冶),早在20多万年前,就有大冶人在此生息,以后也是源源不断。伏羲“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始作八卦”,“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教民耕作,这在当时土著,无一不是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一经引进或溶合,就会推动生产和社会进步。虽然这是传说时代,但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彭头山、余杭河姆渡,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均可看到这种先进文化的影子。甚至伏羲文化的“龙图腾”崇拜思想,在吴头楚尾也可以见到。1993年因修京九铁路,在鄂东黄梅县白湖乡焦墩挖出一条“卵石摆塑龙”,长4.6米,高2.26米,鱼尾、兽爪、蛇身、鹿头。张咀曲颈,长角后扬,呈东西走向,状若腾飞。专家考证,此“龙”距今6000年左右,比濮阳“龙”还要早。同时,在焦墩和附近其它遗址,还出土了石器、陶器等文物,证明此地有土著存在。“龙”文化的出现,这是他们溶合的产物,且为事实,与传说一致。
　　到5000年左右,三苗文化进一步形成和高度发展。在整个南方如此,在吴头楚尾也有见证。最突出的是鄂东黄州的螺蛳山、大冶蟹子地和上罗材、鄂州和苟山、蕲春岐亭、赣北的山背和皖西的薛家岗(包括望江、宿松)等遗址出土的文化。这些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除了有中原、东夷文化的影响外,更多的是三苗文化自身的特征。如同一的稻作文化,同一的生产工具有段石锛、石犁、骨,同一的早期炊食器陶釜和中晚期贮藏器圈是罐,同一的几何形印纹陶,同一的文身、黑齿、道发等生活习俗,同一的崇巫信鬼,好礼重葬之风,同一的干栏或住房,等等。这些特征,在三苗广大地域普遍共存,吴头楚尾,也不例外。
　　当然,在吴头楚尾这个区域的三苗文化,因区域关系,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表现在:石器、磨制神致(精细),种类和数量较多,有扁平长方形穿孔石铲,扁平长方形石斧,扁平三石,半月形石刀、长条形高级段石锛、柳叶形石、网坠等;陶器,以夹砂红陶或红褐陶为主,其次灰陶、黑礼陶,泥质陶少。器形多圈足器和三足器。高领罐多为斜直领,全本的沿西有的隆起,缸多作假沿。鼎足以侧扁式,扁平式、管状形和圆锥形居多。纹饰以不面居多,有少量按窝纹,弦纹、篮纹、镂孔纹和刻划纹等。这些都反映了此文化遗存具有鄂东南地域的特点。
　　2、吴楚文化。它是在三苗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在禹征服三苗,苗蛮集团虽然解体,但三苗文化的影响犹存。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三在的苗族即其(三苗)一部分的后裔,留在原地的一部分,虽一度被商人征服,政治势力暂时衰落,但其文化势力不但始屹然未动。并且做了我国四千年文化的核心。”这不但是闻一多先生对三苗文化的高度评价,而且还指出三苗文化的深远意义和巨大影响。其中,在春秋前后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正是三苗文化分枝发展,花开两朵的杰出战果。无论是荆楚,还是吴越都是融合于苗蛮的一部分,他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和区域里发展,对内不断创新,对外兼政并蓄,逐渐形成了我国南方西荆楚、东吴越两大文化体系。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在南方的统一,两大文化合流,而成为与中原媲美的强大的楚文化。
　　吴头楚尾,正处于吴越、荆楚两大文化体系的过渡地带。处此环境,它的文化特色表现出吴(越)楚兼收,东西合壁的最大融合性。这一点,张正明、刘玉堂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归属——兼论上古产铜中心的变迁》(《楚史论丛》第68-69页)一文中,作过精辟论述。他说:“楚国占领截止地以后,楚文化吸收了异族文化之精华,使之融汇于自身之中,形成一种以楚文化为主体,不定期有浓郁越文化色彩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地方性文化虽然在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未得到充分反映,但在与之山水相连中的鄂城、黄州楚墓出土文物中却屡见不鲜。”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八年,鄂城县博物馆先后在鄂城东南郊的百子畈、七里界、洋澜湖、鄂钢、五里墩等地共发掘战国时期的楚墓三十座。在这批楚墓中,鄂钢九十四号墓和一○六号墓出土两件陶鼎,‘扁圆腹,平底,方耳微外撇,三足外撇,盖呈弧形’,越文化之特征依稀可辨。又如百子畈三号墓一件铜鼎,‘器壁轻薄,三足聚于底部’,从纹饰看,极为筒朴,仅在‘盖上施有不连的蟠螭纹和几周弦纹’,越文化遗犹存。
