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九江意识”

心跳的节奏

　　“研究中国经济，必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既考虑转型问题又考虑发展问题，不能仅以西方的标准来裁剪中国经济，不能仅考虑政府、市场，而忽略了社会文化这一重要的维度。
　　九江是座急需要发展的历史名城。历史名城意味着必须要有丰厚的历史底蕴，而外化为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或者可以称为“地方意识”的东西。对于这样似有似无的东西，姑且用“九江意识”来表述更为方便。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体认这种“九江意识”的时候，我们更多地只是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看不清、摸不着。而用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这种态度来对待“九江意识”之时，才会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杂谈“九江意识”
　　一、瞎说“九江意识”的主要渊源
　　因为这种“九江意识”在深渗于骨、内化于血。昨天是今天的历史，而今天会成为明天的历史。九江意识的形成必须要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寻找，而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是历史人物的思想都会嵌入“九江意识”这个暂时的静态概念之中。
　　(一)宋儒理学思想。匡庐依陶侃、谢安、陶潜、义门洪氏、周廉溪、司马、刘涣父子等闻名于世，朱熹主政南康军后，以《孝经》化异俗、敦民风、反苟安;其《白鹿洞书院学规》与《学校贡举私议》成为朱子在教育活动中两大珠壁;而都昌曹彦约，“成为朱门中以经济之学第一的高足”，等等。自明清后，虽有王明阳之“心学”，程朱理学一直在江西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朱子实，明清统治者“神”化，儒之理学实为江西，特别是浔阳之地之“显学”之首。
　　(二)山地小农意识。社会学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分。古浔之“大传统”为理学，那么山地小农意识则为古浔之“小传统”，而盛行于民间。因为九江古有四大“米市”之称，而今，江西省作为全国提供商品粮的九个省份之一，九江的是其主要的商品粮基地。但这里因农耕条件较好，温饱型的田园生活而长期形成的小农意识，既有别于山东、河南等中原地区广袤平原而形成的小农意识，也有别于山西等北方山地务农而形成的小农意识，是以逞小智、算小计、争小利为其主要特点“富农”意识。
　　(三)江右商帮精神。江右商帮盛于明，以嘉靖朝为例——四位宰相中有3位赣人、尚书(部长)达17人、侍郎(副部长)达36人。正是这些高官支持了当时广布天下的江右商帮，然随着政治斗争，赣籍官员的倒台，江右商帮也就由盛而衰。可以说，江右商帮这种“官商机制”比后来的胡雪岩之“红顶”商人要早上好几百年，然这种“商”严重依附于官的观念无疑沉淀于包括九江人在内江西人商文化当中。
　　(四)禅净“清虚”境界。"庐山三百寺,何处叩层云."九江与佛道两教渊源深厚。庐山最早是"神仙之庐",而今“仙人洞”和“简寂观”仍是道家朝拜的圣地。同时，九江东林寺就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而至唐代，佛教禅宗在永修县云居山兴建了真如禅寺，在修水县黄龙山兴建了黄龙寺，在九江市区兴建了能仁寺。而“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我曾见过九江乡下的丧事，那真是佛、道两教元素具备，而九江古之士大夫受佛、道两说影响的，更是屡见典籍。
　　(四)江湖码头文化。九江的码头文化历史很长，从长江入鄱阳、进赣江而至福建、广东、广西等是古时之捷径，如江洲为何有官场村，就在于江洲东部历来是官场停靠点。而永修的吴城镇码头在近代也是盛极一时，号称“小上海”。进入近代，长江更成为客、货流动的主要通道，而九江作为对外通商口岸是长江的主要码头，发达的码头经济却造就了“九剥皮”之谑称，既体现出九江内心精明、脑子活泛的一面，也造就了过分投机、宰客严重、欺压外乡人等，可谓“能搞一把是一把，能捞一下是一下”的码头文化。
　　(五)前途官位观念。如果简单地分，官员分前途型与事业型。这种官员时刻注重自己的乌纱帽，在仕途上讲求圆、稳，既惟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又长于扯淡相互踢皮球而不担责任，宁愿耽误事业也不能误了前途。在湖北官场就流行这个一个故事：当年修鄂黄长江公路大桥时，召开过鄂东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时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就提出“走将军路线，早日建好鄂黄公路长江大桥”，导致全场哗然，当地干部认为没有必要修。后来此座大桥演变成了今日的九江长江大桥。但类似的故事在九江官场也多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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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扯“九江意识”制约了经济发展)
　　九江有人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于4700年前，而置郡可以追溯于秦汉时期，然而我遍查资料，九江既没有进入国务院核准的历史文化古城、也没有进入历史文化古镇，甚至连历史文化古村都没有。是九江的历史出了问题，是九江的文化出了问题?还是制约九江历史文化发展的人的意识出了问题?
　　应该是统领这片土地一切的“九江意识”出了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上而下进行推进的变革。与其它处于转型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同之处在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掌握了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了权力的各级政府官员。
　　远的不说，10年前江西就有过“解放思想”，并在全省开展了国企改制，但九江市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却整整满后了全省近10年时间，最近才知道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国企负责人不原意搞。那是谁不愿意搞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前不久，我曾在小饭馆吃饭时得知镇上的工商管理员每个月都要收200多块的费。这个饭馆的老板报怨说，工商管理员说你们(指饭馆老析们)不交可以，饭馆就要关门，而即使所有的饭馆都关门也不关其屁事，他的工资照拿。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的发达，必然是非公经济首先发达。而上面发生在国企改制和发展个私经济的两个例子很具有典型性，如此与时代发展相背离的事情出在九江，不是偶然。足以说明以地方官员意识为代表的“九江意识”对市场经济的负作用。
