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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我的那些民师同事
刘南陔
叶文钰
其实，他首先是我的远房兄长，初中同学，然后才是同事。同事时间很短。
1954年我考进沙洋中学，沙洋离柴集有70多里路，当时我不到13岁，要独立生活，须得一位大同学带着，这位大同学就是叶文钰。我读初一时，文钰哥已经读初三了。他长我很多岁，对我照顾很是经心，我们一同上街，一同到襄河边去玩，星期六还与他睡在一起。
我们同学的时间其实也很短，不到一个学期。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天晨会上，学校宣布处分一批同学，其中就有文钰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他的错误是偷藏了别人的一只铜盆——当时没塑料盆，搪瓷盆也少，铜盆很常见也很低廉。文钰哥就这样被学校除名了。
一年后，文钰哥到五一社——当时应该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开了一所私塾，招了一些蒙童，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乡邻们称他为“先生”，解放才四五年光景，“教书先生”是沿用旧社会的称呼，后来改口为“老师”。文钰哥创办的这所私塾，随着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不断变换，先后被命名为“五一小学”、“九龙大队小学”、“九龙村小学”，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学校集并时被撤销。文钰哥并没有经历办学的全过程。1958年大跃进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办粮食，要“超英赶美”——我所在的公社名之曰“荆门县超美人民公社”——学校也不例外，文钰哥被请到管理区中心小学当老师，负责校田的耕种管理。1960年，我因病休学回家，文钰哥荐引我去那所中心小学任教，于是乎我们又成了同事。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已经开始，学校的粮食、油料倒有些存余，据说这都是文钰哥的功劳，凭此帮全校二十多号人度过了难关。
三年自然灾害后，国家实行休养生息，劳逸结合。紧接着开始了精兵简政，工程下马，城市居民下放，教师队伍整顿。刚参加工作的我，才知道学校20多个教师还分三六九等的：正式教师留下，代课的、雇请的择优而用，校工则在清退范围之列。文钰哥是校工，当然首当其冲。这样子算起来，文钰哥在学校前前后后也就干了七八年。回到生产队之后，人们仍然称他为“文钰老师”——上工派活时，登记工分时，都这样叫。五一大队从他发蒙、摘掉了文盲帽子的那一代农民，甚至十分感激他。
我想起的几位民办教师首先就是他。
官云臣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父亲只读过三个月私塾，母亲是个家庭妇女，谈不上从小受到什么熏陶。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土生土长的启蒙老师上官云臣，他做了三十多年的民办教师，最后因脑淤血静静地躺在了那所民办小学的黑板下。他是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说他不平凡，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了大学生、研究生；说他平凡，当民办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琴棋书画，他无一不会。我常想，他才是一块埋在土里的金子。难怪他去世后，那所小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在送葬的路上排起了十里长队，悲悲切切。”
这是湖北著名书法家官会平在他的集子《官会平字课》后记里的一段话。官会平是湖北省书画研究会、湖北硬笔书法研究会副会长，《楚天人才》杂志总编辑，出版有《官会平书新三字经》、《拾贝集》（散文）等著作。他在《官会平字课》后记里提到的首先是著名学者、书法家吴丈蜀，感激其为集子作序、署题，次则是湖北美术出版社社长陈东华，感谢其为在社会亮相提供舞台。然而官会平把主要篇幅留给了他的蒙师——一位当了三十年民办教师上官云臣。后记有2000多字，写上官云臣的就达600多字，占去了四分之一。这在林林总总各色读物的后记中，特别是在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家的后记中实属罕见。
官云臣（“上官”一姓在吾乡往往省去“上”字）是我的中学同学，低我两个年级，他高中毕业时我已离校。他呢，因病未能通过高考体检，失去了上大学机会，回乡务农，后来在大队学校里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我们不在同一个公社内，只能在区里开会时见上一面，寒暄几句，对他在学校的工作情况不甚了解。我们还是借助官会平的后记来做些介绍吧。
官云臣与官会平的父亲同辈，两家隔壁连墙。官云臣常带小会平上山放牛，教他唱儿歌，背古诗。小会平上学了，官云臣就安排他住在自己狭窄的寝室里，吃住都在一起。看到小会平有些天赋，官云臣就教他画画，荷花呀，蜻蜓呀，什么都画。每天一张大字，一篇看图说话，雷打不动。星期天，他们又一起回到生产队里干话，插秧呀，拔草呀，样样都会。小会平最快乐的事就是在官老师帮农户写春联的时候去牵对子。官老师边蘸墨边写，一挥而就，小会平则配合默契，牵得恰到好处。农户的奖赏往往会有一碗鸡蛋茶。寒冬腊月，官老师怕小会平冻手，还给他挖楝树根、采燕麦芽煮水泡手。乡亲们没纸，官老师就贴纸贴墨，然后打柴换钱去买。“年年如此，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官会平如是述说。
我在区教育组工作时，曾到官云臣任教的学校视导，到他寝室里坐过一会儿，墙上张贴着他自己的水粉画，挂着他用于演奏的胡琴、秦琴。学校规模较大，还有两个初中带帽班。官云臣在学校里是把关教师，教初中课程，视导组没有听他的课。