　　一九八一年冬,文物考古工作在黄州国儿冲发掘了五座楚墓。其中五号墓的两件铜鼎‘子母口,弧形盖,腹微鼓,底微近平。环形附耳,三曾蹄形高足,胎轻薄,盖上有两圈凸弦纹,腹中部有一圈凸弦纹,余皆素面’。这是典型的越式鼎。楚越器物同存并出,也反映了二者文化上的相得益彰。
　　在国儿冲五号墓,还出土一件大瓷罐,‘直唇,敛口,广肩,鼓腹,平底,肩上有一对称环耳,胎质细腻’;在百子畈还出土了两件瓷杯,在鄂钢也出土了九件硬陶杯。上述诸器,在陶系上为几何形印纹陶之孑遗,在器型上则是楚文化的嫡系。
　　在鄂城和黄州国儿冲楚墓中,出土大量陶高柄壶形器,鄂城出土二十件,黄州七件。此器‘柄较高,喇叭形底座’,有的柄、底座彩绘带纹,身饰八角形状纹和谷纹。陶高柄壶形器,是鄂东地区战国陶器一个特点,在与之同时期的江陵数百座楚墓中,此类器仅见于望山一、二号墓。与此相反,在江陵及鄂西地区楚墓中比比皆是的陶熏,在鄂东数十座墓中仅百子畈出土四件,这不能不令人们联想到:“楚越两种文化除了在整体上互相融合外,在局部还保留自身某些特点,这也是土著文化顽强生命力的体现。“
　　反映在生产、生活方面的民俗风情,也是吴楚交融、成为一体。如反映在稻作文化上,每逢插秧时节,好酒好饭,如同过年。故有“小孩望过年、大人望种田”俗话流传。除了春节、元宵、端阳、中秋等常见节日外,还有“四月八”敬师和“六月六”晒谱(书)、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送灶神,以及结婚撒帐、回门、丧葬后做七七、周年等 ,都是流行在吴头楚尾的一些特殊风俗,反映了吴楚文化渗透在各个方面。
　　3、矿冶文化。吴头楚尾可以说是我国已经发现的开采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时间最早的矿冶工业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矿冶遗址发现和青铜器、铁器的出土。
　　首先,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的发现。从1973年开始发掘,先后发现,采矿遗址7处,古矿井、巷360多条(个);冶炼遗址3处,出土炼铜炉27座;石、铜、铁、竹木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一批。同时,在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面上,发现约四十万吨以上古代炼铜炉渣,有的厚达3米。据此推测,累计产铜不少于8至12万吨,规模之大,产量之多,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1975年至1978年,又重点发掘三处,一处是十一号矿体,出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炼铜炉8座;在铁屎包清理出宋炼铜炉17座。其中十一号矿体8座炼铜炉均属鼓风炼铜竖炉。其炉结构具备了现代鼓风炉式样。三千多年有此高技术炼铜,不仅在中国冶金史上首次发现,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鼓风竖炉还原熔炼,不仅涉及到先进的设备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千三百度以上高温、相应的耐火材料、控制炉内还原气氛以及合理配渣和各种科学防护措施等诸多科技问题。在当代世界,这种用鼓风竖炉还原熔炼的支柱,是近百年来随着多门科学的发展才出现的。可见,铜绿山的冶炼技术,已遥遥领先世界达三千多年之久。
　　其次,在大冶东南相去不远的赣北瑞昌县铜岭,1988年考古发现,也是商周时期的一处铜矿开采遗址,现为铜岭钢铁厂铁矿区。遗址包括采矿和冶炼两个区。在已发掘的3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竖井27口,平巷3条,斜巷1条。出土遗物有青铜斧、铖、锛,翻土用的木锹、木铲,装运用的竹筐、竹箕,提升用的木辘轳、木钩,选矿用的木溜漕,生活用具陶鬲、陶罐等。在露采遗址还有采坑、槽坑、选矿槽、尾沙地、工棚等。挖掘还发现,它的井巷都用木棍作顶棚。顶棚有顶梁、立柱、地袱连接的木立框支撑,以防顶压和侧压,既保证安全,又能加速采掘深度。这种采用木支护技术进行地下采矿,也是当时世界上不多见的。同时,联系到吴城青铜器生产作坊和大洋州墓珍贵青铜器,说明此处矿冶文化的发达,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第二, 在前述的黄国春秋古城内,发现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2处。其中范围较大的有9处,发现的社器和戈、矛、剑等兵器残片甚多,生活用具较少;其他三处范围较小,生活用具残片较多。当时手工业分为官办、民办两种,大的9处生产礼器、兵器、属官办无疑。官办青铜冶铸,足见矿冶工业之重要了。同时,在这里还发现了大量青铜器。仅1983年6月,在光山宝相寺发掘的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合葬,出土鼎、豆、壶、盘、戈等达36件,造型古朴美观,件件有铭文。