　　市场从古典经济学上讲，就是价格机制上的抽象。现代经济学则赋予了“过程”、“市场结构”、“产权”、“交易成本”等多种附加概念。但作为社会学的“市场”概念则更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九江意识”对市场、市场经济的了解。因为其把市场理解为一种“多维度的社会结构”。对应于现实阶层分布情况，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我们把“九江意识”当成一个官员意识处于最上层的塔形结构。如果具体地考察官员的微观环境，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仅生活在官场上，更生活在九江社会当中。除了上级而给予的“长官意识”之外，还广泛受到同事、亲戚、朋友、管理对象等多重“关系人”的影响。那么逞小智，“重政治、轻经济”，轻契约，农本商未，官大于民等种种传统“九江意识”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官员的言行。
　　而从整个形势来看：众所周知，九江的领导换得很勤，在我看来，九江就像是整个江西官场的“码头”。所以自然会形成如下局面：
　　在“重政治、轻经济”的“理学思想”影响下，出生于“山地小农意识”氛围内的“前途型”的官员，把“码头文化”发挥光大，不断地催生“江右商帮”式的“企业家”。
　　随便想想就可知道，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政治力量将经济、社会全部纳入体制内的过程，而改革开放的30年，则是政治力量主动地逐步地将经济从体制内独立出来的过程。那么以自胡总书记2006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为标志，形成了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思路，所以，今后的30年乃至更长时间，无疑将是一个政治主导、经济推动而要“生产社会”的过程。九江过去是，现在、未来都将是这个大局的一分子。而在过去的30年间九江并未成为立于潮头的“弄潮儿”，就在于其 “九江意识”的落后一面制约了本地经济的发展。
　　三、歪说“九江意识”急需重塑
　　放眼未来，相较发达地区，九江用政治力量来主导“经济”和“社会”力量都要健康发展的双重任务会更重。而后两者的健康与否，取决于前者健康与否。因为没有发达的地方经济基础是不可能有发达的地方社会基础，同时落后的地方政治力量也会对地方经济、社会产生反作用，所以，政治力量必须要把对“善政”的追求转变为对“善治”的追求——“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还政于民”，意味着首先是政府肯还，同时公民社会能接得下来。如果不重视对原有“九江意识”的重塑，在与社会的“生产”过程同行，那么这个过程是无法顺利完成的。
　　去年，市委书记发表了有关九江城市文化的署名文章，宣传部随即形成了 “融汇九川，敢为人先，勇创实干，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这十六个字至少从字面意思上，是切入了原 “九江意识”的要害。但我们必须要看到，新的“九江意识”由提出要重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这当中，各级领导干部和官员的观念进步无疑是关键。省长吴新雄同志就曾说过：“一个城市没有几百年历史的沉淀和堆积是出不来的，想在一两年之内荡涤尽它所有不好的东西，这只能是神话。……领导者……既要吹冲锋号又要搭过河桥，既要当司令又要当兵，身教重于言教。” 然而在思维的间隙，我突然想到那座被官场戏称为“九江电厂四期工程”而进展缓慢的胜利碑，也想到了经历过十数年种种波折而终被政府严令停工的另一处著名高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真能站在这两处高楼上去，仔细看看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意识，那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今年的第二期《求是》杂志曾发表了《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南通现象”的调查与分析》。
　　“在改革开放初期，南通市曾与苏南的苏、锡、常三市并称为“江苏四小虎”，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从江苏“第一方阵”中掉队。党的十六大以后，南通市委市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开拓进取，奋力赶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之路，进入了经济发展质量好、综合竞争力提升快、城乡居民获得实惠多的时期，实现了从崛起苏中到融入苏南，进而挺进长三角核心圈的全面振兴，被誉为“南通现象”。”
　　其中，文章最后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南通市委市政府以执政为民的理念贴近群众，以执政利民的成果取信于民，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信任和拥护，这种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发展上转化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轰轰烈烈地搞了城市精神征集活动之后，甚至还出了 “小学生背记”十六字的情况。然而我们对照省长那些很实在、很透彻的要求来看，我们再对照南通市“贴近”、“取信”的作法，就会对这场城市精神活动过程有了更多的联想空间，比如空洞的口号?比如公园的盆景?'
　　“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以社会精英和大传统为核心的文化更易接受新的变革观念，与“现代”紧密联系，而以农民和小传统为核心的文化则不易接受新观念，是保守的，与“过去”联系，也被称为“草根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也并非是绝对的，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再造”，并突出了小传统在这一再造过程中的作用。”
　　所以，这座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垂范一下自己提出的十六个字的城市精神呢?
　　垂范应该是重塑“九江意识”的开始。而这和建造“胜利碑”的过程恰好相反

楚凤鸣

江西人小富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