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夕照 1996年深秋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县委书记李德炳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坐在对面,说,你政研室工作了这多年,县委打算把你的工作调整一下,提拔却有困难,市委田震亚明确答复过了45岁他也没办法,只能平调,你看到那个单位好。我想了一下,说文联、残联就可以。李书记说,那不行,县委今后还要人写材料啊。我又说,党校也行。他又说,那里七八个当过乡镇书记的副校长,不好搞,建议你不要去。李是华师中文干部专修科高我两届的同学,毕业后任地委政研室副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又任秭归县委副书记六年多,1994年才来宜昌县任书记。我知道他心中早有安排,不好再提要求,就说,你看我到哪个单位适合。他说,劳动局人不多,局长在那里工作时间太长,准备安排到政府办当主任,你去那里比较适合。单位不大,却很重要。你是搞政策研究的,去那里我们比较放心。我说,听从组织安排。他说,你同意,就提交明天的会讨论,通气的情况先不要说,等文件下了在交接。 星期一,县长陈华远代表县委和我正式谈话。他说,人都要老的,现在我代表县委安排你,你去那里还可以搞两届;不知道明天谁代表组织来安排我。劳动局不错,干部职工的素质比较高,单位基础比较好,去了和班子成员搞好团结,好好工作,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们。我说,感谢县委的安排,努力把工作做好,保证不捅漏子。 提拔不提拔的事情我早已看淡。虽然1987年被列入第三梯队,先后参加过地委党校中青班、中央党委整顿提高班、华中农业大学农业部县级农业干部班等多次后备培训,但我前面等待提拔的人一大排,轮到我早过了45岁。尽管县委曾经争取,年龄限制在那里摆着,我压根不指望。不过,想到人老了,组织在为自己找退休单位了,心里不免一阵酸楚。“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个媚眼一杯酒,来不及大笑一声,就到终点站了。这种心绪,同1995年秋送儿子上大学时一样,想到儿子长大了,大学毕业就完全独立了,今后只是赡养与被赡养的关系,心就一下子被掏空。送儿子进大学后就发高烧了,去省委政研室报参加到工作会议时,赶紧找医院拿药,吃了药躺在宾馆的房间里天晕地转。 一到劳动局,就赶上全国性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下岗。安置失业下岗职工,保障职工待遇,协调尖锐激烈的矛盾,成为全局上下的主要工作。只是方方面面的思想认识冲突太大,企业没钱为职工缴纳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认为劳动局不给企业减负;职工认为劳动局跟企业和政府穿一条裤子,把他们逼上绝路;领导认为老动局管得宽,定的补偿标准高;企业主管部门认为劳动局收的社会保险金多、安置职工的补尝金少。有时不得不跟职工拍桌子,乱闹不能解决问题,不跟劳动局谈,围得领导不能办公,最终还是要过劳动局这一关;跟部门拍桌子,是你主管的企业要改制,不是劳动局要改制,不补齐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金改制就搞不成;甚至跟个别领导拍桌子,你说乡镇企业职工可以不交养老金,那么劳动局把已退休领取养老金的职工交给你,你看财政能不能给他们发养老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局长是个软蛋,政策上不能把关,不能坚持管辖内企业一个标准,企业和职工就会永无宁日“翻烧饼”,破产、改制就会搁浅。以至市劳动局在派人到县劳动督办工作时,领导特意交待要派老同志去,宜昌县的局长政策熟经验多又有主见,非得要同样有经验的人才谈得拢。但我是出于公心,坚持原则,应用好国家政策,保持职工待遇政策的严谨性和连贯性,尽可能为职工争取利益。为此未少给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汇报。值得欣慰的是,当我把道理讲透之后,领导还是非常支持。比如,当时企业一困难,就找领导批条子要劳动局借保险金给他。我拿着领导的条子找到领导,问您觉得这笔钱借出去这个企业是不是就翻身了,再不会困难了?如果是,我不怕和领导一起犯错误,把钱借给他。如果不是,我建议不借。领导想一想,收回了条子。有个主持企业改制的企业领导班子,也同职工一样,集体到劳动局闹待遇。我说,改制企业如不经国务院批准,不可能享受国务院规定的破产优惠政策。你们如果认为可以,就把国务院批文办下来。