　　第三、在铜绿山发现的生产工具,除有铜锛、镢、凿和重达3.5公斤的大铜斧外,还发现有铁斧、钻、锄、耙等。既有铁件,又有铸铁件,还进行了不同工艺的柔化处理,出现了重达6公斤的铁锤。这说明随着冶铜业的发展,冶铁业也在吴头楚尾逐步兴起,是吴头楚尾矿冶文化的一部分。
　　吴头楚尾的矿冶业,是早期对商、后来对楚,无论在经济的发展和军备的加强,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对商文化和吴楚文化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彭子成先生曾抓了两个实验点,对“晚商中原青铜器物”的铅同位素进行了研究。一边是殷墟妇好墓,从出土的四百多件铜器选择12件实验;二是从陕西宝鸡强国墓地出土铜器中,选择24件实验。从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看,商代妇好墓仅有5个数据落在云南金沙矿区内,而6个数据却落在大冶铜绿山矿区。宝鸡西强国墓地,也只有小部分测定,数据落在秦岭山脉周人辖地,而大部分数据也是落在大冶铜绿山及其邻近矿山。这就是说,无论是商代,还是西周,中原所需铜矿资源,大部分人来自大冶铜绿山及其邻近矿山。可想而知,中国早期灿烂的青铜文化,如果没有吴头楚尾丰富的铜矿资源和当时先进的冶铜技术,以及高效率发展的矿冶业,将会黯然失色。吴头楚尾的冶矿业,既是商、周两代中青铜器的坚实基础,也是吴头楚尾矿冶文化走向全国的前沿阵地。同时也充分说明,矿冶文化也是吴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岁月推移和历史脚步前进,吴头楚尾的古文化越来越丰富。如三国时期,孙权建都武昌,一统吴头楚尾作为他的京畿之地;刘备结义三兄弟和诸葛亮先生光顾,留下吴王避暑、西山试剑、周瑜屯兵、樊山观战、孙权垂钓、关公磨刀等千年的美好回忆。这些得天独厚的三国文化,使发展中的吴头楚尾古文化锦上添花。又如春申黄歇,淮南王(先是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武昌(鄂城)太守陶侃、寻阳三隐之一陶渊明、诗赋史妹鲍照和鲍令晖(鲍照曾居黄梅,死后葬在黄梅)以及李白、元结、杜牧、王禹、黄庭坚等,他们或游或隐,留下了不少名胜,为吴头楚尾古文化添色生辉。到了明清,鄂文化东移,更显活力。红安“二程”,麻城李贽,蕲春李时珍、浠水陈沆、罗田万密斋,王葆心,乃至清末民初的闻一多(浠水)、胡风、黄侃(蕲春)、熊十力(黄冈)、张裕钊(鄂城)等可谓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以至当代,在吴头楚尾,南有教授县(蕲春)、北有将军县(红安),文武合壁,相得益彰。此外,还有宗教文化,亦十分发达。据我所知,鄂城西山灵泉寺、黄梅蔡山江心寺、庐山东林寺,均建于两晋时期。支遁、慧远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高僧。梁武帝时印度高僧菩提流友来黄梅董家城创建“菩提寺”,后卓锡于多云广福寺。不久,印度高僧千岁宝掌和尚又来黄梅紫云山建道场,后称老祖寺。隋末唐初,禅宗三祖僧璨,先住浠水天然寺,后于武德七年(公元624)春，来黄梅双峰山创建幽居寺,现称四祖寺。四祖道信,继承三祖衣钵。四祖传给五祖弘忍后,又去黄梅东山创建道场,现称五祖寺。五祖又传给六祖慧能,后去韶关传教。同时五祖另一高足弟子神秀,去了当阳玉泉寺,成为北方禅宗传教创史，史称“南熊北秀”,盛报一时。神秀还接受皇封,受到武则天的接见。据统计,当时黄梅全县有大小寺庙五百多座,僧尼三千多人,庙田、山森八万多亩,收藏佛经典籍三千多卷,出现了“十里三座庙,无路不逢僧”的盛况,也给吴头楚尾的古文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 对吴头楚尾的认识
