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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排需要铁丝，木材站没有，各个副业组自己到南漳马良去挑。来回300多里全是山路，去时不觉得，回来挑上90斤铁丝，两个大圆圈加一根木杠，被小路两边的树枝撞来撞去，换肩得在稍宽的地方歇下重起肩。脚打泡，肩破皮，大汗淋漓，浑身湿透，还得大步大步走，不然掉队。那个难，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比这更难的是到远安洋坪挑米和油。100斤米，20斤猪油，来回100多里。我天不亮出发，临近中午找到存放米有的农户，吃了中饭挑起米油打回程。猪油罐装，走不到一半路程，罐沿磨破米袋，没带针线，只能用手捏着。走到沮水边的水渠上，天下下起雨，道路泥泞，左边是一米多深的水渠，右边是十几米高的悬崖，悬崖下是滔滔沮水。这时天色已晚，两脚只能一步靠一步挪动，万一滑倒，不粉身碎骨也会跌断筋骨。走过这几里路，进入崎岖的丛林小道。天已全黑，月色全无，未带手电，林深路窄，依然要一手捏着米袋一手压着扁担一步步探索前行。更糟糕的是鞋脱底了，开始尚可吧嗒吧嗒行走，后来只能扯路边的藤条把鞋底和鞋帮绑在脚上。回到住处对面的山上，已近午夜十一点。副业组的两个亲戚接到山上，交出担子才松了一口气。扔了鞋，赤着脚回到住地，狼吞虎咽吃下留给我的晚饭。 一个多月后，两支排扎成。时已深秋，河水渐凉。清早起程，柱着竹篙上排，水已有些刺骨。我被安排首排掌尾。木排只有第一节的木料是全部用铁丝和横木扎死的，剩余十多节只有两边的两根木料扎紧，其余全以抓钩链在节首的横木上。掌尾的任务就是顺着排首的方向从中间开始，撑住竹篙，两脚踏靠老岸一边各节的边上两根扎牢的木料，不住脚向后运动。直到最后一节调顺，才能提篙往前赶，继续撑住篙从中开始调。我没放过排，撑住篙后排动脚动，一不小心踏空，就落到水里。得赶紧爬起来，不然会被木排挤到岸边岩石上或者压到水底。第一天我就落水十几次，喝了好几口水。 天将黑湾排，人累得筋骨尽散。取下用油布包裹的行李和炊具，在河滩上垒石捡柴，生火做饭。狼吞虎咽吃了饭，用河水洗一洗身，铺开行李，对满天星星仰面躺下。三个师傅讲荤故事打趣。远房姐夫肆无忌惮用荤故事撩我。我装作听不懂，望着深邃的天空默不作声。夜风渐紧，浑身困乏，顾不得秋水长天星河摇的河畔景色，呼呼入睡。 第二天醒来，被子上面一层露水，油布垫在河滩上的那一面更是湿漉漉的。河风充盈着腥味。赶紧将行李打包，漱口洗脸，拾柴做饭，吃了早饭启程赶路。这天落水次数大大减少，动作仍别别扭扭，提心吊胆，没有行家那种明快麻利的舞蹈性。 湾排之后，拾柴生火做饭，突听见有人说话。远远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从河滩走来。看清是我父亲来了，大家都很诧异，这是怎么找到的？父亲说，天不亮就出发了，过了远安就一直沿河滩寻找，估计还没出保康，果然就遇见了。高兴之后，大家问有什么事。父亲说学校来通知了，复课闹革命，如果不到学校，就算自动退学。父亲说，既然已经读到毕业了，我看还是去为好，拿个毕业证也比自动退学好。大家一起说，那是应该去，兴许国家会安排工作呢。我仔细看通知，是学校支左军宣队发的，带命令的口气，不去不行，但不指望有什么甜头。 围着篝火吃晚饭，父亲和三个亲戚拉家常，我早早躺下，明天赶回家有130多里路呢。却没有睡意，此去前程未定吉凶难料，有心忐忑，忍不住口占一律，至今还记得大致内容： 秋寒水冷苦飘零 沮水长滩困病丁 奋读原希柴扉出 穷思只恐世风腥 欣传复课忧胜喜 夜闻掀涛吼似霆 辗转通宵因返校 魂惊梦断乞神灵 一夜反则，天明即起，打点行李，生火做饭，尔后道别。堂姐夫代表三人，塞给我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我不要，父亲也连说不能要啊，已经够麻烦你们了。三人说，拿着拿着，算我们给的打发，将来出息了，我们也有一分光啊。 和父亲紧赶慢赶，一百三十五里，夜晚9点到家。弟妹们已经睡下，母亲一边端饭菜，一边说天啦这是怎么找到的。父亲得意地叙述寻找过程。吃了饭，收了碗，父亲让我赶紧洗澡睡觉，他们连夜帮我收拾衣物。 翌日早起，背上换洗的衣物，步行100多里，到学已是黄昏。没找到离校时放被褥在他宿舍的老师，被指定与贾代静同床。大概10点多钟，二一班的造反派把我叫起，带到三五班教室，开始穷凶极恶的拷打。七八个人拳打脚踢，揪头发，扇耳光，抬起“打硪”，不时发出蓬蓬沉闷的撞击声，钻心疼痛，却不能叫出声来。七嘴八舌的询问和谩骂不论回答与否，都不能减轻毒打，只能默默忍受。心里那个恨，恨不得把他们统统杀了。但是，他们既不是平日与我有仇也不是与我共同造反而受害的人，是并不熟悉的造反派，看不清他们脸，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哪些有资格打我、恨我退出“红旗总部”的人，全躲在幕后。