办不下来,就只能从两种办法中选一种:或者按严重困难企业裁员补偿办法,领取最多不超过10个月的补偿金和24个月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可以拿9000多元;或者自愿自谋职业安置,按实际工龄领取每年一个月的补偿金,最多可以拿近两万元,不享受失业金。一个厂只能选一个办法。你们想一想,班子成员一般有三十年以上工龄,可以拿一万八九。虽然少,可比第一种办法多一倍。想通了带头签字。这个厂老职工多,新职工少,领导一签字,老职工跟着签,少数新职工也闹不起劲了。还有一个难题,是移民职工招工最长工龄五六年,按工龄每年一个月补偿,只有两三千元,显然不行。因而决定由企业将当初按每招工一人一万元的安置经费退还给本人,作自谋职业安置,比未招工就自谋职业的多2000元,不再领取每年一个月的补尝金。移民职工要求既领取补偿金有退还安置费,闹得不可开交。好在国家移民局的答复也是领取招工安置经费的不再领取每年一个月的补偿金,劳动局、移民局一起做工作,才形成惯例。 更艰难的是一年到头为劳动局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着急。面对电信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咄咄逼人的费用催缴单,一筹莫展。不满意也得筹钱,如果真停电断水,工作停摆,乱象会更加严重。当时的财政供给体制是局机关纳入财政预算,按人头经费与办公经费两项核准财政拨款预算额度,行政收费按省物价局标准减半收取并上交10%给财政,剩余的由财政按项目用途拨付;保险局按上年基金收缴额度的1.5%提取人员和事业费用;就业局按上年收缴失业金额度的1.5% 提取人员和事业费用,事业收费按省物价局标准减半收取,上交财政10%后按项目用途拨款。财政每年压缩行政和事业办公经费10%,行政和事业收费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逐年锐减,省市劳动局还收回了一批原下放给县级劳动部门办理的收费项目,县劳动局必须交钱才能办妥企业和职工要办的事项。三峡工程移民、县内正常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安置工作经费因移民、土管经费压缩不再拨付。这样,财政拨付经费年年减少,行政和事业收费项目严重萎缩,而工作量越来越大,收费项目的办事成本越来越高,局级机关和就业局可用经费严重不足,社会养老保险局提取的经费虽然充足,财政允许开支的额度却很小,而且社会保险工作离不开局机关,但局机关的工作经费却不能从社会保险管理费中列支。最困难的年度,劳动局26人,财政全额绝算支出经费仅55、58万元,人平2万多,是全县局级机关最低的。除去工资福利,水电、通讯、车辆、会议、差旅、办公、接待、修缮等微乎其微。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周勇带队了解机关廉政情况后,在领导班子交心会上说,没想到劳动局这么清苦,领导班子成员是廉洁的,也没条件搞腐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你们要加强青年干部艰苦奋斗的教育,咬紧牙关,共度难关。我们回去也把情况向领导汇报,尽量为你们争取一些支持。县长曾宪荣也在全县劳动工作会上说,劳动局过去是人人羡慕的单位,现在由于改制和经济不景气,非常困难。但是,他们没有泄气,工作更加努力。大家要重视、支持、理解劳动工作,与劳动局配合,全面完成劳动工作任务。 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保社会稳定,促事业发展,一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两大重点。保稳定的重点是依法维护职工权益,扩大社会保险,促进社会就业,缓和社会矛盾;促发展的重点是开辟服务领域,优化服务程序,改善服务条件,完善失业下岗职工安置政策、加大待遇落实、培训安置就业和扶持力度。一方面大力推进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强基金征收、管理、发放;参与企业改制,逐人落实职工待遇,协调社会矛盾,顺畅劳动和社会保障关系、职工档案结转;加大劳动力市场秩序管理、拓宽记就业渠道、组织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并跟踪服务、开展培训提高从业能力;另一方面,争取上级扶持,筹措资金新建了劳动就业学校、计算机培训中心,修建了离退休职工活动中心和就业培训中心。在我任职的五年中,尽管形势艰巨困难,全县劳动保障事业并未停滞不前,反而一直走在全省现实前列,县政府和劳动局年年受省市政府和劳动部门表彰。据说,我担任局长后的第四五年,到组织部报名要求安置到劳动局当局长的就有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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