　　[size=+0]1、吴头楚尾古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研究的内容,大体同于人文地理学。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活动形态,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等。不过所不同的是,人文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开展文化探讨的,它的“地区”概念,要求明确、稳定,与现实“地区”一致。而区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虽在当初它是明确的,但时间一长其地理学意义逐渐消失,地域模糊,只剩下“大致所在了”了。如“荆楚”,概指湖北;吴头楚尾,概指鄂东南。这是“区域”与“地区”的一点小小差异。作为区域文化的形成,除社会结构因素外,还有自然环境。人类作为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均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吴头楚尾的矿冶文化,首先决定于自然环境中有无丰富铜、铁矿的存在,无此则无从谈起。荆楚与吴越文化在此交融,也是因为有吴头楚尾这个过渡的地理环境作为前提条件。再加上社会结构的作用,逐渐形成一种区域性文化,也就自然而然了。
　　2、吴头楚尾古文化,虽来自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但其总根还是三苗(苗蛮)文化。在吴、楚两支文化形成之前,吴头楚尾同他们一样,都是三苗文化,这是本根。东吴越,西荆楚,说到底都是“荆蛮”,亦即“荆苗”。“蛮”与“苗”一声之转,音义相通。三苗解体之后,分散在南方各地,发展自己。其中一支,生活在荆地,它溶合外来氏族,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溶合、发展逐渐强大起来。因居荆地,商人叫他“荆苗(蛮)”。到了商末,这支荆苗出了一位领袖人物鬻熊,并由他的后人建立起了强大的楚国。楚文化就在苗蛮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商周文化而发展起来。
　　吴文化,也是一种区域文化。在这个区域里,最早形成比较统一的文化,也是三苗(苗蛮)文化。它先是三苗氏族与当时吴越土著相溶合而形成的,解体后又分散在吴越的千山万水中与土著早就融为一体,发展自己的文化。在商末周初,太伯因让位其弟,便奔吴,与吴地苗蛮(荆蛮)一样,断发文身,开创吴国。这样,在苗蛮文化基础上,加上中原文化的影响,又逐渐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吴越文化。
　　吴头楚尾就处在东吴越、西荆楚两大文化的的夹缝里(过渡地带)。无论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它都会从中受到影响。更何况同根源,晴也好,雨也好,兼收并蓄,形成一种二者兼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吴头楚尾古文化。
　　3、吴头楚尾古文化,虽传承三苗,有其同源共本的一面,但其比较开放的包容性、惊人的同一性和独具智慧的开创性,更显其他地域特色。
　　吴头楚尾的先民,充分利用自己地域的有利条件,兼收并蓄,引为已用,大力发展自身,这是吴头楚尾古文化得以充实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冶上罗材遗址出土遗物,较多的是侧扁足鼎、高领罐、中钵、大口缸等。侧扁足多似三解形;钵的沿西有的隆起,有的成子母口状;高领罐多为斜直领,颈上多有数周弦纹;缸多作假沿;陶球上饰圆圈等,这些正是罗村文化遗物的特点,这些特点,与江汉流域广泛分布的屈家岭文化面貌不尽相同。如见不到彩陶、壶形器、盂形器,甚至连屈家岭的典型器物厚胎缸也难见到。因此,可以认为,上罗村这些器物“似为一种具有鄂东南地域特点的新的文化类型。”是否新类型,专家可以考证。但至少说明,是罗村的遗物,有其自身特色,有它的开创性。同时,从器物的风格看,其红陶圈足碗与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有相近之处。侧扁足是鼎和口钵与江西清江筑卫城的同类器近同。连同九江河铺磨盘墩两周之际遗址、铜绿山矿冶遗址两周之际遗存等三处,都保留有几何形印纹陶、有段石锛和刻槽鬲足等典型越族器物。不难看出,这些器物,不但有其开创性,还保留有本根的同一性和对外的包容性。这种同一性体现了三苗文化 “始终屹然未动,并且做了我国四千年文化的核心”及其作用,反映了三苗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其包容性,不但为其开放打开了窗口,为其发展也在不断增添新的血液。而开创性,则是吴头楚尾古文化生生不息,万古不没的真正动力。

　　　　　　　　　　　　　　　　　　　　　　　　　（作者单位：黄冈市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