我的仇恨无法落实到某个具体人身上。也许，几十年后见面，他说是同学，我还高高兴兴和他们握手。 毒打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让我“滚蛋！”。忍住疼痛，咬紧牙关，艰难挪动步伐，摸回宿舍，继续在贾代静铺上躺下。他轻声问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不用问，他受的毒打一定不比我轻，我想他没死我也不会死。 学校开课，组织军训，学习时事政策，鼓吹“文革”如何好。我心想好个屁呢，好端端大学考不成，左右折腾前程没了还挨打，但嘴上丝毫不能流露，若被定为反革命立即打死都有可能。 后来知道，原狂飙战斗团和革造成员无论男女几乎人人挨打，“革造”司令、副司令贾代静、杨承菊挨打次数最多。却没妨碍造反派们通过造反小报登载的二人情书，接受爱情启蒙教育。杨是我们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常常开完支部会，他俩说要“商谈组织问题”，让我放哨。我也乐得装傻，成其好事。我了解他们都是好人，看造反派如此糟践他们，心里隐隐作痛。可是由于各自的家庭原因，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所有保守派都被打过之后，造反派似乎隐未过足，不时以维护学校秩序的名义，抓一些人来打。同班的闫永贵不知被谁诬陷偷别人的袜子，被拉到教室，审讯拷打。他坚称从未偷窃，还是被拷打逼问。放寒假时，大部分同学已离校，突然发现宿舍有个男同学和外校赶来一起回家的女同学和衣挤在一张铺上，造反派便捆起来游校，便打便宣传他们的流氓行径。现在想起来，虽然挤在一张床上有失体统，但那样的批斗毒打，却摧残身心、毁坏名声的犯罪。但是，支左的军宣队只强调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打人的事向来不管不问。 寒假回家，因伤未愈，走了两天，中途在分乡姑妈袁先英家里住宿。姑妈和表嫂孙秀莲听说我被打，止不住一晚上流泪。回到家，父母按排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我说被打了伤还疼，没吃过药。母亲带我翻山越岭找看跌打损伤的中医，配药酒，喝了三个月，平时帮母亲做些家务事。 1968年3月接到学校报名参军服兵役的通知，征兵部队为兰州铁道兵。我不想参军，和造反派相处，己所不愿，情何以堪，但不报名不行。体检到内科时，肝大一点五公分，心知肝大是喝药酒造成的，停药一段时间就会恢复。医生问继续检查还是明年再来，我赶紧说明年再来。 征兵结束，中央发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村知识青年“回乡接受下中农”的通知，学校宣布各自回家。农村学生回去，不像城镇知情下乡有生产队安排接待，跟家长参加劳动，记工分，分口粮，就算落户了。其实户口、粮油关系、团组织关系都还在学校，学校停课就停止粮油供应了。团组织关系，直到1969年2月接到应征入伍通知后，才开一纸证明转了。 生产队同时回乡的男女青年七八个。他们都是各年级初中生，和我年龄相差一两岁。加上原小学、初中毕业未升学的，大姑娘小伙子二三十人。因为读书而分开，因为下学而重聚，成为生产队重要的生力军。当年我刚进十九岁，身体发育不良，瘦得像麻杆。第一天在门口挑大粪，下坡时没把前面扁担压低，粪桶磕着身后的石阶，桶翻人倒，粪水淋一身。赶紧回家冲洗换衣，吸取教训接着挑。由于不甘落后，舍得下力，肯动脑筋掌握劳动窍门，加之身高优势，力气弱的劣势得到扭转，被评为二等男劳力，跟成年妇女拿一样的工分，比一等男劳力少一分。 五月生产修干打垒仓库，需要大量扯墙条和檩子。一等男劳力砍树，二等男劳力砍扯墙条。在密不透风的深林中砍条子虽然累，但比起把条子捆好扛回来容易多了。几十根一丈多长的条子捆起来足足二三百来斤，林子里山路四五里，弯弯曲曲，左蹩右撞，人被弹得浪浪沧沧，经常摔倒。挂在树上、夹在石头缝里，要卸肩抱住拔出来。几个来回，肩手破皮，浑身汗透，腰压得直不起来。称重验收，一天的总重量不如人，工分下调。 九月秋收刚完，全部劳力上棠垭水库修渠道，每家留一个负责队里零星活路。棠垭管理区八个大队的每个生产队按标工任务大小分段，在东岩半山腰一字儿摆开，先劈山放炮，修平台，再挖渠。我和父亲都上了工地。我们大队住在插旗大队 “小冲”的 余家屋场，人员分住各户，生产队自办食堂，大队设有修理十字镐、锄头、钢钎的小烘炉。我姨妈家在西头，我们生产队住东头，像隔几十米。开工派我和堂弟袁国江等三人去为大队小烘炉挑煤。一百一十斤煤对我不在话下，生产队割谷每天放工要挑一百二三十斤，六七里路一上一下，比挑煤的路难走多了，也就半个小时回仓库。