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对油画和二胡的情劫

zhu1934

我一生对油画和二胡的情劫

朱蓬蓬

在我年轻的时候，纯洁得像一张白纸，人生的路由最初给我指点的人迈出。尽管坎坎坷坷，流年不利，但愕然也有过风生水起的时光。

例如，我曾结识一位延安的老干部，姓钟，笔名史丹，画家，但似乎始终没有“出息”过，现在到我老了的时候，就懂得了他为什么不能出息的缘由了。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我十六、七岁，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被冠为“小品文”的文字，原《西南文艺》的编辑游藜同志介绍我参加了“文学工作者协会”为会员。当然，那时这些文字往往是只表现批判的功能，好在我没有指名道姓，只是泛泛而谈，一时到还没有引起麻烦。钟史丹先生对我的小品文很感兴趣，，一天，大概是他小酌以后心血来潮，灵感突发，很快为我画了一幅头部脸面的油画，长宽约二尺左右，并在油画的左上角，题上“江南第一大才子”的字样。说实在话，我完全不懂油画，也欣赏不来。不过史丹为我画的油画，因为他恭维我为江南第一大才子，我也从内心得意了一阵，并且很快去美术公司配置了一个画框，在寝室里挂了起来。甚至诚心诚意地想拜史丹先生为师，好好学一点油画……

这一做，很快麻烦就来了。在年终鉴定时，被批为狂妄自大，个人英雄主义；在政治运动中，从油画的脸部线条，被认为是一副叛逆相，如三国时代脑顶生有反骨的魏延……标准的反革命相。单位的保卫部门在外调中得知，史丹虽为文联的延安时期老干部，但无所作为，没有职务，大概内控为一个反党分子而已，只不过因为他出身好，资格老，后来也没有被打成右派……而游藜同志则被打成了右派。我呢就更倒霉了，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反革命的帽子几乎追随了我一生。

这是罪有应得。我后来仔细观察史丹的这幅油画，倒也是，那脸部的线条，坚韧硬削，似乎每根线条都刺向那应该被赞颂的新生活，这让我稍稍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叛逆”相。关于油画的情劫就到此为止。

关于二胡呢，这又是一段故事。同样是五十年代，我结识了一位《西南工人日报》的编辑鲁若一同志。笔名布因，曾在当年的《新观察》等杂志上发表过有分量的文章。他是一个二胡爱好者，早年在苏北根据地转到华东苏州、无锡报纸当编辑时，就把刘天华的十大曲拉得出神入化，令我羡慕得紧。我立即就去买了一把，很快就跟他学会了二胡的指法。《良宵》欢快愉悦，但最令我神醉的是《病中吟》。那慢板在病中的呻吟与无奈，那徐缓轻拨的幻想中之美好春天降临，一直到那垂死的挣扎与苦斗嘎然终止……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喜欢《病中吟》，大概是因为苦难的童年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空山鸟语》，那指法有点难搞的叽叽咋咋音响，特别像社会上各色人等的咋咋哇哇……

刘天华为二胡创作了《光明行》，尽管二胡音色尽量舒畅地给人乐观的期待，但对于我的一生来说，光明总是个“缺席”的词，难以注墨。

为什么呢？在阶级斗争特“左”的年代，二胡是个不利搭的乐器，他不属于处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而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情调的玩意儿，让人丧失革命意志，只能被人批判……

特别是当我得知鲁若一在《西南工人日报》被批的时候，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对乐器的爱好与资产阶级完全是不搭界的事情，为什么要生拉硬扯地弄到一起来呢？据鲁若一告知我这个情况后，我既好奇，也不能不警惕起来。当然，鲁若一同志到是无所谓，他对我说：【当那些“撮鸟”批判我以后，要我表态。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唸了两句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说罢竟然拂袖而去……随即递上辞职报告不干了，到人事局找田伯萍局长调到南温泉白鹤林27中学去教书，就此结婚隐居了……】

后来我得知，鲁若一来自苏北根据地，也是出身好，加上有田伯萍人事局长关照，当然平安无事，但这是我学得来的吗？

当我在反胡风斗争中被打成胡风反革命时，我还昂起脖子大喊我是反胡风的英雄。我是第一个在党报上批评胡风唯心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的……

但有什么用呢？一位大领导批判我说：“你这是掩护退却，是小骂大帮忙……自己心中有病，才喜欢二胡的《病中吟》……”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此劳教劳改去吧！我的二胡情劫也就到此为止。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我才落实政策回到人民队伍。几十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之末，终算安好了家。史丹先生那幅叛逆的油画已经不见踪影，但那把破烂二胡还在。感谢马克思的辩证法，用辩证的思路看问题，烂二胡配了张好蛇皮，再购置了一副新式的钢丝弦，终于在晚年把刘天华的《光明行》拉好了。并且是在一个美好的月光下，拉着《光明行》做好当今的“中华复兴梦”的。

遗憾的是，史丹先生和鲁若一同志都已经过世了，我连他们逝世的日子都不知道。但我相信，在天上，马克思会认为他俩个是好党员，是好同志。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探索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