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研究状况

童力群

《三国志》研究状况

佚名

（童力群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转载）

建国前至改革开放，《三国志》的研究主要是《三国志》中历史人物事件、经济文化及文本研究，《三国志》整体上的研究已内含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改革开放后，侧重于对《三国志》文本及其陈寿撰述的研究，近年研究热点则集中对裴注《三国志》的注文研究，下面以裴注《三国志》进行重点分析。

一、对裴《注》产生的学术背景的研究

钱穆指出当时的史学兴盛状况为裴《注》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逯耀东从更广泛的经史关系角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自古经史不分，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但史学仍和经学有密切的关系。

张瑞龙又认为，裴松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史书注释，从直接渊源说，是对魏晋以来史学研究和史书注释成果的承袭和总结，并集此方面研究之大成；从间接学术渊源说，是史注在突破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经注研究范式中这种以事解经和以义理解经的优长之处。

二、对裴《注》体例的研究

对于裴《注》体例的研究，史学界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陈寅恪提出的“合本子注”影响较大。

其学生王锺翰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裴《注》之体为‘合本子注’，主要受六朝佛教影响”，逯耀东虽然认为杜预的《左传集解》对裴松之《三国志注》有启发与影响，但还是接受了陈寅恪“合本子注”的观点。

学界也不乏对陈寅恪观点持反对意见者。

例如著名学者周一良就提出疑问。著名史家张孟伦则径直指出，裴松之的注史体例承袭于晋朝的孙盛，而根本不提“合本子注”。

张子侠从更为广泛的学术史背景进行探讨，否定了陈寅恪提出的“合本子注”的观点。

三、对陈寿《三国志》正文与裴松之注文数量的研究

最早提出关于《三国志》正文与注文数量问题的是南宋学者晁公武：“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补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此说影响很大。

杨翼骧、吴伟鹏、张志哲等都先后沿袭了三倍的说法，傅玉璋《中国古代史学史》也持此种观点。

王廷洽先后发表《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和《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率先提出《三国志》本文多于裴注。

瞿林东、王廷洽和曙庭都认为《三国志》正文多于注文。

张子侠以唐、宋、元、明、清时期《三国志》的流传为例，认为其版本及其流传非常复杂，他认为，对于《三国志》注文与正文孰多孰少，暂时还不能轻下结论。

四、对裴《注》所引书目的研究

有代表性的主要为：杨翼骧统计为 210 余种，陈垣考证为在 230 种以上，周国林考证为 224 种。

五、对裴《注》史学价值的研究

杨翼骧在 1963 年发表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从裴松之的生平和主要著作、裴《注》的内容及裴《注》的价值几方面进行研究。

柏明、李颖科从对辑佚古史的贡献、对校勘旧籍的功用两方面，肯定包括裴《注》在内的此时期史注的使用价值。

高凯从政治、军事与文化民族融合、经济、社会史与人口史五方面论述裴《注》的史料价值，通过比较裴《注》与陈寿《三国志》原文，逐一分析，充分证明了裴《注》的史料价值。

陈楠从史料价值、史学史价值和历史研究方法价值三方面，对《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进行讨论，认为注文与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指出了裴《注》在史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此外，还有从文学视角对裴《注》的研究，如傅惠生从裴《注》与《三国演义》的关系进行分析。

董广伟从文史分野的角度谈论裴《注》，指出汉以前文史不分，魏晋以降，文学与史学走上了各自独立的道路；陈寿以史家的笔法客观记载三国史实，裴松之处于文史过渡期，以文学的笔法来为《三国志》作注，“为《三国志》增添了文学色彩，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张新科从杂传的角度研究裴《注》所引之书，认为这些杂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