挑煤路远不了多少，天刮风也没当回事，挑着担子猛跑，出汗了干脆打赤膊，结果受了风寒，下午发烧，当夜昏迷不醒，第二天高烧不退，只好住到姨妈家请中医来看，吃了两服药，足足一个星期才好。 感冒初愈再出工，任务是出石渣，即用锄头、铁锨、钢钎将炸松的页岩石渣刨开，掀到山下。看似轻松，由于石块大小不等，不好着力，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还看不出功效。中间休息时，几个爱动脑筋的年轻人抡锤打眼，很快发现一等男劳力按老式粉末打眼的方法并不适应页岩石放坛子炮，我们有办法打得又快又好又省力。于是提出我们愿打炮眼，一等男劳力非常高兴地跟我们换。我和袁正群、袁国文三叔侄一组，一人掌钎两人抡锤。先从中间打一个眼，然后从四角打眼，再在两眼之间打出裂缝，这样就可以用钢钎撬动层石，把他们要打成粉末的石块撬出来。一二十公分直径、深四五十公分的坛子炮眼，一天能打四五个，功效比原来提高几倍，放炮效果也好。不明究里的都羡慕我们有力气，比大人卖力。 十月工地不幸发生事故。五队青年刘先进放炮后没到规定时间查看哑炮，人到炮响被炸死。他刚满十八，就这么走了，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大队书记袁先烈哭着让我替他写检讨，他是大队工地总指挥，出了人命，要对事故负领导责任，还要牵头办丧事。检讨写好他派人连夜送公社指挥部，又吩咐我写悼词、扎花圈，通宵未睡。第二天清早，全大队工地人员送灵柩回本大队五队安埋。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和父亲一起回家休息。 第三天重上工地，简短进行了安全教育，继续施工。标工任务没到三分之一呢，必须抓紧。我们三人组依然负责打炮眼，抡锤掌钎，嗨呀呵地喊着抡锤调，把安全事故带来的伤感和不安扔到九霄云外。毕竟我们活着，必须做活着该做的事。挖炮眼的技术更加熟练，挖得多，工程进度加快，常常得到放炮组和大队指挥部的表扬。 元旦前后，公社召开征兵动员大会，和我年龄相仿的都报了名。接兵部队排长汪伟珍来到工地一一走访摸底，听说我是重点高中毕业生，爱好写作，而他初中毕业入伍，是一名优秀的通讯员，发表了不少新闻作品，特别希望我能顺利通过体检和政审，把体检、定兵的程序和听候通知的时间交待得非常详细。后来，他是我的新兵排长，道路机械连的二排长。棠垭管理区人武部长杨汝汉知道我从未参与冲击本地机关和打砸抢的学生，也希望我顺利入伍。倒是本大队班子成员希望我留下担任团支部书记，我只得恳求大队书记袁先烈、大队长单永喜、民兵连长王学武让我去当兵。心想若是和我要好的都当兵去了，留下我多孤单。体检全大队却只我一人通过。政审颇费一番周折。因征兵部队属第二炮兵工程兵，政审十分严格。我父母是贫农，父亲是土改根子、贫协主席、党员，还当过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本人没有打砸抢和军事机关的行为，没问题。但社会关系中，有三爹袁先锐、小姑父王宏善、二姨父三人被国民军抓壮丁，解放战争才加入解放军，需要一一弄清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地方人武部和接兵干部一起调查取证的政审稍不符合要求，定兵会就通不过。据说，我的政审材料直到最后一次定兵会才通过。 春节前接到应征入伍通知，父母打心里不愿我当兵，母亲天天落泪，父亲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大半截。期间我和父亲为分乡镇上叔伯姑父奔丧，父亲哭泣跟姑妈诉说如何不愿我当兵。我家八口，兄妹六个，唯我成年，1967年我争2400多分，1968年争3600多分，当年第一次成为余粮户，累计还欠缺粮款200多元。我一走，需要军人家属照顾，但家庭活路全落在年近五十的父母肩上，而且还担心我有三长两短。我坚持要去，临近春节到县城人武部换了装。正月十五亲戚朋友都来送行，热热闹闹地像一桩事路。十六清晨在亲人拥簇下，步行到棠垭集合，再步行50里到分乡公社集中。十七日乘车到宜昌市大公桥兵站，十八日乘轮船到岳阳，改成军用列车去昆明，从此开始十四年军营生涯。 1996至1968三个心灵倍冲击的动乱之秋转眼过去，算起来快五十年，漂浮在脑海的图景一幕幕仍如昨日。于是敲下这些文字以为青春祭奠。 20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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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宜昌市 2014-9-1 14: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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