再后来我调到了县教育局。有年春节回乡拜年，听说官云臣年前患病，送到县抢救，没有抢救过来。人啊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再等两年，民办转公办的好政策就要下来了，如果排队转正，你准能排上第一名的，论学历，论师德，论教学。可你就是没能等来这一天。
陈永富
“民师”这个词出现在解放初期，盛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指那些在夜校里教人识字的人，相当于当下的“义工”。用于职业术语，专指“民办教师”，还在八十年代。陈永富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义工”。他当时在周坪大队教耕读小学。耕读小学的前身就是识字班。识字班有成效，脱盲人数多，群众满意，大队支持，就可以升格为耕读小学，再往前走就是民办小学了。六十年代的陈永富可能就识几千个常用字，会加减乘除而已。他并不会珠算，而珠算是耕读小学的必修课。我当时在许岗小学教书，每逢星期天，陈永富总是背着一把毛算盘来学校讨教。区上开会时，也能看见他背着一把毛算盘，在树荫下拨弄。毛算盘现在年青人恐怕没见过，就一把一米多长的大算盘，每根珠柱都用鬃毛裹着，珠子拨上去不会落下来，便于教学演示，坐在后排的学生也能看清老师的指法与演算的结果。没有毛算盘，珠算的班级教学是不可想象的。陈永富整天背着毛算盘，可见他对这个伴侣的一片深情与无限执着。不理解的人或许会以为他有些迂腐或者过于神经。如果他能活到现在，假设他能上毕福剑的星光大道，准会获得“算盘哥”的雅号！
后来，陈永富参加了区上的各种短训班，拼音的，语法的，农机的，农技的，拿到了一大挪结业证书。文革后，教育拨乱反正，恢复函授教育，他又参加中师函授学习。那时我已是函授教师，就教他的语文课。他学完语文，又学数学，还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他躲在那所偏僻农村小学里硬是苦读十年，拿到了中师毕业证书。后来，国家从民办教师中选拔公办教师，陈永富凭考试进入了公办教师行列。他被调往乡中学任教。出身贫寒的陈永富对农家子女特别关心体贴，学生断了伙食费他总接济，学生学习跟不上趟他总抽出休息时间补课。陈永富多次被评为县里、区里的模范教师，参加过巡回报告团向师生做事迹介绍。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教育之花在广袤的原野上绽放。
铁打的汉字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磨难。陈永富病倒了，待发现时已是肝癌晚期，他带病坚持工作，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他去世后中共湖北省委追认他为优秀共产党员，他的事迹广为传颂。他活了短短的43年，其中教育生涯就25年，而当公办教师只有短短5年时间，所以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背着毛算盘走村串户、送教上门的路途中，停留在民办教师的印象里。
叶孔华
他是我的一名学生。
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侯王两位教师的一封信，建议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回原籍工作。“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日报》开辟专栏讨论长达一年之久。于是乎农村公办小学撤销，教师回原籍，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里办高中，县里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中小学走“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五七指示”道路，形成了铺天盖地的“五七教育网”。我从数十里之外的一所公办小学回到原籍柴集大队学校任教，于是他又成了我的同事。
大队小学办在大队部里，大队部直属机关除学校外，还有一座砖瓦窑厂。我们与窑匠师傅共一个食堂吃饭。食堂当然没饭厅，开饭时窑匠们、教书匠们——请允许我把窑匠放在前面——打好饭菜之后，找一块砖头搁好菜碗，大伙儿便蹲着吃饭，边吃边聊。叶孔华读县中学时，被海军部队选上，当过海军，见过大海，上过舰艇，他那件海魂衫着实叫人羡慕。复员后，大队安排当老师，他十分自信。家庭成分好，个人根子正，什么话都敢讲，“民办花子”一词就是从他口里迸出来的。我不敢想象，还觉得有点过，太伤自尊心，人民教师怎么就成了一个叫花子呢？仔细一想也是，别人窑匠师傅，一工人阶级，人们也不称“窑花子”吗？有什么不妥！
我上调教育局进城时，小女儿还留在乡下，刚读一年级。每次回乡时，老母亲总对我说，下雨天都是孔华送回来的。所谓“送”，我知道其实就是“背”。我们家离学校有一两里路，要经过一段毛渠埂。渠埂窄窄的，雨天特滑，像鲇鱼背。老师们怕学生落水，都是背着学生送回家的。我们大队在外面教书的人少，我回乡后又进城了，留下的都是“民办花子”。“花子们”没考虑调走与否，转正与否，他们本身就是农民，他们只知道对农民负责、对农民的子弟负责，多么伟大、多么高尚的一群人啊！
可是上天就是不长眼，好人没有好报。孔华不久得了尿毒症，同事们把他抬到镇上、县上，输液、透析，终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四十多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可幸的是他的儿子后来进了师范大学的定向班，现在是一名公办教师了，孔华在天之灵或许能得到某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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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荆门市 2014-11-2 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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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宜昌市 2014-11-9 16:01:23